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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中國改革的順序與邏輯

http://www.CRNTT.com   2013-12-18 13:19:00

在這種情況下，過快推進利率自由化只會提高利率，並迫使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大批債務顯性化為銀行的不良貸款，而隨著中央政府為了防止影子銀行風險，而不得不逐步收縮信貸，加上美國推出量化寬鬆而必然帶來的全球利率上升，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會發現借款日益困難，而這必然進一步導致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出售更多的土地，促使資金不足的地產開發商清算住房庫存。這樣就很容易帶來三、四綫城市房價預期改變，房價下跌，甚至是地產泡沫破滅。一旦這種情況出現， 銀行壞賬增加，必然進一步大幅度收縮信貸，然後一、二綫城市房地產泡沫也開始破裂，最終致使國有銀行承受新一輪的巨額不良貸款。更糟糕的是，由於金融自由化導致的銀行間激烈競爭，會帶來銀行利潤變薄，銀行消化不良貸款的能力也將變弱，銀行也開始破產。 　　如果日本的經驗能夠給我們提供任何教訓，那就是日本19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其1980年代推動的利率自由化反而變成了一個詛咒，使得日本銀行在房地產市場崩潰時沒有足夠資金撥備不良貸款，結果是大批銀行破產。 　　實際上，即使沒有明年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所導致的資金從發展中國家外流，全球利率上升， 中國政府也會因為過去信貸過分寬鬆而不得不收緊信貸，利率上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錢荒在未來會不斷出現，利率自由化和資本賬戶自由化可能加速中國房地產崩盤和金融危機的出現。 　　重新大幅度調整稅收制度仍為時過早 　　為重振實體經濟，一些學者呼籲在政府要逐步降低經濟的整體稅負。即使這個措施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時間點選擇上也可能是錯誤的。 　　目前中國經濟的直接威脅是過度投資和缺乏持續增長的消費需求。稅收減免可能有助於減輕企業負擔收益，並救活那些在生死綫上掙扎的企業，但這種措施卻不會創造新的持續增長動力。 　　更重要的是，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已無力再減免稅收。事實上，許多地方政府正努力從企業中獲得更多稅收以彌補經濟增長放緩和土地出讓收入增速下降所帶來的損失。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增長也已超過收入增速，並且考慮到未來經濟增長放緩的前景，未來政府支出、尤其是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速不會下降。因此，減稅空間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一個措施是開征房產稅。但房產稅要全面開征，需要很多條件，尤其是在當前地方政府無法為城市居民提供充分公共安全、基本教育等公共服務，導致絕大部分城市購房居民不得不支付高額物業費雇傭保安保障小區安全，而同時城市房價又畸高的情況下，全面開征房產稅並作為地方政府替代性稅收來源，在短期是難以實現的；而只對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徵收房產稅，不僅難以籌措足夠資金來替代土地出讓金，而且實施上也會因為制定政策或影響政策制定的人自己一般有多套住房而存在較大阻力。 　　即使中央政府強行推動對二套以上住房征稅，也可能催生很多三四綫城市本已脆弱的房產市場預期發生改變，甚至導致房產拋售、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鑒於許多三綫或四綫城市本就岌岌可危的房地產市場現狀，有理由相信財產稅的實行有可能成為壓垮這些地方房地產泡沫的最後一根稻草。 　　另一項財稅體制改革的建議，則是中國應對資源及能源使用徵收更高賦稅，這個改革的方向也許是正確的，因為中國的資源、能源價格太便宜，污染太重，但推動這項改革的時機也不能說特別合適。比如，在能源、資源需求旺盛的前提下，如2005、2006年的時候推動這個改革，那就是可行也有利的。但如果目前面對的是能源、原材料行業增長放緩及產能嚴重過剩，過快加稅只會抑制增長，甚至導致國企為主的能源、原材料行業企業大批虧損乃至倒閉，迅速增加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 　　同理，當前階段對解除煤炭、鋼鐵和電力等行業的國有壟斷行業推動民營行業的進入管制，對經濟增長也未必有太大幫助。這是因為上述行業已經面臨著嚴重產能過剩，未來面對的是如何收縮，但又不希望過快收縮的問題，解除對這些行業的進入管制並不能帶來經濟的顯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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