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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的知識群體向何處去？

http://www.CRNTT.com   2012-06-12 11:52:38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6月12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中國的階層與意識狀況：政府知識分子與“左派”》，內容如下：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或者權力），而力量（或者權力）是要承擔責任的。今天討論知識與責任這個問題，主要是出於對中國目前知識界思想狀況的深刻擔憂。儘管中國繼續被外界視為權威主義政治體系，但從社會意識形態來說，中國已經步入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這一方面是好事情，這種局面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義必然導致思想多元主義。那為什麼要擔憂呢？ 　　第一、目前在中國存在的主義都是從西方進口而來。歷史地看，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當時中國社會處於大轉型，各種思想系統化，互相競爭來影響現實政治。但當時所有的思想和主義，都是源自於各諸侯國的實踐，各種本土思想也意在影響各諸侯國的國家建設。就是說，各種思想都和現實相關，它們來自實踐，不僅能夠解釋實踐，而且也能指導實踐。但現在進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更不能指導中國的實踐。思想決定中國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導行動，任何思想是行動導向的。如果這些進口的思想成為了官方主導的思想，會對現實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隨著全球化進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國也無意拒絕西方思想。不過，從近代以來各種進口的思想對中國社會政治實踐的巨大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來看，人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 　　儘管中國現在也面臨各種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最主要的危機就是中國人，尤其是各類精英的思維或者思想危機。自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轉型之中。有很多問題是任何一個轉型社會都會面臨的普遍問題，但也有很多問題是國家戰略和政策所致。這後一類問題往往和決策者的思維和思想有緊密的關聯。且不說毛澤東時代所進口的思想例如“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對中國社會的毀滅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等思潮，也在繼續對中國社會產生類似的影響。只要中國精英層的思維和思想繼續處於最近以來的“被殖民”的狀態，繼續讓進口的思維和思想來主導改革的政策，中國社會繼續面臨無窮盡的問題。 　　第二、各種思想已經表現為極端性。思想在各國之間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極端思想則會產生消極後果，極端的思想導致極端的行為。在中國，很明顯，各種進口的思想正趨向極端。這尤其表現在左、右（自由）派之間。左、右派之間激烈的思想競爭，已經導致了兩者的極端化。這種局面如果繼續，有可能會超越中國的改革局面，而導向激進甚至革命的局面。 　　第三、各種進口的思想早已經顯現出其影響公共政策的取向。思想由不同的社會群體進口，而進口什麼、不進口什麼，則取決於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現狀及它們所要追求的新利益。因此，思想始終和公共政策相關。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到今年的各種“左派”思潮，在這一點上都具有同樣的性質。它們一方面追求自己可以獲取利益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對這些政策給予了強有力的論證和辯護，使得社會的整體認為它們是在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私利益。 　　第四、各種思潮不僅和公共政策相關，而且也開始和社會力量相結合。只要是行動導向的，各種思潮必然尋求和社會力量的結合。一旦結合，就可實現“知”與“行”的統一，從而導向現實的改變。改變現實當然是目前的中國所追求的。但問題是向什麼方向變化？如何變化？變化的獲益者是誰？這些變化又會對中國整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必須回答。簡單地追求變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數人不想看到的變化，甚至是必須努力加以避免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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