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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輝：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清朝對台灣的占領是出於政治一統的要求，而不是貿易的要求，在經濟上也並不需要台灣提供多少東西。在鄭氏攻占台灣之前，中原王朝沒有經略台灣的動力。但鄭氏在台灣建立政權之後，台灣對於大清政治一統來講就變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戰爭後，台灣的割讓是民族的恥辱，抗戰勝利後必須收回台灣，也是這個道理。1943年開羅會議時，原本計劃討論二戰時期被日本占領領土的歸屬問題，但為什麼最終確定1895年即淪為殖民地的台灣必須回歸中國?台灣對於中國的政治統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對台的治理，區分“生番”與民人，這應該是由經略西北和西南的經驗而來。1870年代，台灣山地人與琉球漁民發生衝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們質問清朝政府為什麼不處置當地人。總理衙門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結果給日本留下了進攻山地人並非進攻大清的借口。其實，這種將“生番”與民人相互區分的做法，與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對於西南少數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進行治理，並不直接運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國第一次攻擊台灣;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擊台灣，就是以新的模式來衝擊清朝的秩序觀。我寫關於琉球的文章時也說過，日本人第一次攻擊台灣用的是美國人的建議，不是日本人的獨創。美國人第一次進攻沒有得逞，美國駐廈門的總領事李仙得給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議，就是把清朝經略邊疆時對番民關係的區分置於西方主權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確定內外關係。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習慣法治理邊疆區域，形成了兩元結構的統治模式，也可以稱之為法律多元主義，其內外觀與西方國際法及其以主權為中心的內外區分完全不同。日本攻擊台灣時的借口是：既然當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那麼對於“生番”的攻擊就不是對大清的攻擊。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對台灣的進攻不僅是日本與清朝之間的衝突，也是兩種秩序觀之間的衝突。現代中國，無論哪個政權，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統一規則來經略邊疆，傳統的秩序觀瓦解了。事實上，所有具有豐富帝國傳統的國家在沿用這種模式經略邊疆的時候都會出現問題。共產黨早期處理得好，是因為它由下至上地推動社會變遷，但是當這一過程終結，上下關係固化的時候，對這個體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發出來。大陸民族問題的爆發跟台灣問題的情況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這個根源都來自於西方在19世紀奠定的有關國家和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則。我在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寫第二卷《帝國與國家》時，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於這一規則的、更為靈活的制度安排?歷史地看，統一或統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統一或統合是一與多的辯證，也必定是一個多重參與的過程。 　　回到前面的話題，伴隨經濟中心從歐美轉向亞洲，大陸與海洋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1993年，東起連雲港、西至鹿特丹的歐亞鐵路已經貫通，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實際上包括了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印中巴兩走廊、歐亞大陸橋等眾多範疇，大陸聯繫的重要性顯著提高了。如果說美日海上同盟是對冷戰格局的延伸，那麼，“一帶一路”卻是對歷史路徑的回歸。新的經濟計劃是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困難和挑戰都是顯然的，有人說連新疆都搞不定，還怎麼去談“一帶一路”?但是，新疆問題或其他區域問題恐怕也正是在展開“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才能解決。我們從“一帶一路”面臨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經濟的重心向亞洲的偏移將帶來一系列政治、社會、文化、宗教、語言等方面的問題，而絕不只是經濟問題。反過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於其經濟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脫離，在於其經濟過程對社會關係的破壞和摧毀。因此，“一帶一路”必將是一個針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進行改革的漫長過程，也必然是將歷史文明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相互連接的進程。說歷史文明，是因為這一新計劃的四個關鍵概念，即路、帶、廊、橋，正是亞洲跨社會體系或歷史文明的紐帶;說這一計劃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主義色彩，是因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主宰這一廣闊而複雜的網絡的局面，這一計劃必然遭致失敗和報復。“一帶一路”不是單一國家的計劃，不是一個以領土及其擴展為目標的帝國再造計劃，而是一個以“互聯互通”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複合的參與為基本內容的動態過程。面對這一史無前例的世界實驗，任何缺乏深刻和長遠認識的經濟計劃、金融擴張和軍事冒險，都將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現在談論“一路一帶”的人大多只涉及兩個中心問題，一個是解決國內生產過剩，一個是金融擴張，這兩個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反覆出現的問題。若只重複資本主義的老路，“一帶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還可能觸發巨大的風險和反彈。新疆問題是一個信號，2014年的台灣也是一個信號。但無論如何，隨著經濟關係的變化，17世紀之後台灣在全球和區域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的發展和歐亞大陸關係的變化正在撬動全球性的歷史變遷，大陸與海洋的關係如果不是發生逆轉，也會產生巨變。 　　現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的時代，跟1989年以後的情況非常不一樣。1989年以後，社會主義失敗，“歷史終結”。然而，今天的現實是資本主義危機四伏，不僅邊緣區域如此，中心區域也一樣。1989年後作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東西，在今天無一例外，都處於深刻危機之中了。如果中國能夠順利地擺脫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實踐的問題，兩岸關係會不太一樣。我們需要在“歷史終結論”的範疇之外，共同探討新的道路。如果沿著這條道路嘗試開啟新的政治實踐，新的空間、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湧現。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不是局部危機，所以探討中國政治的新形態，也有全局性的意義，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意義。 　　2012年，我在台灣訪問牡丹社，沿著山道，一路摸爬進去。當年，像這樣的一個台灣部落社會，其內部組織已經很完善，要想從外部攻進去很難。原來大陸許多地方也是這樣的，經過土地改革和社會變遷，就像台灣社會一樣，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動如此廣泛的時代，統治者卻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內部在發生什麼，這表明斷裂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深的程度。現在需要重新擬定方向，綱舉目張。這兒抹一塊，那兒抹一塊，沒用。還是要知道核心問題是什麼，才可能明確方向，逐漸地使得這個局勢逆轉。比如說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是應該重新來討論的，如果沒有這種概念，沒有這樣的意識，這個探索還沒有展開，問題可能就終結了。現在需要說明新的方向，雖然不容易，但也有幾點是明確的：第一，這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脫離這個進程談論新道路;第二，這是在東亞地區談論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不可避免地需要討論全球勞動分工和全球關係的發展和變動，尤其是政治、軍事中心與經濟、金融中心的分離趨勢及其後果;第三，這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歷史文明及其近代歷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至少在我看來，這也是一條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 　　來源:《文化縱橫》2015年第1期　作者:汪輝  　　（本文系根據汪輝於2014年6月底與台灣友人的談話記錄整理而成，作者在發表前審訂並修改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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