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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什麼厭倦了富裕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15 11:41:09

兩架私人飛機在中超絕無僅有 　　戴秀麗的中國生活則是另外一番景象。她雖然不算是傳說中那種高調的中國式土豪，但在中國的名利圈內，勤儉低調並不被鼓勵，也不符合上層的習慣。早前媒體稱，戴秀麗的香港公司位於中環，地下車庫私屬的十個車位，“停的均為賓利、勞斯萊斯這種級別的豪車”。人和在香港擁有的一艘大型豪華游輪，市值估計上億，“在香港只有李嘉誠的游輪能與之媲美，而公司所屬的兩架私人飛機在中超俱樂部投資人中也是絕無僅有”。《泰晤士報》稱，霍肯有一次與戴秀麗及親戚到中國，衆人坐游艇出海，戴秀麗帶來一批每瓶價值逾900英鎊的貴價酒與衆人分享。 　　對於更多的中國富豪來說這些算不上太奢侈，但人與人的追求總是不同的。對於平時、不修邊幅滿足於每瓶十鎊的平價酒、愛在Wetherspoon pub(英國一連鎖酒吧)吃午餐，也不喜歡名牌的英國人霍肯而言，妻子的生活過於鋪張奢侈，且毫無必要。作為典型的英國中產階級，霍肯習慣性地保持自我節制的消費理念，因此與富豪妻子的相處，更多地變成了對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抗爭”。 　　這種生活，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在其《英國人的言行潛規則》一書中有一段形象的描述：“那些娶了一位大學里相識的中上階級太太而在階級序列上跳躍上升的男性，有時會對改變自己的日常習慣而感到憎惡與惱火。比如，他們會堅持稱晚餐為TEA，會在花園里種下蒲葦和萬壽菊，會拒絕將豌豆放在叉背上，會故意在聖誕晚宴上說出toilet或settee之類的詞來激怒他的岳母。” 　　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走到了抗爭狀態，離婚就成了順其自然的結局。 　　沒落貴族遇上中國土豪 　　對於財富的不同理解，不僅來自中產階級和財富新貴之間的天然反感，這背後還有令人無奈的中西方對於財富和消費的理解差異。從這個角度來看，霍肯鬧離婚或許沒有那麼令人詫異—他們之間是東西方文化不可逾越的鴻溝。畢竟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正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寫，“一方面是尚未受到損害的天真未鑿的生活享樂，一方面是恪守律條的矜持的自我節制和傳統的倫理行為，這兩種態度甚至在今天也是構成英國民族特點不可分割的組成因素。”英國人享受本真生活和自我節制這兩點，恰恰與不必要的財富很難相容。在霍肯離婚的選擇背後，更多像是一種拒絕被金錢改變的文化和對自我的堅持。 　　17世紀發起的清教運動，讓清教主義在西方社會扎根。在新教運動後，西方社會對於財富和消費形成了獨特的理解，並以此影響了之後數百年整個西方世界的走向。在世俗生活上，清教徒主張節儉、勤勞，厭惡懶惰和邪惡，馬克思·韋伯認為，這些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觀念及財富觀念產生深遠影響。“世俗的新教禁欲主義與自發的財產享受強烈地對抗著，它束縛著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西方富豪們並不會無節制地揮霍金錢，在他們的文化中，對金錢的節制才是美德。 　　正因如此，在西方社會會有巴菲特住在半世紀前買下的舊屋這種故事。與此相類似，在餐飲、出行等日常生活中揮霍財富，也常被認為是低俗之舉。幾年前比爾·蓋茨宴請胡錦濤主席吃飯時也只是做了魚排。這在西餐里屬於“好的菜品”，而不是“奢侈菜品”。相比中國富人的奢侈消費方式，就連曾被歐洲人視為暴發戶的美國富豪也要內斂得多。他們的財富使用方式也日益趨近多元化。如學者梁濱在其《奢侈消費辯證觀：經濟學、社會學雙重視角評析》一文中所指出，“當今美國富人已經擺脫美國歷史上直露浮誇的單純以金錢的奢華來展示社會地位的行為方式。富豪們逐漸習慣於通過一些非常微妙的方式來炫耀財富和追逐社會地位，比如慈善捐款，以財富來換取政治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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