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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G20，中國開始優化美國的遊戲規則

http://www.CRNTT.com   2016-08-26 07:12:57

中國不接受G2，卻積極支持G20，目的是實現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中評社北京8月26日電／二十國集團峰會(G20)誕生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最緊要的關頭，發達國家首次邀請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上共同探討、協商決策，全球治理進入“G20時代”。 　　瞭望智庫發表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國際關係與國家統一研究室主任趙磊文章稱，這是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產物，也標誌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群起性崛起。之前，全球治理的重要機制有兩類，一類是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另一類是高門檻的富人俱樂部，即七國集團(G7)以及八國集團(G8)。前一類機制的關注焦點主要是安全秩序問題，後一類機制的關注焦點主要是經濟規則問題。 　　作為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G20具有顯著的包容性特征，其成員既包括發達經濟體，又有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G20峰會的主要作用就在於推動已工業化的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就全球經濟治理問題進行公平開放及具有建設性的討論和溝通，但其短板是不夠機制化(缺乏秘書處等常設結構、達成的共識缺乏效力等)。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聯通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橋梁。在實踐中，中國不接受G2，卻積極支持G20，表現出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多邊主義和制度主義，而不是大國共治，強調多元主體對國際社會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實現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1 　　全球治理進入“瓶頸期”，國際關係不確定性增強 　　文章分析，全球治理進入“瓶頸期”，主要表現為大國之間的戰略互疑愈加濃重，明顯高於戰略互信，普遍認為“懷疑值得信任的人固然不好，但信任值得懷疑的人則更糟”。 　　在國際關係中甚至在人際關係中，戰略互疑要比戰略互信容易得多，但是在國際社會的艱難時期，戰略互疑就更加具有普遍危害性且具強烈的傳染性，相互懷疑、疑慮和猜忌的情緒不僅在大國之間蔓延，也在大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甚至發展中國家之間滲透，即大家都把問題歸咎於對方。 　　“瓶頸期”的具體表現，一是內向性增強。各國被層出不窮的國內事務纏身，參與全球治理的“抱負”和能力銳減，其社會精英的突出感受是“緊急、突發的事情總是衝擊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疲於應付； 　　二是排他性增強。安全困境現象螺旋式上升，各國變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認為他國的權力變化將會直接影響自身的安全與相對收益，因此外交行為變得具有鮮明的排他性； 　　三是正向要素的流動性減弱。在國際社會，當資本、人才、知識等正向要素的流動性減弱的時候，民族主義、軍備競賽等負向要素的流動性就會增強，前後兩種流動性是此消彼長的關係。 　　另一方面，諸多原因導致“黑天鵝現象”頻發。 　　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歐洲“難以遏制”的移民潮、英國“弄巧成拙”的退歐公投、土耳其“意外又意料之中”的軍事政變、法德“驚心動魄”的恐怖襲擊事件等，使國際社會處於穩定與動蕩的臨界點，國際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強，民眾不安、不滿的情緒廣泛蔓延。 　　因此，有人認為歐洲一體化以及金磚國家組織等全球治理嘗試名存實亡。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認為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壓艙石，認為中國是全球治理的關鍵國家。 　　無論是G20還是中國，都需要在充分互動中精確地把脈世界，為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開出良方，增強國際社會的定力與正能量。 　　習近平主席曾在2015年第十次峰會指出了當前世界經濟的“病根”：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經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於消退，發展不平衡問題遠未解決，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的缺陷逐漸顯現。這些因素導致世界經濟整體動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 　　因此，要想徹底走出危機，必須在“創新”二字上下足功夫。中國是這麼提的，也是這麼做的，將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放在創新上。總結歷史經驗，可以發現，體制機制變革釋放出的活力和創造力，科技進步造就的新產業和新產品，是歷次重大危機後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實現復甦的根本。 　　2 　　國際社會希望分享中國的經濟紅利和治國理政經驗 　　文章表示，2016年9月，中國將拉開G20主場大戲，這將是中國首次主持與主導全球治理的頂層設計。最近幾年，歐洲可能是最早希望與中國進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區域。總體感受是，歐洲國家高度關注中國的發展，很多政要認為，中國擁有全球角色，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國家。 　　與此同時，歐洲領導人對目前的歐洲狀況有消極情緒，認為歐洲的競爭力在下降。 　　例如，捷克前總統克勞斯(Vaclav Klaus)對筆者強調，歐洲危機是長期性的，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歐洲危機是系統問題，而不僅僅是政策問題，因此要系統性地改造歐洲，而不是技術性地改良歐洲。 　　意大利國家行政學院院長喬萬尼•特裡亞也認為，歐盟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歐洲的其他問題還包括，移民問題給歐洲帶來了“壞天氣”，“好天氣”時大家都很滿意，但“壞天氣”時歐盟的離心傾向加劇。 　　在“壞天氣”的影響下，歐洲國家內部發展不均衡現象格外突出，如意大利南北差距大(北方富餘，南方相對落後)、英國南北差距大(南方富餘、北方發展相對滯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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