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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財富分配出現制度失誤

http://www.CRNTT.com   2012-10-24 08:37:38

處於經濟起飛時期的國家，在追求經濟效率和財富增長過程中出現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難以避免。且從社會的激勵和活力來看，在不同群體間，也需要一定的收入差距。這都很正常。問題是，這個差距必須控制在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範圍內，如果差距日益擴大，超出必要的限度，就必須警惕。而如前所述，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不僅體現在富有者和貧窮者之間的收入和資源占有的懸殊上，也表現在包括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體制內外收入差距等幾乎各個方面，是一種全方位多層次的收入差距。中國從改革前一個高度平均主義的國家，到改革後貧富高度分化的國家，所用時間不過二十年左右，速度之快，實屬罕見，它說明我們在推進改革和經濟發展中，至少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出現了很大的制度失誤。 　　綜合學界的研究，大致可把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分為三個方面：其一，與經濟發展模式有關，長期重投資輕消費，社會財富增加的大部分被政府拿去搞建設，致使民眾得到的比較少；其二，與收入分配體系本身的不健全有關，如在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合理的國家、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關係，沒有建立勞動報酬的正常增長機制，致使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長期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於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難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則規模小，慈善捐贈有待健全機制，調節功能有限。其三，與行業壟斷和行政壟斷有關，諸如電力、電信、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和部門，其全行業的平均收入要比競爭行業高出許多，不僅如此，行業內部職工和高管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頗大。 　　在這些導致收入擴大的因素中，從制度缺陷看，要素價格扭曲和市場主體扭曲，是導致初次分配領域資源錯配，勞動者地位相對惡化的主因；此外，國有經濟占用大量社會剩餘（儲蓄），但產生的收益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全民分享機制，也主要發生在初次分配領域。在二次分配領域，政府職能轉變滯後，二次分配領域調節不力，逆向調節現象突出，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使得初次分配形成的差距不但沒有得到修正，反而進一步拉大。加上收入秩序不規範，灰色和腐敗收入很多，尤其是先富起來的階層，有相當部分是靠不正當的方式和手段獲取財富的，更加劇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中國目前正處於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的中低端，這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階段的新起點，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要避免後者的出現，就必須解決不同群體持續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將之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從共富的角度看，作為結果平等的收入平等，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優越性，但結果或者說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均分收入，也不等於沒有差距，它更強調的是收入分配的機會均等。機會均等也就是給所有的人平等競爭的權利，讓那些有能力的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而獲取高收入，同時對於那些能力差的人，其基本生活要得到保證。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項基本內容，是對阻礙機會平等的制度性因素予以清除，同時通過健全社保和救助機制，加大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弱勢群體的就業能力等方式，實現結果平等。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保持對資本和權力的節制，減稅讓利，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放鬆對勞工階層議價能力的控制，並鼓勵先富者帶動後富者。 　　收入分配改革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環，需要強調的是，對收入分配改革，我們不能急於求成，寄望於其能“畢其功於一役”，效果立馬顯現，這是不現實的。一個長期積累的問題不可能在改革實施之初就見成效，對此，社會公眾應有心理準備。當然，也不能因此無所作為，而是要有耐心和信心。 　　作者簡介：鄧聿文，和訊網專欄作者，供職於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民革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委員，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中國問題觀察者，多家報刊專欄作家，知名評論家，《幸福的權利》《中國必須贏》、《中國經濟大突圍》等書作者，主要關注和從事中國社會的轉型與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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