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研究員、研究部主任束沐（中評社 袁曉麥攝）
與會人員合影（中評社 袁曉麥攝）
中評社香港7月2日電（中評社報導組）中評社編輯委員、中評智庫研究員束沐日前參加以“以哲學思維論時代變局”為主題的第十五屆中評智庫青年論壇，他結合進入中評近九年來的學習與工作歷程，分享了“融合發展”對他個人的深刻影響。他表示，“融合發展”不單是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並逐漸內化為個人思想認識體系，進而形成了一套具有廣義而深邃內涵的“融合發展觀”。
束沐首先表示，青年論壇是中評培養青年智庫學者和專家型記者的獨特人才培養模式，他向提議設立中評青年論壇、悉心關懷中評青年成長的郭偉峰社長，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說，這次論壇的主題“說簡單很簡單，說難卻很難”。前者是因為，各位今天發言主題並非特定學術或政策問題，不需要額外“做功課”，後者則是因為，正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以自己為“研究對象”反而是難度最大的。
“融合發展”的廣義意涵
束沐認為，融合發展，這個我們常常運用在兩岸關係、一國兩制、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概念，事實上具有相當廣義而深邃的思想內涵。顧名思義，“融合”與“發展”兩者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有機辯證聯繫，進而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涵義：首先，“融合”是指不同性質事物之間“合而為一”的過程，是從“不同”到“同”的過程，但這裡面有一個關鍵點在於，融合後的產物既可以是“二為一”，也可以是“二為三”，區別在於融合前事物的原有性質是否得到保留，這也是融合的深邃之處；其次，發展是指事物不斷進步、優化的過程，發展的方向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後的、是進步的而不是倒退的，故“融合發展”與“融合”最大區別在於，“融合”包括了征服和同化、也可能會付出高昂代價，但融合發展是參與融合的不同性質事物共同向前發展進步的過程。
束沐表示，融合發展的核心內涵可以概括為12個字：第一，尊重差異；第二，聚同化異；第三，共同進步。而這也構成他個人“融合發展觀”的認識基礎。
作為“政策”的融合發展
結合自身學習和工作經歷，束沐表示，中評社、中評智庫團結帶領兩岸專家學者探索和構建“兩岸融合發展”的理論體系、話語體系的全過程，也是兩岸融合發展從概念、理念上升到政策、理論的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透過多方面學習和工作，形成了對兩岸融合發展的形勢研判、理論思考與政策建議。
束沐介紹，近年來他思考和探討了涉及融合發展的七組關係：第一，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之間的關係；第二，融合發展與國家統一之間的關係；第三，融合發展與反分裂反干涉鬥爭之間的關係；第四，閩台區域性融合發展與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的關係；第五，融合發展與涉台治理之間的關係；第六，融合發展與心靈契合之間的關係；第七，融合發展進程內部經濟、社會、文化、治理、制度等各領域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作為“政策”的融合發展，不僅已經成為他個人融合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近中評社、中評智庫推動融合發展政策實踐、理論創新實踐的組成部分。
作為“科學”的融合發展
束沐結合大數據研究分析的經歷，介紹了近年來中評創建和完善大數據分析系統、探索大數據分析方法、完成大數據分析報告的成果和經驗。總的來看，實現了三個方面的融合發展：
一是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融合發展，主要成果是大數據調研報告。束沐認為，定量和定性“兩張皮”往往是困擾社會科學、智庫研究的難點問題。但經過多年來的研究探索，在中評大數據研究框架下，不僅定性和定量可以有機結合，而且可以相互轉化、相互論證、相互促進，進而掌握如何鑒別“數據屬性”的重要分析法。
二是新聞評論與大數據分析的融合發展，主要成果是中評數據新聞。束沐認為，在歐美數據驅動調查新聞的啟發下，中評社將大數據分析應用到新聞評論領域，不僅讓中評社“話語權、採訪權、調查權”三足鼎立體系得以建立，也在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歷史轉折中，發揮了輿論引導塑造的重要角色。
三是社會科學與數據科學的融合發展，主要成果是“數據流”模式與大數據民調模型。束沐認為，這是中評大數據從“科技”到“科學”的關鍵突破。“數據流”模式是對傳統輿情監測與大數據分析“數據池”模式的重大創新與發展，而對數據截流、分流、引流的原創體系設計，則是引入社會科學、政治學理論模型，擺脫了傳統思維下“貪大求全”、盲目追求“全網海量”的誤區，進而實現對民情民意的立體式、常態式、跟蹤式分析和研判。
他認為，上述三項融合發展，難度階梯式上升，標誌著中評社、中評智庫的融合發展實踐，從政策、工作、理論領域首次踏足科學領域，他相信這是中評建立26年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飛躍，也是中評大踏步跟上人工智能新時代的關鍵一招。
作為“哲學”的融合發展
束沐表示，“學哲學、用哲學”，要以辯證思維、底線思維、區間思維、周期思維，來看待形勢，並運用到具體工作中。他說，融合發展本身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辯證思維，成為近年來他個人學習、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為三個理論構思：
第一，提出“兩個空間論”與“重叠空間”概念。總書記在2019年1·2講話中指出，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他將其概括為“兩個空間論”，並提出“創造空間是促統的方法論、處理好涉台紅灰黑三種空間的關係、兩岸在新的重叠空間內進行制度融合實驗”等主張。
第二，在“兩個空間論”基礎上，提出“融合第三制”。束沐表示，“兩個空間論”經過融合發展思想洗滌後，產生了共構“重叠空間”、“第三空間”的創新概念，並借鑒大灣區融合實踐經驗，進一步抽象為“融合第三制”，體現了圓融共生的傳統文化思想，也是汪道涵先生“共同締造論”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貫徹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煉兩岸關係“融合史觀”。束沐認為，北京“習馬會”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以“融合史觀”理順和貫通了傳統兩岸關係話語體系中的內戰、反帝、文化、現代化四種史觀。在“融合史觀”視域下，解決台灣問題是千年來中華民族內部各群體通過交流交往交融走向大一統的“歷史再現”；融合發展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優路徑，也是貫穿統一前、統一後的主題；“多元一體”是兩岸融合發展的最鮮明特徵。
由此，束沐認為，融合發展不單是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逐漸內化為自己的思維體系。
作為“生活”的融合發展
作為“新香港人”或“港漂一族”而言，束沐認為，不僅在研究融合發展、宣傳融合發展，連自己的生活就是融合發展的生動實踐：穿梭兩地之便、享受兩制之利。尤其是親眼見證著過去5年來，香港社會對兩地融合的三個階段：一是排斥與抗拒，以2019年修例風波為最高點；二是隔絕與期待，疫情3年對港人的內地觀產生決定性影響；三是擁抱與共享，以疫後兩地加速深度融合為標誌。身處歷史轉折，這種親身體驗與感悟格外難得，而這種經驗也對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產生了新的啟發。
束沐表示，“一國兩制”理論的締造者是在國家完全統一前或港澳問題解決之前進行思考和設計的，故在傳統官方論述中，“一國兩制”是在“一國”前提下，維持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是，在融合發展的脈絡下，所謂“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需要進行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化，應該可以修正表述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發展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一國兩制”就找到了最後一塊理論拼圖，也為今後港澳台治理打開了新的思路。他強調，這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中評人的使命所在！
在香港回歸二十七周年到來之際，第十五屆中評智庫青年論壇於6月19日上午舉行，本次論壇主題聚焦“以哲學思維論時代變局”，在內地與香港學習工作及成長，經歷過由亂入治洗禮的中評社青年骨幹，以哲學思維來探討在當前大變局之下香港青年應有的作為，積極為香港由治及興新時代獻計獻策。該論壇由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助理總編輯郭至君主持，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院員林艷、束沐，高級分析師曹潤來，副研究員陳倩羚，中評社北京站副站長海涵、港澳部副主任盧哲參加了論壇並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