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學界辯論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目標是否有終極狀態？ CSIS報告
中評社華盛頓10月16日電（記者 余東暉）美國對華競爭是否應有“最終狀態”，還是不得不追求“共存狀態”？這是美國戰略學界正在辯論的議題。不少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和“鷹派”學者鼓吹美國要如在冷戰中戰勝蘇聯那樣，在如今的大國競爭中戰勝中國；而不少民主黨前高官和溫和派學者則主張，美中兩個大國不得不實現“長期共存”，追求“穩定狀態”。
經過兩年多的博弈，一直宣示要在美中競爭中“勝出”（outcompete）的拜登政府從去年開始，其對華戰略的主要籌劃者沙利文、布林肯、坎貝爾在不同場合談論，美國對華競爭難有“終局”（end game），兩個大國可能不得不追求“長期和平共存”。然而，前特朗普政府高官奧布萊恩和博明等人，則批評拜登政府的“共存戰略”，認為美國的對華戰略目標應是“完勝中國”，並暗示為此要對中國“政權更迭”。
這種對華戰略思維的分歧也體現在美國戰略學界之中。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出台報告--“定義成功：美國對華政策是否需要‘最終狀態’？”這個文集集結了20位美國、歐洲、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的研究中國和大戰略的專家的不同觀點，其中就反映了這種分歧：美國對華政策應追求明確的“最終狀態”，還是專注於管理競爭、避免衝突、和平共存？
這個文集的主編之一、CSIS費和中國研究項目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表示，這場辯論直指美國應該如何應對其在21世紀最強大的挑戰者的核心問題。他認為，150多年來，美國和中國一直在相互角力，引領著一種既合作又激烈競爭的關係。必須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來理解當前的緊張關係。歷史上，美國既想防止中國被歐洲殖民化，又尋求維護自己在中國的影響力。這種二元性一直是美中關係中反復出現的主題。
雖然政策目標有分歧，但本報告幾乎所有專家都認為，經濟、技術和軍事摩擦可能是美中關係的一個持久特徵，至少在中國政治軌跡改變之前是如此。白明表示，這對對美中兩國乃至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場悲劇。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和戰略競爭為創新、合作以及應對生存威脅所需的大膽、統一行動製造了障礙。在這個支離破碎的全球格局中，對主導地位和安全的追求掩蓋了為所有人管理一個宜居未來的共同責任，使世界變得更糟。
近年來屢屢以對華“強硬派”學者面目示人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蘭德茲（Hal Brands）指出，在特朗普和拜登治下，華盛頓已經接受了競爭的現實，但沒有確定一個勝利的理論——這意味著美國領導人尚未闡明，除了持續的緊張和危險之外，競爭將如何導致什麼？
布蘭德茲稱，很難下結論說，“競爭性共存”或“政權失敗”（regime failure），哪一種勝利理論在分析上占主導地位，因為兩種理論都依賴於必然是前瞻性的和多少有些試探性的判斷。但他聲稱，證據的平衡支持更悲觀的理論——“競爭最終將通過改變中國的權力或中國的治理方式來解決”。這是對美中競爭走向的悲觀看法。
布蘭德茲雖然承認美國當前不得不在對華戰略目標上採取模糊性，淡化敏感性，但他堅稱，從長遠來看，如果美國不清楚自己想要達到什麼目標，就很難看到美國如何贏得本世紀這場決定性的競爭。
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庫珀（Zack Cooper）認為，美國需要一種既能在短期內維持安全，又能在長期內展現成功願景的“階段性”對華戰略。在短期內，美國不太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基本道路，美國的政策只會對中國的決策產生輕微影響。目前華盛頓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在國內建立實力，在國外建立夥伴關係。從長遠來看，美國需要大量資源支出的戰略將帶來如“政權失敗”那樣的更持久解決方案。
引人關注的是，兩個“強硬派”學者都提出了“政權失敗”而不是“政權更迭”的概念。“政權更迭”表明美國將主動出擊，追求競爭對手的政權改變；“政權失敗”則帶有更多被動性，企圖通過施壓影響、形塑環境，等待競爭對手出現治理失敗，被迫改變治理方式。
拜登政府前半期的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戰略項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則指出，美中競爭沒有現實的、可實現的或可接受的、美國決策者可以審慎地制定戰略的出口。因此，“穩定狀態”可以成為指導性戰略。
杜如松稱，“穩定狀態”圍繞著一個正面的願景，即美國應該確保哪些利益，以及在一個與中國的競爭是需要管理的條件，而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的世界裡，美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秩序。
杜如松說，“穩定狀態”是美國戰略唯一現實的支柱。關於美國對華戰略目標的辯論應該少關注競爭如何結束，這是美國無法控制的，而應該更多地關注在競爭持續的世界中定義和構建穩定的狀態。他批評庫珀提出的“政權失敗”建議，類似於當年喬治·坎南的冷戰建議，只會令北京更加認定，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在中國實現“政權更迭”。
關於美國對華戰略是否應有“勝利的願景”，也是這場辯論的一部分。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認為，戰略需要一個最終目標或“勝利的願景”，決策者需要一個明確的目標，以此來確定優先事項，調整資源和能力，並在政策選擇中做出適當的權衡。然而，勝利的願景並不足以確保戰略的成功。所持的願景必須與挑戰的規模和範圍相一致。
易明稱，雖然目前美國對華“有管理的競爭”戰略有一個“勝利的願景”，但這一願景不足以應對挑戰。美國需要一個全面的勝利願景，其中包括對自身的願景，以及對美國在轉型的21世紀國際體系中領導地位本質的願景。限制中國只是一個更大戰略的一部分。
前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指出，重振美國領導地位需要的不僅僅是對抗中國。他表示，美國治下的和平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和中國都有能力傷害對方；任何一個對手都無法確保絕對安全。美國控制全球事件結果的能力已經減弱。在這個過渡時刻，美國戰略的目標應該是最大限度地促進美國人民的安全、繁榮和福祉。
何瑞恩強調，要實現這一目標，美國需要重新思考其全球地位，追求全球領導地位，而不是將外交政策的中心放在與中國的競爭上。除了追求與理念相近國家的聯盟，還應繼續鼓勵中國在應對全球挑戰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而不是把中國所有行動都視為威脅。
何瑞恩認為，美國戰略的核心支柱必須是如奧巴馬的“文膽”羅茲（Ben Rhodes）所建議的，“重振美國的創新和先進製造業，擺脫中國的關鍵供應鏈，並保持美國公司在開發新的和潛在的變革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
何瑞恩稱，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識到，他們對於對抗中國的痴迷使他們對國際體系中更大的動態視而不見，從而限制了美國恢復其全球領導地位的機會。無論是征服中國的企圖，還是與中國共存的願望，都不是當前時刻所需要的專門戰略的可信最終目標。
前白宮國安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喬治城大學高級研究員麥艾文（Evan S. Medeiros）表示，沒必要做二元選擇；兩者都是必需的，需要正確的配置。有效的對華戰略需要“最終狀態”，但它應該是籠統寬泛的，旨在指導政策選擇的戰略。最終狀態不應該太具體或太死板。最終狀態需要能夠隨著競爭的演變而演變。“最終狀態”應是正面的建議，重點是保護和促進美國的利益，避免了試圖從絕對意義上解決中國挑戰，比如倡導政權更迭。它關注的是中國的行為，而不是政權類型。
贊成追求“穩定狀態”的麥艾文表示，穩定策略的核心戰略問題比拜登政府對對華政策宣示的“投資、結盟、競爭”更為廣泛，“接觸、約束、平衡”政策的組合可以實現促進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競爭共存的穩定狀態。
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指出，美國政府需要為其對華政策制定具體目標，以激勵北京在追求其雄心的過程中採取更負責任的行動。她稱，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人別無選擇，只能與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存。美國需要談判、施壓、保證的混合手法和策略來影響中國的決策盤算，使其採取建設性的行動。美國應該明確表示，它對待中國的方式完全取決於中國的行為，而不是美國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或國內政治。
有意思的是，這些美國學者在辯論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目標時，提到了“中國失敗、美國勝出”的前景，提到了美國接受與中國“長期共存、穩定狀態”的前景，卻沒有提到“美國衰落和失敗”的前景。或許是出於政治正確性，或者是不願正視美中力量對比變化的現實，避談美中競爭美方敗陣的可能性，使得這場辯論至少是不完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