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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命運難道是天注定？

http://www.CRNTT.com   2013-11-22 14:38:07

賈樟柯：我很重視電影的名字，因為名字代表一部電影的主題和氣質。像任何寫作一樣，一個名字可以帶你進入寫作狀態。就像我們想起《水滸傳》時就會想到“替天行道”，有一天我想到“天注定”，因為這是一部關於突發暴力事件的電影。每個人在實施暴力的時候，其實都有一個自己理解的天道，這是促成他行為的一個理由。在這樣一個合法性之下做出的突發暴力行為，並不是單純的頭腦一熱。在中文裡面“天注定”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天道，那我就這麼幹了；一種是反問，“命運本身難道是天注定的嗎？”有一種無奈在裡面。前面一種是行動能力，後面是很無奈的一個反問，我覺得挺微妙的。既能把我帶到講述的語態裡面，又能讓我找到一種敘事的語感，所以就用了這個名字。 　　紐約時報中文網：什麼促成了這部電影的拍攝？ 　　賈樟柯：最初的萌芽就是看到（鄧玉嬌案中）拿錢打人（的新聞），讓我非常地悲傷，怎麼可能這樣去做事情，踐踏別人的尊嚴。它像是一個象徵，好像錢能決定一切。這種思維模式、心理模式我覺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個事件讓我突然想拍這個電影。我覺得生活真的改變了，過去拍了很多電影，人們也在大環境的壓抑裡面，在社會轉型帶來的壓力裡面。但是現在普通人施予普通人的暴力、普通人施予普通人尊嚴的剝奪似乎越演越烈。同時貧富差異、司法不公正、社會不公正這些社會問題還都在。 　　最初想拍幾組人物，不單是一組。我在想突發事件、暴力事件有一種個案色彩，它是某種特殊的境遇。當那個可怕的時刻來臨時，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但這幾年我接受信息看新聞，我覺得突發暴力事件不是一個個案，而是中國各地經常在出現。比如我從戛納電影節回來之後，發生了廈門燒汽車事件、上海寶山槍擊事件、首都機場爆炸。這麼多的事件在發生，一定有很深刻的社會原因在背後。同時，這也是我們現在接受信息的一種特點，一打開網絡、社交媒體就有很多信息在聚匯，所以我想到的是一個群像的寫作。 　　紐約時報中文網：電影的四個故事都取材自近些年的社會新聞，觀眾可以從中看到胡文海、鄧玉嬌、周克華以及富士康跳樓事件的人物原型。你如何建立他們之間的關聯？ 　　賈樟柯：這四個人之間的關聯並不是直接的，而是很微妙的。我尋找的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暴力，這四個故事是暴力的四個層面。第一個故事（胡文海案）有很強的社會性。資源被壟斷，有人暴富，分配不公，包括不公處境的表達渠道也被切斷了，告狀都不知道往哪兒告，這樣的社會情況直接導致了大海的悲劇；第二個故事（周克華案）更精神性一些。在一個荒廢衰敗的農村裡面，一個年輕人找不到生活燦爛的一瞬，找不到自我價值的體現。王寶強扮演的三兒最終找了一個錯誤的方法，跟極大的精神困境有關係。第三個故事（鄧玉嬌案），尊嚴成了突發暴力的觸點、沸點。小玉不是按摩女郎，但對方一直在拿錢打她，一個人的尊嚴那樣的被無視、被踐踏。最後一個故事（富士康跳樓事件）是年輕一代在社會流動中的阻隔。我們能想象一個年輕人剛到廣東東莞的時候，一定是興奮、充滿希望的。但是每天面對流水線，千篇一律的工作，從一個工廠到另一個工廠失去上升的希望。這種機械化的生活形成的精神困境，甚至表現在親情當中，他媽媽在電話裡一直催他寄錢，這是我覺得暴力的另一個問題。   　　紐約時報中文網：與你之前的電影相比，《天注定》有哪些區別，做了哪些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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