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基金會副秘書長、研究員束沐
香港亞太戰略安全研究所、中評智庫基金會9月27日共同舉辦主題為“從香港看兩岸關係新變局”的思想者論壇。
中評社香港10月20日電（記者 鬱光南）香港亞太戰略安全研究所、中評智庫基金會9月27日下午在香港共同舉辦思想者論壇，主題為“從香港看兩岸關係新變局”。中評智庫基金會副秘書長、研究員束沐回顧了“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經驗與近年來兩岸關係形勢變化，對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深水區問題”的提出了新思考。
束沐認為，在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研究的話語體系中，“深水區問題”是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兩岸關係一些涉及敏感政治領域、台灣當局身份名義與制度安排、且短期內不易處理和解決的問題。但是，隨著兩岸關係發展階段的變化，所謂“深水區問題”的內涵也隨之發生變化。簡言之，當前兩岸關係的“深水區問題”，已經與2008年至2016年和平發展時期截然不同，需要進行深入研究與思考。
與時俱進地思辨兩岸關係“深水區”問題
他認為，傳統兩岸關係中的“深水區問題”，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涉及兩岸政治談判時雙方身份的問題，但事實上自2014年國台辦－陸委會聯繫機制建立、2015年兩岸領導人會晤舉行後，只要秉持一中原則，該問題實際已經基本解決；二是涉及“中華民國”的問題，即台灣地區現有“國家性”政治符號，在統一前或統一後，如何對待、是否保留、能否轉化的問題；三是涉及台灣地區參與國際活動的適當身份的問題，這在2008至2016年已有暫時性安排；四是涉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問題，該問題始終未有實質性突破。
他說，隨著形勢的變化，上述四個“深水區問題”已今非昔比，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一是“陸強台弱”實力格局進一步深化，台方幻想的“平起平坐、對等協商”愈加脫離實際；二是民進黨當局連續執政、倚美抗中，兩岸平等協商基礎蕩然無存；三是大陸對台思維創新發展，“依法管轄、直接治理”進入政策議程。因此，上述四個“深水區問題”發生了以下變化：對於政治談判名義問題，台灣當局放棄平等協商地位；對於“中華民國”問題，蔡英文操弄“中華民國台灣”概念、賴清德將“中華民國憲法”扭曲為“台灣主權”；對於台參加國際活動問題，大陸堅決壓縮“台獨”空間、展開涉外反“獨”鬥爭；對於軍事互信問題，解放軍掌握台海戰略懾壓與反介入能力，“軍事懲戒”擺上台面。
立足港澳經驗與治理思維思考“深水區”新問題
束沐表示，在傳統“深水區問題”變化、變質的背景下，如何適應新形勢、著眼於今後國家完全統一與統一後台灣地區長治久安，尋找和研究符合當前時代特色的新“深水區問題”？繼而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研究發展，進一步推動涉台理論聯繫實際、指導實踐，就成為事關全局的重要課題。他認為，概括來講，目前兩岸關係的“新深水區問題”主要有三個：
第一，如何建構和完善中國共產黨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史觀和系列論述，是事關統一後台灣政治體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意識形態工程，也是難度大、敏感度高、牽涉範圍廣的首要“深水區問題”。
他說，眾所周知，現有的“台灣民主化”典型論述有兩大脈絡，一條是“台獨”本土主義論述，一條是國民黨“去威權化”論述，前者是分離主義論述，後者是帶有反動色彩的資產階級乃至顔色革命論述。中國共產黨現有對台論述與“台灣民主化”的交叉點主要有三個：一是二二八起義，二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反蔣鬥爭，三是近30年來“尊重”台灣民眾（民意）選擇。但上述三點交叉論述中，前兩點被島內“台獨”史觀扭曲，第三點容易進入“主流民意誤區”、導致“被牽著鼻子走”，而且不利於統一及統一後治理。
因此，需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用新視角、新話語來建構中國共產黨歷來關心和支持台灣同胞當家做主的民主化論述，具體有三個著力點：一是突出“反外部干預（挾持）”，即1949年至今台灣“民主化”畸形發展、聽命於外部勢力，台灣人民並沒有真正當家做主；二是突出“黨外時期角色”，即理直氣壯講清楚中共在台“解嚴前”對島內黨外運動的聲援和支持，與民進黨爭奪話語權；三是突出“統一後新民主的真實性廣泛性”，廣泛與台各界人士、愛國統一團體探討統一後台灣民主制度基本框架和原則，哪些可以存續、哪些需要完善、哪些應當增補、哪些必須廢除。
第二，在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兩岸融合發展全面深化、“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根本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的新歷史背景下，“一國兩制”中有關“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應予以與時俱進的調整。
他說，“一國兩制”理論的締造者是在國家完全統一前或港澳問題解決之前進行思考和設計的，故在傳統論述中，“一國兩制”是在“一國”前提下，維持港澳台原有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以回歸後“一國兩制”港澳實踐經驗為例，正是因為香港社會對內地生活方式的排斥、抗拒以及政治化操作“兩地矛盾”，再加上原有制度和法規的漏洞，才導致“反中亂港”勢力形成一定社會基礎。不過，隨著國安法令香港浴火重生、根除挑撥兩地矛盾的隱患，以及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軟硬件對接、銜接機制的完善，香港民眾轉而“擁抱”內地、崇尚內地生活方式，“港人北上”絕非簡單的成本考量，而是對內地高科技、高智能、高性價比的“高質量生活方式”的熱愛與期待。
他認為，從這個角度看，“新質生產力”是引領祖國大陸（內地）生活方式迭代升級的關鍵所在。因此，在深化融合發展的脈絡下，所謂“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需要進行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化，應該可以修正表述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發展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一國兩制”找到了最後一塊理論拼圖，也為今後港澳台治理打開了新的思路。因此，首先要通過閩台示範區建設，加強廈門、福州在生活方式上對金門、馬祖的吸引，加強相關配套論述的建構。
第三，由於長期以來涉港、涉台跨領域、跨學科研究力量有限，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豐富經驗，如何有機融入現有對台話語體系、“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論述體系，目前也是“空白”較多的理論性課題。
他說，在第三份《對台白皮書》中，特意對香港“修例風波”以來形勢變化及對台意義做出原則性闡述，包括“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白皮書中提出“一些台灣同胞對兩岸關係性質和國家認同問題認識出現偏差，對祖國統一心存疑懼”，也與香港問題有所關聯。
因此他認為，這方面的“深水區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近年來對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只不過是重新回到“行政主導”的應有秩序，而“行政主導”本來就是回歸前香港政治常態，但台灣近30年來搞的是“三權分立”、非“行政主導”，故兩者之間在論述上如何銜接；二是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後的香港宣誓制度、資格審查制度，可以對統一後台灣政治體制改革產生示範作用，但能否恰當適度運用好“愛國者治港原則＋《基本法》雙普選遠景目標”的復合性論述，仍然對做台灣人心工作、改變台灣社會對統一以及“一國兩制”刻板認知有所助益；三是香港經歷“修例風波”後更顯中央全面領導並強化軍事、警察、國安權力的極端必要性，但相關涉台論述仍處於缺位狀態。
破解“深水區”新問題，確立“兩制”台灣方案基本原則
束沐指出，以香港回歸經驗為例，中央就“一國兩制”基本原則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漸完善、豐富、周密的過程。從最開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後來明確提出“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享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區不存在剩餘權力”以修正原有“井水不犯河水”提法，再到現在旗幟鮮明提出“愛國者治港”原則。他說，相信所有親歷香港回歸以來由亂到治的有識之士們，都會深有感觸。同理，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1月2日首次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後，有關台灣方案的基本原則，也成為涉台學界深入探討的話題之一。結合對新時代台灣問題“深水區”新問題的思考，再汲取“一國兩制”港澳經驗，他對“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原則提出四點思考方向：
一是全面管治。這是關乎統一後台灣地區治理兜底責任的“極限”問題。中央政府對台灣地區享有全面管治權，賦予台灣地區政府自治權，對台灣地區一切管治事務負有終極責任。這保證了統一後無論島內發生何種情況、出現何種問題，中央政府都是維護“一國兩制”在台灣實施的最後一道守門人、責任人。
二是國安法治。這是關乎統一後台灣社會能否穩定運轉的“底線”問題。即便在統一前台灣當局也在實行“國安法”，故國家統一後，只要將台灣現行“國安法”中抵觸國家統一憲制責任、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內容删除，並對標統一後中國憲法精神，原法可沿用，中央政府可派出國安事務（政治、技術）顧問，監督國安法治在台實行。
三是充分自治。這是關乎統一後台灣治理能否促進繁榮的“上限”問題。習總書記在2014年、2019年兩次用“三個充分”闡述“一國兩制”在台具體形式，實際上點出了統一後台灣地區行政管理制度以“充分自治”為原則。在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框架內，台灣自治越充分、發展空間越大、能量越多。
四是民主政治。這是關乎統一後台灣政治能否多元有序的“象限”問題。一方面，統一後應保留並整合民代選舉制度，縮小並增加立委選區、增加區域立委席次，裁撤縣市議會，擴大不分區立委席次並貫徹中央管治權與國家意志；另一方面，統一後台灣各級選委會賦予資格審查職能，無論藍綠白，只要宣誓反對“台獨”和外國干預、擁護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就有資格參與選舉、當家做主。
束沐最後表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思想理論決定路線方針，意識形態決定制度設計。因此，從更宏觀的大歷史、大中華、大戰略格局來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兩岸關係領域（包括統一前、統一後）如何制度化的問題，也需要做出前瞻性思考。而且“中華民族共同體制度化”的頂層理論設計，不僅涉及台灣問題或國家統一問題，也是未來涉及港澳、民族、海外華人華僑工作的新興領域課題，為此需要更多跨學科、跨領域研究探索，也屬於“深水區問題”之一。
香港亞太戰略安全研究所、中評智庫基金會9月27日下午在香港共同舉辦思想者論壇，主題為“從香港看兩岸關係新變局”。論壇由香港亞太戰略安全研究所所長李風主持；評論員有：中華新時代智庫基金會理事長李大壯、新範式基金會總裁邵善波、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劉瀾昌、前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中評智庫基金會秘書長羅祥喜、副秘書長束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