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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為什麼中國社會懷念“民主與法制”

http://www.CRNTT.com   2012-09-11 09:14:28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9月11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為什麼中國社會懷念“民主與法制”》，作者認為，中國的政治建設如何重新回到民主與法治的軌道，無疑是中國領導層未來的艱巨政治任務；要回歸民主與法治，首先就要認識到這些年，中國如何脫離那個本來就已經確立的軌道，而演變成今天缺少民主與法治的局面。詳論如下: 　　前不久，已經退休多年的中國全國人大前委員長喬石，發表了一本題為《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的新書，在海內外轟動一時。在中國，已經退休的領導人發表文章或者出版新書，往往會引出人們無窮的政治聯想，以此來斷定領導人是否在其退休之後，還在繼續延伸其政治影響力，因此各界的評論也褒貶不一。喬石的書出版在中共十八大之前，造成一些政治影響應當不難理解。不過，和其它領導人的書不同，這本書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正面反響，更有其它方面的重要原因。簡單地說，人們希望中國能夠回歸到這本書名所指向的一個“民主與法制”的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伊始，民主與法制很快就成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在1980年代，民主與法制是人們討論政治改革時的主題詞。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什麼樣的困難，領導層總是會強調民主與法制。儘管在現實生活中民主法制不容易經常做得到，但改革的目標則是明確的。早期改革的這種局面也不難理解。這一代領導人大多數都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經歷過“無法無天”政治實踐的恐怖。文革之後，他們很容易就民主與法制達成共識。 　　鄧小平是這一代領導人的核心，他是講法制講得最多的領導人。其他領導人也有同樣的的貢獻。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在建設民主與法制方面貢獻尤其顯著。中國的基本法律體系的恢復和建設，發生在彭真任委員長期間，中國農村民主選舉制度，也是在其支持下確立的。彭真之後，萬里任委員長。萬里在1980年代力主政治改革，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學決策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民主在中國的改革話語中逐漸消失，但法制則生存下來，並且得到了具有實質性的發展。 　　在這一過程中，喬石扮演了主要角色。喬石任委員長期間，力促中國走向“法治”。1995年中共十七大，在喬石的推動下，“以法治國”或者“法治”被確定為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1980年代以後領導層就提倡“法制”，就是建設法律制度，“法治”的提法顯然要比“法制”又更進一步，因為它意在解決長期以來“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法治”意味著執政黨不僅要以法治國，而且也要服從法律。因此，喬石儘管在1997年退休，但“法治”的概念一直是和他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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