【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太平天國：中國的“西化而非現代化”大潮

http://www.CRNTT.com   2011-09-25 11:50:44

太平天國：中國的“西化而非現代化”大潮 　　在近代中國，既有中西文化交流，又有新陳制度代謝，文化變遷與制度興革的關係就很有趣了。制度上的現代化與文化上的“西化”當時往往混在一起，而且後者有時還被看成是最為深刻的變化。過去有種流行的說法，說是近代中西交往是個“三階段”的過程：洋務運動時代學習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學習西方的“制度”；而新文化運動則達到最高層次，開始學西方的“文化”了。 　　這種把“文化”列為最高層次的“三階段”論，反映了一種文化決定論的觀點。但它未必符合事實。筆者前面已指出：其實鴉片戰爭後一些先進國人對西方“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產生羨慕，並不晚於國人重視器物層面的“船堅炮利”，而像劉錫鴻那樣反感西方“器物”，卻對西方“政教”私下稱羨不已的現象，也並不罕見。但是，最為重要的反證應該是太平天國：作為基督教這一“文化”在華造成巨大影響的事件，太平天國早在洋務運動之前就震撼了神州。 　　在過去的近代史中，太平天國通常被當作傳統的“農民起義”看待，但毛澤東也曾把洪秀全與康有為、孫中山並稱為“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作為“農民起義”，太平天國曾被宣傳為“打土豪分田地”的先聲，有人甚至杜撰了所謂“太平天國民謠”：“毛竹笋，兩頭黃，農民領袖李忠王。地主見了他像見閻王，農民見了他賽過親娘。……農民領袖李秀成，是我伲農民大恩人，殺了土豪和惡霸，領導我伲把田分。”而《天朝田畝制度》更是一度紅得發紫。 　　但如今，不僅那種“民謠”已經被還原為小說家言，《天朝田畝制度》也還原了真相：它不僅內容與“打土豪分田地”無關，而且當時就流傳極少，可以說只是一份天朝“內部文件”。當時清朝情報部門根據天朝的“旨准頒行詔書總目”進行搜集，結果其他書都不難找，就是不見這本今人捧為天朝頭號“綱領”的《天朝田畝制度》。情報官報告說：“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捆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賊中尚未梓行耶？”（張德堅：《賊情匯纂》卷九“偽書”）其實此書倒是“梓行”了，但數量少到幾乎無人得見，自然也談不上影響。人們早就公認《天朝田畝制度》並未實行。但就算未能實行的理想也應該有宣傳號召作用嘛，太平天國為何要對這一“理想”秘而不宣呢？其實讀了就會明白：這個“制度”對天朝官員爭取立功獲得高官厚祿也許有激勵作用，但普通百姓讀了是不太可能有好感的。（秦輝：《太平天國：傳統民變的特殊標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節》，《看歷史》雜誌 2011年8月號，88-94頁） 　　實際上，太平天國與傳統中國歷次王朝末期的大規模民變一樣，本就是“秦制”下周期性危機中專制朝廷與民間社會的衝突，與所謂“農民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並沒有多少關係，更與“土地改革”無關。要說它在這類民變中有什麼特點，第一是以“奉天討胡”誅“滿妖”為言的漢族反滿情緒，第二，就是毛澤東說的“向西方尋找真理”了。 　　說到“向西方尋找真理”，人們首先提到的通常是太平天國另一個所謂的“綱領”，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此書的確是一篇受西方影響、站在時代前列的文獻，其資本主義色彩至少比同時期的許多洋務派還明顯。但洪仁玕本人的實際作為卻遠不如洋務派。而這本書的影響甚至還不如《天朝田畝制度》，後者好歹還是“旨准頒行詔書”之一，不管多麼“內部”總還屬於正式文件。而《資政新篇》是洪仁玕個人署名，沒有“旨准頒行詔書”名義，其流傳比《天朝田畝制度》更稀。 　　太平天國所找到的“西方真理”，其實主要還是基督教。 　　按照前面的定義，信基督還是信孔子，是“文化”之別，而信仰自由還是神權專制，則是“制度”之別，因此說太平天國在“制度”現代化方面有何意義，固然很成問題，但說它是一場“西化運動”，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因為太平天國在政治經濟各種制度上除了一些乖戾的做法，說實話沒什麼有價值的引進與創新，但她卻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時空範圍如此廣大的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