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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義桅：中國何以精神立國？

http://www.CRNTT.com   2013-10-05 08:47:47

中西方普世價值爭論，反映了兩者世界觀之不同：西方人認為天下起初為公（res publica），普世主義具有傳教士精神，從世界多樣性中尋找共通性；而中國人直到孫中山才喊出“天下為公”口號。同時，普世價值觀的爭論折射出中國防禦性思維與西方進攻性思維的差異。這種差異可以追溯到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的不同。因此，中西方關於普世價值的分歧，無關政體，本質是“文明的衝突”：世俗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的衝突。 　　全體價值普世性的總和，才能拼出普世價值。宣稱自己代表普世價值，只是一種話語霸權，正如文明的概念一樣。在歐洲，“文明”是英、法等先發國家的專利——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屬野蠻的觀念。德國最早成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在西歐文明史觀之下，德國是一個半野蠻的地區，是歐洲的戰場、教皇的奶牛，不得不仰仗西歐鼻息。文化自覺運動的狂飈突進雖然主要發生在文學領域，其實質則是一場思想範式的戰爭。歌德的《普羅米修斯》和海涅的《亞當一世》都表達出了強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歷史學家們對古日耳曼英雄赫爾曼和條頓森林戰役的重述和建構，則更明確地將這種反抗精神指向所謂的文明。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尋根，深層卻隱喻著對西歐中心論的抵抗。正如柯林伍德所說：德國人是在“努力從過去尋找成就，並從過去的成就中辨別出自己過去的精神”。 赫爾德在《人類歷史哲學概念》中提出與文明相對的文化概念，強調了文化主體的民族性和邊界的有限性。赫爾德的界定全面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屬野蠻的觀念，為德國崛起奠定條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進一步將文化界定為精神層面，而文明為物質層面。他將世界上每一個高級文化的歷史都區分為“文化階段”與“文明階段”。他認為西方文明已經進入文明階段，喪失原有的文化創造力，只剩下對外擴張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種先發國家的自我標榜，它們以此壟斷了‘善’的話語權”。就這樣，《西方的沒落》以文化解構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論”取代“西方中心論”，成功讓德國精神上站起來。 　　在斯賓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國人馬克斯.韋伯此前就將德國人精神上站起來賦予更大的宗教內涵和歷史必然性。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揭示了資本主義領先世界的奧秘：新教。 　　中國的斯賓格勒、韋伯在哪裡？換言之，中國如何面對普世價值，以精神立國？這是中國的學術自信、學術自覺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筆者近著《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所要探討的，其學術價值與歷史使命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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