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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新常態需要新心態新作為

http://www.CRNTT.com   2014-12-09 09:01:25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中評社北京12月9日訊／中國經濟以高投資支撐的高速增長持續30多年，現在這種舊常態已不可能繼續維持了。GDP增長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觀因素決定的，而不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 　　常態已經不能維持，迫切任務就是找到新增長動力 　　北京日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文章表示，經濟增長速度由什麼因素決定？目前有許多人用消費、投資和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狀況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由消費、投資和出口構成的總需求不足，而總需求是可以用宏觀經濟政策來加以調節的，因此，政府應當採取有力措施“擴需求”，“保增長”。十分明顯，人們在這里運用的，其實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用它來分析中國的長期增長問題，也是一種誤用。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走勢，是由支持經濟增長的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況決定的。因此，我們只能用產出總量由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況決定的“生產函數”作為基本的分析框架來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驅動因素是勞動力的增加。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得到了“人口紅利”，即大量新增勞動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紀初，中國社科院的蔡教授就已指出 “劉易斯拐點”富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發生逆轉的出現，“人口紅利”會逐步縮減以至消失。這種情況現已表現得愈來愈明顯。 　　第二個驅動因素是資本的增加，即投資。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是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經濟學家對投資拉動經濟造成的消極後果做過許多分析。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就已指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必然引起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問題和無產階級貧困化、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社會問題。多年來，我們主要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到20世紀末期，資源耗竭、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近年來，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觀經濟的失衡。這集中表現為國民資產負債表特別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杠杆率負債率過高。如果繼續用大量投資去拉動增長，就會進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第三個驅動因素是經濟效率的提高。中國的經濟效率在改革開放以後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朝改變了過去城鄉隔絕的狀態，大量農村用的資源，包括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得到了相對高效的利用。第二，開放以後引進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很快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差距，推動了效率提高。這些都使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率增加。但是，這種情況在本世紀初發生了變化。首先，不論是人口城市化還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緩。其次，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一般生產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日益接近。這樣，用學習引進的方法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就不那麼大了。哪怕是引進外國技術，也要經過消化以後的再創新。這時，原有的體制缺陷就表現出來了。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本世紀初開始，效率提高對於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 　　在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都發生推力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就面臨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即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減退，如果找不到新動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無法超越。 　　以上分析說明，我們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找到新增長動力。根據理論分析和各國的歷史經驗，這個新動力集中到一點，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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