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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首腦會談時機成熟了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8-14 10:05:08  


 
  第二,同第一點相關聯,日本經濟優勢的相對減少,讓日本外交戰略轉型成為了一個迫切的課題。1970年代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得日本同亞洲國家之間,形成了明顯的經濟差距,這也成為了“經濟外交”戰略的基礎。然而1990年代後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雖然仍然享有明顯優勢,但已經感到經濟巔峰早已過去,日本外交戰略在“後經濟絕對優勢時代”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從上個世紀末已經開始提出。小淵惠三時期提出“人的安全保障構想”,展示了向外交軟實力和智力方向發展的趨勢。

  進入21世紀這個概念被逐漸冷落,小泉純一郎時期,一方面回到了對美追隨,一方面開始提出以日本—東盟(亞細安)合作為基礎的“東亞共同體”。安倍晉三、麻生太郎執政時期,中國的崛起讓以日本經濟優勢為前提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失去了吸引力,“價值觀外交”“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代替的外交戰略出現。民主黨獲得政權後,鳩山由紀夫則體現出對崛起的中國不是“制衡”而是“搭車”(bandwagon)的基礎上,構建東亞共同體的理念,但是很快又被日美同盟防華,外交戰略上回歸“價值觀外交”的路線所取代。

  缺少經濟絕對優勢後的日本,外交戰略的重點在哪裡,這個問題在過去10年經過了很多的曲折,到底“價值觀外交”是否應該成為代替經濟外交,成為同日美同盟同等重要的地位,還沒有共識。

  第三,從戰術上來,安倍晉三認為對應一個日益“強硬”的中國,首先不能夠退讓,因為這樣只會給對方送去“軟弱”的信號,然後要通過同中國周邊國家搞好關係來促中國“變”。這個迂回戰術,事實上同第一點也是相聯,因為日本在同一個強大起來的中國交往,不再那麼有信心,要讓中國變化,不是同中國進行越多的對話越好,而是要通過同ABC國家(all but China,除了中國以外的國家)建立更多的關係,才能客觀上增強日本在同中國交往中的力量和信心。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什麼安倍執政後,提出“地球儀俯瞰外交”遍訪東南亞、東歐、中東,繞著中國搞外交的理由。

中國也沒有準備好

  中國新領導層正式執政後,最高領導人對中日關係表態很少,今年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唯一公開報道的對日表態,是1月25日會見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時候,“提及了集中力量搞經濟,因此要同鄰國保持和平互惠關係”,但是對於中日首腦會談,還沒有過公開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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