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8日電/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藝樺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發表專文《台灣主流民意發展趨向與兩岸融合路徑選擇》，作者認為：民意是研究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部分。民進黨上台以來，一直試圖定義台灣的“主流民意”，並通過拋設多元議題混淆民眾對當前形勢發展作出的“意見反映”與總體意識傾向改變的“態度定論”之間的區別認知。在政黨極力塑造主流民意的過程中，混亂的主流民意與單向的個體意識激烈碰撞，青年世代傾向於借助網絡社區形成主流價值聯合體，“台灣人”成為最安全最保守的身份認同，“選人不選黨”的個體投票心理定式成為主流。針對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在深化兩岸融合的路徑選擇方面可著重考慮給予個體參與體面感、創設融合新“鏈接”、利益表達清晰化及認同推進階段化四個面向的具體措施。文章內容如下：
在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兩岸關係時,台灣主流民意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目前學界對台灣主流民意的動向研判和觀察，主要是基於台灣大量的民調數據。然而，民調所展現的民意現象，可能是媒體與政黨意志的短期形塑。隨著兩岸關係持續緊張，越來越多的民眾對島內政黨和媒體宣揚的“主流民意”真實性產生質疑，認為其受到明顯的政治操控。在此情況下，何為台灣真正的主流民意，如何研究及判斷台灣主流民意不僅在於學術層面的辯證，還在於現實性地助推兩岸關係正常化。本文試圖進一步釐清“台灣主流民意”的概念意涵，研判分析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點及未來趨向，並以此為基礎對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路徑作出進一步思考。
一、台灣主流民意的概念界定與意涵更進
台灣民意是指在當前台灣社會裡大多數人對於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以及兩岸關係等方面的公共事務以及各種現象的意見與態度。主流民意則被認定為台灣民眾主體意向的綜合表現①，一般應有超過六成的民眾具有較為穩定地理解、接受和支持的某種觀點和主張。民調無疑是觀察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的重要棱鏡，在多元民調數據的支撐下，島內主流民意表現出高流動性，如“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救經濟”“撤飛彈”“民主自由”“反獨”“反統”“台灣主體意識”“維持現狀”，等等都曾被稱為台灣的“主流民意”。對此，涉台研究學者葉世明指出推動民意形成的有關議題之間存在關聯性，台灣特有的政治環境和議題，如統“獨”立場、民族認同等具有高度穩定的特性。②不過，陳孔立教授指出，“台灣主流民意”有具體問題與總體發展之分，當前涉及台灣前途與兩岸關係的主流民意有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維持現狀以及“台灣認同”等，其中“台灣認同”的形成有其國際因素、內部因素以及大陸因素，它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不等同於政治態度，“認同台灣”與“認同中國”並不一定互相對立。③從民意到認同的研究表明，在判斷“主流民意”時，更重要的是及時辨別相關民調所顯示的是民眾對當前形勢發展作出的“意見反映”，還是總體意識傾向改變的“態度定論”。
在台灣社會中，主流民意既是政客迫切迎合、投其所好的，也是各股政治勢力想極力利用甚至塑造的“選舉利器”。台灣政黨貫以遵從“主流民意”激發選民的“隨眾心理”以獲取更多的支持。政黨先是拋出結合時事的多元議題，引發民眾對該議題的討論關注，再提出相應的政策主張（展現政黨的應對能力），最後通過專業民調機構制定出符合政黨“期待”的民調報告，把民意塑造成促其發展的有力武器。政黨通常在利用民意支持獲得合法性權益後，開始專注於擴展自身行政權力，淡化民意代表功能，甚至借助媒體普及化的趨勢，掌控媒體以欺騙性的政治文宣蒙蔽和壓制民眾中的反對聲量，為政黨的利己行為樹立正當性。如，專權、貪腐、老舊是台灣社會對國民黨形象的認知，外加國民黨變革的不徹底使其在島內的發展日漸低迷，其對手黨派民進黨通過操控媒體（打壓反對媒體、培養“政府”網軍）、修改課綱等方式對台灣民眾進行著“溫水煮青蛙”式的洗腦，灌輸“台獨”理念，壯大自身支持群體，逐步在島內形成“一黨獨大”的發展態勢。對此，學者研究發現，民進黨通過近30年的社會意識形態工作，已經徹底改變了台灣社會的民心民意（民進黨相較於國民黨已獲得了較多民眾的認可與支持；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的性質定位與發展取向方面的立場與主張，已獲得了多數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徹底翻轉了台灣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結構，進入到“政治正確”的“政治收穫期”，因而已具有長期執政台灣的可能性。④
現今，壯大後的民進黨也難以避免地產生了和國民黨一樣的問題，專權、貪腐等問題時常被報導出來。這顯示出台灣的政黨競爭越來越走向以黨派利益優先的功利型競選。政黨的競選承諾往往在獲取合法性地位後被拋諸腦後，一度引發民眾的不滿。而這種不滿也成為反對黨再次操縱議題換取民意支持的源頭所在，但這種為攫取權力利用民意的行為也將促使政黨發展的同質化。若是政黨失去民意代表功能，政黨發展整體基調以惡性為主，民眾也不得不經常性地面對在“兩個臭蘋果，選一個程度輕些的”窘境。長此以往，民眾就會被迫去尋找其他更能代表其利益的社群、黨派或是媒介來聚集發聲，形成更多元的“主流民意”與主流黨派相對抗。正如大陸學者陳星指出的“主流民意”已經成為一個政治陷阱，由於民意中的價值關懷日益縮減，台灣政治中的對立與對抗會進一步加劇。⑤
二、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及未來走向
遵循總體意識傾向改變的“態度定論”，以民調和政黨政策中具有長期延續性的議題變化作為觀察點，如“兩岸和平”“維持現狀”“台灣優先”等等，可以對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及未來的民意趨向作出一個大概的判斷。
（一）混亂的主流民意與單向的個體意識激烈碰撞
在多元的“議題性主流民意”中，不難發現台灣社會愈發鮮明的個人意識。多元議題引導下台灣社會湧現出了多元的主流民意，隨後，學界和民眾對這些多元“議題性主流民意”的討論與分析進一步加深了民意的複雜性。在各方均試圖搜集更多的“證據”來論證何為台灣真正的主流民意時，也不可避免地同步迷失在這些人為塑造的“有理有據”的主流民意中。事實上，在“兩岸和平”“維持現狀”“台灣優先”這些能夠激發台灣社會選票快速聚合的主流民意背後都映射著這樣一種思維：個體迫切地需要維持著一種最能接受、最體面的生存狀態。誰能給予個體相關需求的滿足，即可獲得長久的支持。不過，台灣政黨的功利型發展，卻又時刻破壞著民眾的個體需求，引發群體性的意識混亂。以此投射在兩岸關係層面上，台灣民眾會傾向於建構主體自尊感，以個人的“小”來對抗體制及國際層面上不公的“大”。所以在兩岸關係上衹要台灣政黨繼續放大中國國家體制、生活環境以及國際作為中的“大不公”，就能讓島內混亂的主流民意瞬間統一戰線，以其最熟悉的選票支持來達到對個體尊嚴的維護。
在混亂的主流民意與單向的個體意識激烈碰撞的過程中，極易產生更具搖擺性的中間選民。從政黨色彩定義中間選民即是指在“藍”與“綠”，或“左派”與“右派”，或“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意識形態中，沒有偏向任何一方，其政治坐標完全居於中間，既不能歸於政治上“傾藍”，也不能歸於“傾綠”。這部分選民不具備明顯的政黨色彩，也不看好政黨為民服務的功能，並且政黨作為越令人失望，其“社會排除性”就越強。社會排除的本質是動態且多面向的，除了經濟上的問題，還包括心理、價值與社會參與等的問題，同時探索的是一個人或團體在生命周期中逐漸淪入貧窮的動態過程。社會排除的現象及其內涵常被認為與傳統的“貧窮”有所差異，故有時以“新貧”（new poverty）稱之。從選舉視角定義的社會排除即為，在多元且變遷的因素之下導致政黨被當前個人的交易活動、服務及權利所排除。但這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對政治毫不關注，因為生存在選舉社會氛圍下，他們依舊會在恰當的時機選擇一定的政治參與。衹是基於鮮明的“社會排除性”，導致這部分群體在面對多元議題時會更為關注與自身主體尊嚴相關的議題，如個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經濟參與、教育與技能、健康、生活環境、社會地位等。其中，個人的經濟資源容易引發最多潛在的風險因素（risk factors）⑥，也成為評價現任領導者業績的重要標準。去除意識形態、利益分配、不參與投票等因素，占比約有25%的中間選民態度傾向於誰的政策能讓個人生活最有感，則更容易得到支持。現今，這部分更具搖擺性的中間選民所表現出的態度傾向正淡化著具備鮮明政黨色彩的群體力量，成為新一代群體的主流意識。屆時以龐大的中間群體態度為主導性的民生議題政治將成為影響島內政黨政治發展的核心要素。
（二）青年世代傾向於借助網絡社區形成主流價值聯合體
台灣社會中間群體力量的壯大，不僅意味著經濟矛盾持續未解，也隱含著以“青年”為主體的政治寄托與政治權力的轉換脫鈎：新一代青年以上個世代的繁榮為參考，產生了相對被剝奪感，於是出現以世代衝突來描述與定位問題。世代衝突主要源自於不同的政治世代會因為受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對政黨競爭的態度和投票偏好而有明顯的差異⑦。具有相同經驗的民眾，其政治傾向會較為相近，且政治傾向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
出現相對被剝奪感的青年力量正加速壯大並借助新媒體深刻地影響著政黨應對風險的決策制定。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促使台灣青年世代的態度理念較之前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個人能動性凸顯。受現代性影響之前的社會，人們的價值理念是團結性理念，人與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為了維護這種生存需要，人們會約束自己的言行、思想。這種集體型價值理念在現代社會中正日漸隱沒，取而代之的是個體型價值理念的凸顯。⑧與國民黨當局“戒嚴”時期成長起來的代際人群對大陸有較強的認同不同，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強調“台灣”自身的認同，其本土意識增強，形成了名為“天然獨”的新型“台獨”思維。⑨這種思維也深刻地影響著島內政黨的發展與政策制定。
通過移動互聯網，青年世代的個人權利和價值得以提升，並且被激活的個人資源成為社交網絡中的直接生產力。美國社會學學者韋爾曼指出，由個人網絡形成的聯結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構成的網絡不但具有極強的社會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變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⑩台灣政黨通過構建社區文化認同來強化社區參與者的主體性，從現實幫扶發展至網絡聯結，意在把社區人員之間產生的聯繫與社區整體意識相融合，形成區域共識。網絡社區的構建確保政黨可快速高效地聯結社區個人力量。對台灣政治影響深遠的“太陽花學運”及“反課綱運動”之所以可快速集結大量人員，不乏社區網絡和各大社交媒體的平台助力。發起者通過各種社交平台聯動、協作，最後形成“無組織的組織”。青年群體的政治關注度和參與度也由此得到明顯提升。以“太陽花學運”為分水嶺，此前，台灣青年世代不太願意參與政治選舉；而“太陽花學運”後，青年世代更加願意參與政治選舉，也更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與看法。⑪2016年“大選”民進黨可以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大量青年選民票數的增加，平時政治冷漠的“首投族”為其選票多有“加持”。
當前境況下，這一世代的青年政治參與度提升也暗含了一系列的風險。一是促使政黨開啟對網絡社群媒體的強控措施，以便於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為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培育個體的政黨偏好，台灣地區的社群媒體功能擴展被提上日程。各黨派以網絡直播、專屬APP、“臉書”、“油管”平台等等途徑擴大與選民的交往互動，整合觀察選民意見，培育網軍引導輿論方向，網絡中的個人與政黨的粘合度會有所增強，更容易受到政黨議題的影響。二是刺激產生愈來愈多的非理性個體。由於部分青年群體附帶著更強烈的“自我色彩”，在面對動蕩的外部環境時，更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引領者”來整合當下混亂的局勢。而這個引領者的意識形態真正為何顯得並不那麼重要，關鍵在於能否契合這些參與者的個人情感目標和利益表達。這就為政黨通過設置議題快速引發利益之爭，以小事件引發大騷亂提供可能。
（三）“台灣人”成為最安全最保守的身份認同
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二十多年（1992-2024.6）的民調資料顯示，在社會認同方面，“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已成為主流民意。隨著兩岸實力及各方面差距的不斷擴大，島內民眾對其“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會愈發強烈。有台灣學者指出，當台灣民眾越認識自己，越清楚兩岸的差異時，“自然主體意識和自我認同會更強”。⑫這種認知趨勢的變化為“台獨”政黨操縱民意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賴清德在回應大陸發布刑事懲“獨”《意見》時曾聲稱，“在大陸眼中台灣衹有統一促進黨不是‘台獨’”“最重判死刑，台灣九成民眾恐受波及”。⑬這種思維背後的邏輯是要將“認同台灣”與“認同台灣獨立”關聯起來。
然而，“認同台灣”與“認同台灣獨立”真的可以劃等號嗎？雖然民進黨當局正通過多元手段促成這種對等認知的形成，但是台灣社會對其“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似乎更偏向於一種避亂求安的保守性選擇。有大陸學者研究發現，“太陽花學運”以來，兩岸在社會層面越交流越認識，政治層面的分殊化反而更嚴重，台灣對大陸認知出現群際偏見。台灣群際偏見可歸因為：習慣自我歸類，並強化界限；自我歸類之後形成封閉的內群網絡；島內社會輿論對大陸形象的消極聚焦。因此，兩岸越交流越認識的群際接觸，反而更傾向尋求清晰的群際邊界，產生更多的消極態度，減少群際信任。⑭可見台灣民眾最初減少群際信任是受島內政治環境氛圍影響。不過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明顯下沉，台海安全局勢幾經動蕩，台灣社會對戰爭的恐慌感加重。此時，台灣民眾認同台灣，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開始轉變為是在自己構建的社群中獲得心理安定而非決意對抗大陸。外部環境越不穩定，這種群體認同度越高。這時再觀察台民眾對民進黨大肆鼓吹“台灣主體意識”成為主流，台灣民眾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賴清德將九成民眾劃歸到“台獨”的行列時的不同反應：他們欣然接受了“台灣人”的身份設定，但非常強烈地反對“被台獨”⑮的劃分。這其實也反映出他們對自己“台灣人”的群際設定並不等同於承認自己是“台獨”的認同態度傾向。
不過，即便“認同台灣”與“認同台灣獨立”的本質並不相同，也不能忽視島內外對兩個概念的對等思維塑造。“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與“本土主義”(nativism)並不會隨經濟發展而煙消雲散⑯，單純依靠經濟融合改變政治認同極具挑戰。民進黨運用“本土牌”不僅奪得執政權，也建立了“台灣優先”的意識形態霸權，並逐步建構出“台灣民族主義”的基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手法還會推陳出新，持續發酵。政治世代的交替，族群融合通婚的深化，也未必能完全消彌這種對等再次被利用後的影響。“本土優先”論的頑強韌性已蟄伏在台灣民眾深層的政治意識中，衹要外在條件成熟，就可能被有野心的政客隨時激發利用。
（四）“選人不選黨”的個體投票心理定式成為主流
在台灣，民主政治即為民意政治。現今台灣地區選民對政黨競爭的態度與投票心理髮生了明顯變化，從“認黨不認人”轉向“認人不認黨”。態度和投票行為理論認為，通過研究選民的態度就可以預測投票結果。在傳統意義上，有政黨傾向的選民會透過政黨標簽帶來的捷思(heuristic)來支持同黨參選人⑰，長期以來，政黨認同在台灣同樣被視為影響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如過去國民黨的“鐵票”很多。這種選票是“認黨不認人”⑱。然而，近些年來，台灣選民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越來越高，其投票行為也越來越不受政黨動員所左右，再加上政黨惡鬥的形象深植人心，選民在投票時強調“選人不選黨”的態度取向日益突顯。
“選人不選黨”的投票心理隨即培育出台灣選民的形象投票習性。選民的形象投票是一種普遍化的客觀選舉模式。選民在選擇候選人時，並非真正認識“候選人是什麼樣的人”，而是透過大眾媒介或人際傳說，認為“候選人像什麼樣的人”。這種加入了濃厚的“傳播活動”取向，可界定為“形象取向”。選民所評價僅是經由傳播活動所描述的某些外表，加上自身對這些外表的期待、支持、或偏愛，綜合產生的候選人“形象”。如202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對選前爆出的政黨頻頻打人格抹黑的負面選戰，包括戲稱“賴皮寮”“侯租公”和“炒地P”的候選人房地產爭議，已經影響到部分選民的投票選擇。⑲
形象投票催生非典型政治人物力量崛起。從2022年的“九合一”選戰開始，在民眾投票的關注點排序中，首先聚焦的是候選人個人聲量，其次才是政見議題。以國民黨和民眾黨為例。雖然民眾對國民黨貪腐老舊的形象印象深刻，但並不影響一些國民黨優秀的地方候選人如侯友宜、盧秀燕等中生代的崛起，他們的影響力逐漸超過國民黨黨中央，成為國民黨內具有高人氣的“非典型候選人”。這些“非典型候選人”因關注己身與民眾的關係連結，著重於突出民生議題，並盡可能地減少倚靠黨內大佬助力站台宣傳帶來黨派形象與個人形象的負面聯動反應。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個人色彩也十分突出，他擅長“標新立異”吸引民眾，如容許雙重黨籍、不收任何費用，自詡是中道且具備多元自由的“民主”色彩。這種理念觀點備受青年世代關注，民眾黨至今在臉書上也有近7萬的支持群眾。相較於注重政治議題的傳統政黨，柯文哲則專攻民生消費議題，又與一些意圖走“中間路線”的藍營支持者觀點相契合。媒體人黃暐瀚曾指出柯文哲可以在一年內讓台灣40歲以上族群對他的滿意度大幅增加。當然，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確實有助於增加民眾對政黨的滿意度，但也會促使台灣社會出現更為多元的議題性主流民意，為一些代表民意的小黨崛起提供空間，台灣政黨的碎片化發展態勢也將更為顯著。
三、主流民意影響下的兩岸融合路徑選擇
民意研究是一個深刻且綿長的過程，涉台民意研究更需要長期的經驗積澱並配合理論的統籌指導。黨中央對台工作中提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踐行“兩岸一家親”理念，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綜合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及趨向，可就短期的兩岸融合發展路徑提出以下思考，借助示範區建設平台先行先試。
（一）給予個體參與融合發展的體面感
應針對有需求的特定台灣群體，給予充分的體面感，使其成為促融和的主力。如占據台灣總人口的一半有餘的勞工和“軍公教警消”群體，可謂是台灣社會的中堅力量。民進黨上台之後，一是以“不正義”為由大幅裁減台灣軍公教人員退休金，並以“米蟲”公開羞辱。勞工群體的退休金也不足以支持其有尊嚴的養老。很多軍公教退休人員勞工群體都表達過若能保障其退休金待遇，恢復他們的名譽，就鼎力支持兩岸融合甚至是兩岸統一。可關注並思考如何突顯大陸在此方面的制度優勢，並優先考慮給予這部分有意願參與融合的群體充分的體面感和榮譽感。
（二）以新熱點創設融合新“鏈接”
大陸方面要緊跟時代信息熱點，創造融合新“鏈接”。在台海局勢動蕩、兩岸關係變量增多的情況下促進兩岸融合本就承擔著更大的風險挑戰。因此，創設更多元的參與渠道，使得兩岸不至於受外部環境干擾而徹底斷聯在當下尤為必要。互聯網為兩岸青年提供了多元的交流平台，尤其台灣青年新世代對兩岸流行文化的興趣較為濃厚。因此，可積極探索發現並利用時代信息熱點為兩岸創設融合新“鏈接”，如針對流行文化風潮、奧運宣傳設置兩岸互動專區，就台灣同胞對大陸發展疑問專設線上解答專區，為台青暑期來陸旅遊提供特定觀光券（或特色優惠券）、開放短期赴陸帶薪實習線上申請平台等等，展現中國制度的包容性和現代性，讓台灣民眾在面對兩岸關係的相關事務上有多元的選擇，以“順心”消除“對抗”，減少台灣民眾對大陸的群際對抗效應。
（三）可獲得利益表達清晰化
以明確且可視化的融合利益為前提，吸引台胞加入兩岸融合發展大局。不斷擴大的兩岸經濟實力差距確實讓部分島內民眾摘掉了“有色眼鏡”，以客觀的心態看待大陸，並樂意分享大陸的發展。但對於大陸惠台政策的看法仍聚焦在“主要受眾為在陸台胞”，島內台胞有感度不高。若要鼓勵更多的台胞參與大陸的發展，最好能夠把島內民眾真正關切的問題正面表列，以通俗化、簡潔化的方式讓他們知道兩岸融合發展是什麼，參與兩岸融合發展後，他們具體能獲得什麼利益。對此，基於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可考慮在台灣民眾關注的司法正義、錢權政治、媒體自主性、人權、養老就業、子女教育及居住保障等方面加強系統的說明和報導，以官方的聲音強有力地保障解決這些問題的可操作性。並考慮提供制度性保障，充分展現“利益可視化”、“規範有效性”，確保台胞可以通過參與兩岸融合發展大局獲得“事實平等”與“法律平等”的對待，消除台胞赴陸疑慮。
（四）從社群認同到民族認同的階段化更進
結合“台灣人”認同快速增長背後的思維邏輯，可以發現相比制度認同、政治認同，社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更容易被台灣民眾接受。因此，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進程中，可著重突顯兩岸融合中的社群認同部署，包括兩岸醫療長照產業、社區總體營造交流合作等，推動兩岸朝向彼此生活方式與社群理念層面上的融合，減少強調兩岸社會發展及政治認同的差異化舉措。隨後，在形成了社群認同的基礎上幫助島內民眾構建從“小兩岸”到“大中華”的格局觀念。借助官方發言、社群媒體、學術研討、經貿交往等多渠道突出在面對國際亂局、變局的風險挑戰時，中華民族所展示出的蓬勃動力，強調台灣民眾的參與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以提高台灣民眾從參與兩岸融合到助力民族振興的歷史使命感和現實責任擔當。
注釋：
①周天柱：《台灣主流民意的新變與走勢》，香港《中國評論》，2023年9月號，http://www.crntt.com/doc/63_0_106825846_1_1204143028.html
②葉世明：《台灣民意的結構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北京《台灣研究》，2006年第4期。
③陳孔立：《台灣民意的三個層次》，廈門《台灣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④唐永紅：《台灣民心民意和社會力量演變態勢與影響》，香港《中國評論》，2024年4月號，http://www.crntt.com/doc/266_0_106914918_1_0604133404.html
⑤陳星：“主流民意陷阱”與台灣政治的未來，香港中評網，2024年8月5日。http://www.crntt.com/doc/1069/5/0/7/106950762.html
⑥劉鶴群：《社會排除概念之本土意涵—台灣民眾焦點團體的歸納研究》，台灣《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012年第23期，第47-80頁。
⑦陳陸輝：《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台灣《選舉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9-141頁。
⑧傅正科、嚴夢思：《網絡化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社會網絡、自我傳播網絡與孤獨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3頁。
⑨顧旭光、田豐：《“太陽花學運”以來港台的民粹青年運動:特點與對策》，北京《中國青年研究》， 2016年第6期。
⑩Lee Rainie，Barry Wellman.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London：The MIT Press.2012，p.177.
⑪張文雅、李凌風：《台灣青年世代政治參與研究:2008-2018》，江蘇《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9年第6期。
⑫《台灣青年如何看待兩岸關係》，香港《中國評論》，2011年6月號。
⑬《馬英九也是“台獨”分子？》，台灣《聯合報》，2024年6月30日版。
⑭唐樺：《群際接觸與偏見：交流中台灣青年的心理機制》，廈門《台灣研究集刊》，2017年第6期。
⑮《島內民眾拒絕“被台獨”！賴清德騙不下去了》，北京環球網，2024年6月30日。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4IPjQoISqnG
⑯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p.211.
⑰Cassino, D, Taber, C. S. and Lodge, 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2007，Vol 48，NO.2，pp.205-220.
⑱葛永光：《文化多元社會中的領導》，台灣《政治科學論叢》，2007年第32期。
⑲《特稿：年輕和中間選民是台大選造王者》，新加坡聯合早報，2024年1月7日版。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40107-146057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0月號，總第322期，P8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