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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革命的吊詭

http://www.CRNTT.com   2014-10-21 10:22:51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10月21日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撰文《革命的吊詭》，內容如下： 　　世界似乎再次進入了一個激進化政治甚至新型革命的時代。對革命的態度，東西方表現很不相同。例如，在西方，對革命的研究（學術和政策）已經成為一門顯學，主要表現為對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的研究。但在亞洲，人們對革命的研究並不多，除了那些想革命的人，革命似乎成了政治和經濟精英想竭力回避的問題。   　　類似的不同，主要是東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近代以來，儘管西方世界的政治體制也是革命的結果，但發展到今天，具有了很大的能力來容納抗爭政治。革命不會導致政治方面的顛覆性變革，而影響到現存政治和經濟精英的生活。實際上，民主政治既是西方妥協性政治文化的產物，發展到今天也已經成為最為保守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任何社會力量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維護自己的利益，一些社會力量（往往是底層社會力量）的抗議和反叛，改變不了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制度大局。法治是政治和資本精英共同確立的。在法治的調節下，民主實際上表現為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的統治。政治和經濟精英能夠容忍社會力量的抗爭，因為不管怎樣的抗爭，都改變不了權力和財富統治這個結構性因素。   　　亞洲社會則不一樣。在亞洲，傳統社會的革命非常簡單，就是“改朝換代”，換了皇帝，革命就結束了，生活就回歸正常。對大多數人來說，革命之後什麼都沒有變化。亞洲近代式的革命是從西方輸入，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也是近代革命的產物，但在革命之後，亞洲政治和經濟精英就傾向於促成社會回歸傳統，重新處於平靜狀態。同時，因為缺乏妥協性政治文化和法治傳統等因素，亞洲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也非常擔憂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能會促動比較大的政治變革，導致社會的無序狀態，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也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西方式的革命似乎和亞洲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如果說西方政治和經濟精英用“釋放”革命的能量（即容許抗爭政治的發生）來預防革命，亞洲政治和經濟精英常用控制革命能量的辦法來預防革命。   　　從全球狀況來看，直到今天，在革命方面，西方仍然處於攻勢，而亞洲處於守勢。西方各種政治力量向亞洲國家輸出革命（例如“顔色革命”），而亞洲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在苦苦抵禦著這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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