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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那一代出版人與作者、讀者的關系結構，在經歷了解放、建設新中國、苦難，最後重拾事業這一系列過程，其底色，用“朋友”來概括將更准確。那些“溫情猶在”的朋友關系，自然構成了難以複制的出版資源。翻閱三聯書店圖書總目，範用所記述的那些名字，皆為重要的著作人，在一個時代引領著中國文化界。如此種種因素，再來觀察那本萌芽於鹹寧“五七幹校”的刊物——《讀書》的出版，一切顯得自然而然。 　　對那本被稱為“新啓蒙時代”象徵的《讀書》雜志，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範用的回憶極其克制。在雜志出版300期時，範用曾撰文回顧當時：“由陳翰伯出面邀請於光遠、夏衍、黎澍、戈寶權、林澗青、鄭文光、許覺民、曾彥修、許力以、王子野、陳原、範用組成《讀書》編委會，《讀書》編輯部馮亦代、史枚、丁聰、倪子明列席。可是這樣的編委會很難召集，不如改為辦實事的編委會，由陳原任主編，倪子明、馮亦代、史枚任副主編，按陳翰伯的意見，範用亦忝為編委。” 　　這同樣是一個後來難以複制的組合。籌備《讀書》雜志期間，陳翰伯是國家出版局局長，陳原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而範用是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倪子明則來自國家出版局研究室。倪子明回憶說，最初討論方案是由國家出版局研究室牽頭來做這件事，但大家又感覺這一設計並不合適，“(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說話”。稍後進入主題討論，續而進入操作階段後，最終形成的意見是認為由三聯書店出面辦比較好，由此形成一種特別的結構：《讀書》編輯部設在人民出版社里面，機構名義屬於國家出版局，刊物主辦者是國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編陳原來自商務印書館，副主編倪子明則來自研究室，屬兼任。當時，三聯書店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出版機構，還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部，因為範用是當時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所以雜志辦在他的手下。正式出版時，史枚、馮亦代與包遵信亦進入《讀書》雜志編輯部，史枚與董秀玉是雜志實際的操作者。 　　中國的變革帷幕正在徐徐拉開，而真實世界仍按部就班地延續著過去。在這種現實下，“讀書無禁區”——《讀書》創刊號上一篇文章的標題，在當時自然引發軒然大波，成為“事件”。當然，它亦成為新啓蒙時代標志性的口號、文化知識界的“集體記憶”。而回到歷史現場，面對波瀾，作為回應，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讀書》雜志上，陳翰伯親自執筆著文，重申辦刊宗旨，坦蕩地堅持“讀書無禁區”的主張，並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絕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聽憑某一聖哲一言定鼎的辦法，更是不足為訓；我們願意和讀者一起，在激蕩的思想海洋裡，各自拿出一點智慧來……《讀書》雜志的品格由此定型。 　　《讀書》雜志之後，三聯書店有了新的變化。 　　1983年11月23日，胡繩、徐伯昕、錢俊瑞、徐雪寒、周巍峙、沈粹縝聯名上書文化部黨組和中宣部，要求三聯書店恢複獨立建制。 　　1985年1月10日，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發出關於設立三聯書店籌備小組的通知。三聯書店籌備小組組長：陳原；副組長：劉杲、吉少甫、範用。 　　1986年1月1日，三聯書店成為獨立出版機構。 　　從譯介到譯叢 　　80年代引領的潮流 　　80年代——在自己的那個以此命名的訪談錄裡，查建英在開篇寫道：“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查建英的訪談對象有陳平原，作為學者，陳平原回過頭來看80年代，他說：“我的感覺是，1985年，整個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動’，不，是‘躍躍欲試’。” 　　將1985年作為一個節點，當然是一個有意思的選擇。 　　之前，三聯書店因為範用擁有中國文人極其廣泛的人脈，構成了《讀書》重要的作者來源，也同樣構成了三聯出版物的重要來源。那本非常轟動的《傅雷家書》，其選題發現，即為範用人脈使用的經典方式。那一時期，現任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潘振平概括說：“主要出大作家的小東西。” 　　與此同時，《讀書》雜志上譯介的那些外國書目，也開始進入出版者的視野。沈昌文過去經歷所積累的另外一種人際資源，成為新的出版來源。他說：“三聯出的名家著作，都是範用出的主意，不是我。我主要是搞翻譯出版。範用認識很多老作家，巴金啊等等，可是我不成。我這邊主要是搞翻譯的人。”1986年，三聯書店完成從人民出版社分離的工作，獨立之後，沈昌文成為三聯書店的總經理。“我主持三聯的時候，一年裡翻譯的書達80%。” 　　1983年7月，沈昌文將翻譯瓦西列夫(保加利亞)的《情愛論》作為選題上報，很快批複同意。結果，《情愛論》一經出版，極其暢銷。統計至1998年為止的銷量，達到120萬册，創下三聯書店譯書的發行量紀錄。《情愛論》與稍前翻譯出版的《夏洛蒂.勃朗特書信》，同時翻譯出版的《歐洲文化的起源》、《我怎樣學習和寫作》(高爾基)，以及隨後出版的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異端的權利》共同構成三聯書店“文化生活譯叢”。它們在市場上不俗的表現，表明“新啓蒙”開始收獲第一個果實：向西方的優秀文明成果學習。而稍後三聯出版的房龍的《寬容》，同樣風靡一時，“寬容”這詞本身亦成為一個時期的精神導向。 　　個人的趣味偏好與機緣巧合，加之市場熱情的回應，三聯書店的“譯叢”已經奠基。1985年那個節點上，“躍躍欲試”的學術界尋找了什麼方向？那一年，甘陽在醞釀後來他作為主編的那套“文化：中國與世界”大型叢書。 　　當年作為北大外國哲學研究生的甘陽描述自己那一批同學：“讀現代外國哲學的人非常自傲，很看不起別人，看不起任何其他人，都覺得我們學的當然是最厲害的武器。”而自傲的基礎是，甘陽翻譯的卡西爾的《人論》，一年內印了24萬册，還評上了上海圖書獎。除此，“我們很看不起當時大談薩特的人，不是指國內專門研究薩特的人，那是我們的朋友，而是指社會上例如中文系什麼的喜歡用薩特說事的人，薩特在社會上當時是有點紅。因為我們讀的是海德格爾，海德格爾1946年有一個很有名的文章叫‘關於人道主義的信’，這個信實際是批判薩特他們的存在主義的……所以可以想見，我們當然就都覺得自己是拿到真經的人啊！” 　　這是一個極其有趣味的人物與時刻。範用時代的出版者與作者那種醇厚的關系，在“躍躍欲試”且個性張揚的時代，存在著新的變數之可能。沈昌文與董秀玉回顧自己的出版事業生涯，都坦陳，“出版者與出版機構的氣質是被作者決定的”。那麼，三聯書店將會面臨什麼呢？ 　　在向訪問者查建英描述自己那一批人是“拿到真經的人”後，查笑著回應：“A bunch of academic snobs！(一小撮學術勢利眼兒)不過我可以想見你們那種一覽衆山小的感覺，也挺可笑。” 　　只是，“真經”雖然拿到，但甘陽那一批朋友翻譯的書稿出版均不順利，陳嘉映、王慶節翻譯的《存在與時間》，杜小真等翻譯的《存在與虛無》都壓在了出版社未出。“這個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機緣，當時南京大學分過來一個女研究生，分到三聯書店，叫楊麗華。然後楊就介紹我們跟《讀書》雜志的王焱認識了，一下就談攏了，就轉到三聯書店出版了。” 　　在沈昌文的“文化生活譯叢”這一系列後，三聯書店此刻又擁有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與“新知文庫”兩大系列。當時在知識界，這是強力性消息，《光明日報》還免費為“現代西方學術文庫”與“新知文庫”做了一整版廣告，當年影響，超乎尋常。 　　從“新啓蒙”開始起步，到“文化生活譯叢”是一次蛻變，然後到“西方學術文庫”與“新知文庫”卻是一次跳躍。那麼這一次出版者與著作人的關系結構，會給三聯書店增添什麼樣的氣質因素呢？甘陽對那個年代，描述得很詩意：“人心是很高飄的東西啊！”當然，這個故事的結尾，甘陽說：“整個過程最後的終結點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討論’。那討論實際上是80年代文化熱的一個延續，仍然是一種文化情緒……至少不是現在資本主義理性化的這套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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