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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轉型之難與帝國宿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9-13 11:21:16  


 
  中東地區的政治基因可以追溯到奧斯曼帝國時代,遙想7世紀默罕默德在今天的沙特地區傳教,阿拉伯人在沙漠內部遽然興起,成為改變世界歷史的一股風暴。阿拉伯人成為歷史的創造者,但是阿拉伯帝國的權力重心一直北移,從阿拉伯半島到敘利亞,而奧斯曼帝國雖然信奉伊斯蘭教,卻是突厥人建立的。隨著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奧斯曼帝國的權力重心越過了黑海海峽。在這種權力的轉換之中,今天廣大的中東地區就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邊緣地帶。

  奧斯曼帝國蘇丹會委派總督統轄這些邊緣省份,但是權力的邊際效應迅速衰竭,“天高皇帝遠”,從突尼斯到阿拉伯,當地貴族成為實際的統治者;更為重要的是,中東地區存在著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教派(遜尼派與什葉派),人種(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的分野,這些斷層綫在“大一統”帝國之下都被掩蓋起來了。對於帝國統治者來說,只要能夠繳稅,不造反叛亂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劃分清晰的身份邊界。

  當奧斯曼帝國成為“近東”的時候,歐洲殖民者已經廣泛滲透到此地。1798年拿破侖率領大軍侵入埃及,奧斯曼帝國的邊緣地帶就進入了漫長的轉型期。民族主義思潮瓦解了帝國邊緣的模糊狀態,政治身份需要明晰化,無論帝國核心的土耳其人還是邊緣地帶的埃及人、阿拉伯人,都在尋求自己的身份標簽。“斷層綫”成為新的政治認同的基礎,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之前已經名存實亡, 隨著一戰的硝煙而灰飛煙滅。

  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後,中東地區移植了主權國家的構造,但是帝國邊緣的廢墟上,幾乎沒有現代主權國家生長的土壤。如經濟學家諾斯所說,任何制度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約束,國家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制度,但是在人類學意義上規範與國家的構造很難契合。帝國邊緣上多重斷層綫是中東地區的歷史基因,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對“路徑的依賴”。依靠血緣、教派以及暴力工具為紐帶的人格化交易網絡侵蝕了主權國家,無論納賽爾、薩達特還是阿薩德父子,都是依靠暴力建立起“盜匪國家”的裝置。獨裁者以恐嚇與暴力維持了秩序,如同拉美國家一樣,剛性穩定、廣泛的尋租、低效的增長等等。

  任何制度都是信念的外化,而隨著存量知識和人口的增加,互聯網技術與青年人劇增,改變了既有的制度矩陣。人們對獨裁之下的秩序失去了信心,增量改革的道路被堵死。於是,革命性變革成為精英階層的信念,制度崩解,從有序到無序,由於缺少憲政秩序的歷史遺產,革命動蕩之後的埃及和敘利亞找不到軟著陸的點,如同阿倫特所說,權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對暴力的公開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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