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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中國的互聯網治理 | |
http://www.CRNTT.com 2014-11-28 09:59:51 |
此外,互聯網也帶來了觀念乃至生活方式的改變,並為公眾的政治參與營造和發展了新的公共空間、途徑與方式,使以往在傳統大眾傳媒無法實現的個人表達和言論自由得到展現,被壓抑的參與熱情重新得到了釋放,增加了公眾的話語力量,並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對政府的網絡監督模式。與多數國家相比,這點在中國表現得尤為必要。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轉型國家,而且是世界上的轉型國家中獨一無二的超大型國家。 轉型的多重性、複雜性使得很多事情都易於成為社會的公共事件,而政府治理手段的落後以及對網絡的嚴重不適應,更加劇了這一過程的政治化,這使得互聯網對政府治理提出了嚴重挑戰。 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非民主社會,政府天然傾向於壟斷信息,只不過在民主社會,有相當完備的法治強制政府信息公開,政治過程公開,但在中國,有關信息公開的法律層次低,約束力弱,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形成了一種信息不對稱,官方控制的傳媒只是一種單向度的傳播,其任務是把信息“推”給對象,採取的是“灌輸”和“宣傳”的方式。這種情況下,民眾無從選擇,只能被動接受加諸於自己的結果,自然也就更談不上有效監督政府。 但網絡的出現和迅速發展改變了這種狀況,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網絡監督模式。傳統的監督基本上是一種間接監督,在其過程中,時間和信息的損耗在所難免,加之體制缺陷以及各種非正常因素的干擾,監督效力比較有限。而網絡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創造了一種更為直接、快捷的監督渠道,擴大了公民監督的廣度和深度,使公民能充分發揮民主監督的主體地位,甚至構成了直接民主的某種形式。近年興起的“網絡問政”就是大眾直接參與政治的體現。 對於互聯網給社會帶來的這種全局性的變化和挑戰,客觀而言,政府也在努力適應,充分利用網絡,傳達政策意圖,改善政府形象,拉近與公眾距離。然而,政府總體上尤其是基層政府和官員,並沒有認識到網絡的獨特功能和它所創造的全新監督模式而起的積極作用,缺乏互聯網思維,把它變成政府工作的得力工具,而是過分看重其負面效應,把網絡民意和網絡監督看作洪水猛獸,不願接受網絡監督,甚至妖魔化網絡監督,或者把“網絡問政”作為一種做秀的道具和長官意志的點綴。 特別當網絡民意觸及到政府和官員的切身利益時,還會出現採取專政手段打壓網民的情況。去年以來,政府就借對網絡謠言的清理加大了對網絡輿論的管控力度。但這種管控只是暫時把網絡矛盾通過高壓手段壓制下去,而非是消解矛盾,所以它並非是治本之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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