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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須從供給側尋找改革突破

http://www.CRNTT.com   2016-04-10 07:59:01

更糟糕的是，有效供給受到成本制約，商品流通中間環節多，費用高，稅費重。居民消費都講究性價比，再響的品牌，再好的質量，價格太高居民不能接受，都不能算有效供給。同樣品牌的汽車、箱包、化妝品、日用品，甚至食品，國內的價格比國外高出許多。之所以出現境外購物潮，價格差是主要原因。 　　商品價格受到成本制約，除了土地、原材料、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的影響外，還有很多外在因素，包括稅費、銷售成本、名牌產品的地區定價策略等。就稅費來說，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貨物和服務稅”統計口徑，中國貨物和服務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高達50%，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絕大多數在15%至30%之間，其中美國17.7%、日本18.0%。偏高的稅費最終要由消費者買單。其次是流通環節的費用，一是流通的中間環節多，商品被層層加價，二是運輸成本高(比如，運輸環節中的路橋收費)。再有就是商場費用：商品進入沃爾瑪等大型超市，要繳納幾十萬、上百萬的進場費，再加上其他名目繁多的收費、提成等，讓企業苦不堪言。 　　著眼體制機制建設 　　文章認為，結合中國當前情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並不在於刺激要素供給，而是改善要素效率，其核心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供給結構優化調整，增加有效優質供給，剔除無效低質供給，增強供給對有效需求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供給側改革更多應著眼於中長期，著眼於體制機制建設，維護良好的市場環境，培育市場信心，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第一，要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強市場監管，輔之以企業與行業自律，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和市場信心。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提高生產力，提供更多更好符合人們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當然，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我們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而只能依賴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機制的效率來源是充分完善的競爭，政府有責任保障市場競爭環境的公正公平公開，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第二，要發揮產業規劃的導向作用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引領及調控作用，引導企業合理投資。產業規劃的目的就是把要素引向符合需求的、高效率的、有前景的產業，引導各類經濟主體理性投資。調控手段應以利益引導為主、行政手段為輔。比如，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的手段，對新興產業的投資進行更大力度的扶持，而對傳統過剩產業的重複投資減少扶持力度甚至進行懲罰。這樣，既能加快新興產業發展，也能防止產能過剩問題擴大化，使得投資更加有效，結構更加合理，與社會需求更加適配。 　　第三，要完善體制機制，鼓勵創新，發揮技術創新在產業升級中的核心作用。技術創新需要一個好的創新體制機制，因為技術創新總會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前期投入很大，但收益卻未必能完全內化，即可能會出現收益外溢。這是一個市場失靈的問題，依靠市場自身無法完全解決。借鑒發達國家普遍的經驗，首先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保障創新者的合法收益；其次是政府應加大對技術創新的補貼，降低研發階段的私人成本與投資風險，同時加強對技術創新後私人收益的保護，盡量使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對等。 　　第四，簡政放權，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為了更好發揮市場作用，在完善法治的前提下，政府要勇於自我革新，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使企業能夠根據市場變化自主決策，享受市場紅利，自主承擔市場風險，從而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增強投資信心。讓企業不僅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創新的主體，也成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供給主體。當然，簡政放權，並不是說政府可以放手一切不管了，政府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者，還應該是市場規則的主要供應者和執行者。 　　第五，加強信息體系建設，減少中間環節，降低流通成本，打造物美價優的有效供給。加強信息體系建設，目的是保證生產者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信息的對稱性，減少決策的盲目性和片面化，特別是讓消費者有渠道得到關於商品與服務相關的全面信息。減少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中間環節，降低中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成本，能促使物價保持理性水平。政府要加快推進稅制改革，推動結構性減稅，優化流通環節徵稅，避免重複徵稅，切實減輕企業稅負，降低商品稅收成本。 　　第六，發揮社會政策托底作用，讓困難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搞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做好“減法”，即去落後產能。為此，一些企業和職工難免要經歷一番陣痛，這是改革必須承受的代價。我們既不能讓企業和職工個人承受全部代價，也不能簡單由政府接手大包大攬，而要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幫助困難企業和職工渡過難關。當前，一要發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的基礎性作用，保障處於調整期的企業職工的基本生活；二要做好特殊時期的社會救助，對少數困難群體予以特別救助；三要適當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級，對一些老工業基地等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區域性、短期性困難，中央財政應以專項基金的形式予以資助。總之，要通過社會保障政策，解決困難企業和職工的相關問題，化解改革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為改革創造良好環境，這才是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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