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長呂耀東日前在北京參加了以“石破茂當選首相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為主題的中評智庫思想者論壇，並進行了發言。（中評社 李澤璇攝）
論壇現場（中評社 李澤璇攝）
中評社北京11月18日電（記者 郭至君）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長呂耀東日前在北京參加了以“石破茂當選首相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為主題的中評智庫思想者論壇，並進行了發言。呂耀東表示，石破茂正面臨內外交困的嚴峻處境，執政前路困難重重。以下為發言全文：
2024年11月11日，日本自民黨總裁石破茂在首相指名選舉中獲勝，當選為日本第103任首相。從原因上來看，一方面，自民黨雖在第50屆眾議院大選中失去控制眾議院所必需的過半數席位，但仍是眾議院第一大黨；另一方面，在野黨之間存在明顯政策分歧，難以形成合力共同應對自民黨。因此，石破茂最終能夠在首相指名選舉第二輪投票中，以221票戰勝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160票），暫時穩住執政地位。但這並不意味石破政權可以“高枕無憂”。事實上，石破茂不僅面臨民生問題積重難返、政治醜聞層出不窮等國內問題，而且面臨如何與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打交道的外交難題。這無疑表明，石破茂正面臨內外交困的嚴峻處境。
一、石破茂執政前路“難題重重”
當前，石破茂亟需著手整治日本政治腐敗問題，並切實推動解決經濟民生等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以緩和呈集中爆發之勢的各種矛盾。鑒於此，石破茂近期須正視的棘手問題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石破茂的當務之急是推行政治改革，實質性解決政治腐敗問題，化解自民黨在國民中的誠信危機。此前的“黑金政治”事件使自民黨的執政能力和民意基礎受到嚴重質疑和衝擊。可以說，石破茂對“黑金政治”事件的處理不力，是石破茂在眾議院大選中“出師不利”的直接原因。面對“黑金政治”事件所引發的連鎖反應，石破茂在11月11日的記者會上稱，將盡快在年內推進政治改革，包括重新討論政治資金問題、廢除政務活動費、設立第三方監督機構等，實現政治資金透明化，“讓每一名國民未來都可以監督政治資金收支報告”。但事實上，自民黨的“金權政治”痼疾根深蒂固，政治改革很可能會觸及黨內利益分配。在此情況下，石破茂作為黨內根基薄弱的“弱勢”首相，其政治改革之路或將舉步維艱。
其次，在經濟民生等與國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石破茂亟需用“政績”來“取信於民”。石破茂若想贏得日本國民的認可，在政策上就必須與在野黨表現出反差及“不同凡響”，尤其經濟民生問題是著力點。石破茂在記者會上承諾，為實現“加薪和投資拉動的增長型經濟”，將繼續推行岸田政府時期的“增長型經濟”路線，打造“高附加值型經濟”，同時還提出提高實際工資以及振興地方經濟等舉措，意在提升國民實際“獲得感”。需要看到的是，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在此前眾議院選舉中的議席數從選前的98席大幅增至148席，這就意味著在野黨將擁有更多話語權。隨著在野黨的勢力增強，石破茂在內政外交施策上勢必面臨嚴重掣肘。鑒於此，石破茂的上述“承諾”能否真正得以執行落實，或將受到在野黨的質詢和強力監督。因此，石破茂政府必須在提高實際工資、減少稅收等民生議題上拿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才能對在野黨及日本國民有所交代。
此外，凝聚黨內向心力、強化黨內團結也是石破茂需解決的一大難題，若無法妥善處理自民黨內部的分裂和矛盾，日本政局恐將陷入新一輪動蕩期。“黑金政治”事件的曝光，對以派閥政治為基礎的自民黨造成重大衝擊。自民黨六大派閥中有五個派閥均宣布解散，但派閥政治並不會因此而終結。回顧歷史，為挽回因“利庫路特事件”釀造的信任危機，自民黨制定“政治改革大綱”，並在大綱中表示“決心消除派閥的有害影響，並解散派閥”。事實證明，表面上解散派閥並不會根本解決黨內派閥問題，派閥的不同分化組合或將形成新的政策集團，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於自民黨內。需要注意的是，派閥解散後，自民黨內各政治集團呈現鬆散狀態，部分政治力量或將借此機會展開激烈角逐，恐進一步加劇自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矛盾。再者，在處置黨內涉及“黑金政治”的議員時，石破茂將涉及醜聞及遭受在野黨、民眾非難的“污點”閣僚“悉數”撤換，希望借此使自己暫時抽身於醜聞漩渦，避免最終被拉下馬的政治厄運。但與此同時，這也可能刺激黨內“倒閣”力量，導致自民黨內亂。石破茂在國會議員中支持率較低、高市早苗拒絕入閣、在野黨咄咄逼人，重重壓力都體現出政權的低穩定性。
二、石破政府將延續自民黨一貫的保守主義路線
日本當代政治的右傾化特徵，已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如果說日本仍舊延續自民黨獨大的態勢，那麼整個政界趨奉右傾，就是當代日本政治萬變不離其宗的本質特徵。目前來看，石破茂的執政理念不僅沒有脫離自民黨一貫的保守主義路線，而且在防衛、修憲等問題上更加激進，或將在自民黨的立黨理念即“修憲”方面比前首相安倍晉三和岸田文雄走得更遠。
石破茂在當選自民黨總裁後，明確指出日本未來外交政策的三個方向：（1）建立“亞洲版北約”，“與西方盟友共同遏制中國”；（2）制定《國家安全保障基本法》，著力推進修憲進程；（3）強化日美同盟，“使日本作為與美英同盟並駕齊驅的‘平等國家’。”具體來看，首先，“亞洲版北約”構想的實際落實可能性較小。從當前的國際社會反應來看，美國和印度均為未對此倡議作出積極回應，印尼等國家更是公開表示反對，日本不得不擱置“亞洲版北約”構想。日本新任外務大臣岩屋毅和防衛大臣中穀元在就任後的首次發布會上稱，“目前沒有就新首相石破茂有關建立‘亞洲版北約’的提議展開工作”。需要注意的是，石破政府絕無可能放棄建立“亞洲版北約”的想法，只會“伺機而動”。
其次，石破茂在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就主張删除“和平憲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解禁集體自衛權、將“自衛隊”改名為“國防軍”，“修憲強軍”旗幟十分鮮明。石破茂在其專著《保守政治家：我的政策、我的天命》中明確強調，關於修改憲法一事，“應該在删除了‘不保有戰爭能力’的憲法第九條第二款的基礎上，將現在的自衛隊改成‘國防軍’，並明確記載在憲法上。”不僅如此，石破茂還在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政策集中，寫明了力圖“在擔任首相期間實現由國會提議修憲”。這足以表明，修改憲法是石破政權的核心要義。渲染鄰國威脅、為修憲造勢的自民黨一貫風格也很難改變。
此外，在對美關係上，隨著將“美國優先”作為執政理念的特朗普再次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力圖通過高喊“對等美國”為自己加分的石破茂，勢必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增加日本承擔駐日美軍經費比例問題，從未得到根本解決。此次特朗普與石破茂在11月7日的電話會談中雖未提及該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雙方在該問題上的分歧已經煙消雲散。隨著特朗普再次上台，“美國優先”勢必“卷土重來”，特朗普會在很大程度上繼續要求日本分擔更多責任與義務。在此情況下，駐日美軍經費分攤問題將隨時可能被美方拋出來對日施壓。另一方面，石破茂正加緊協調與特朗普會面事宜，以便“保持極其良好的日美關係並將其推向新的高度”，意在向外界強調自身具備與特朗普斡旋的能力。但事實上，對於石破茂拉攏美國為其執政背書的意圖，特朗普可謂心知肚明。此外，特朗普還可能將通過關稅政策對日施壓，雙方或在經濟層面發生摩擦。不難想見，出於避免招致特朗普不滿的考量，石破茂主張修訂《日美地位協定》、賦予自衛隊在美國駐扎權利、通過“對等美國”改變“戰後體制”的目標或將暫時擱置。
總之，對於在右傾保守化道路上積重難返的日本政府及其一意孤行以“修憲”挑戰二戰勝利成果的行為，國際社會必須給予高度警惕。
三、石破政府對華政策與中日關係走勢
在日本政壇總體保守化的趨勢下，石破政府對華政策時有反復。表面上看，石破茂在歷史問題上，相比前幾任日本首相，表現出相對客觀地“觀點”，承認日本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且尚未公然參拜靖國神社。而實際上，石破茂卻在當選首相後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了名為“真榊”的祭品。這表明，石破茂在涉華問題上的“言行不一”與“自相矛盾”。可以預見，石破茂執政後，自民黨一貫的對華政策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對華政策微調無法改變中日關係中業已存在的問題。
日本在中美博弈背景下選邊站是一個大趨勢且不會改變，這就注定了石破政府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將越發突出。一方面，石破茂主張全面推進與中國“戰略互惠”關係，推動兩國各層級之間的溝通交流。
2024年10月10日，石破茂在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稱，“當前中日正沿著全面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係、努力構建建設性、穩定的雙邊關係的方向前行。”在區域合作方面，稱“無意同中國‘脫鈎斷鏈’”。11月4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同日本內閣特別顧問、國家安保局長秋葉剛男開展了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機制磋商，秋葉剛男在會談後稱，兩國在推進擴大中日共同利益的“戰略互惠關係”這一大方向上存在共識，表達出推動兩國關係穩定發展的意願。從石破茂提振政權支持率的可行性角度看，改善中日關係能夠通過經濟利益及時反饋給日本國民，或將成為其在短時間內消除國民不滿和質疑的上策。但另一方面，石破茂又鼓吹建立所謂“亞洲版北約”，“聯合西方國家共同遏制中國”，在台海問題上亦有不當言論。石破茂當選自民黨總裁後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題為《日本的新安全時代：日本外交政策未來》的文章，其中稱，“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是明天的亞洲。若將俄羅斯替換為中國，將烏克蘭替換為台灣，亞洲缺乏類似北約的集體自衛體系，這意味著戰爭風險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亞洲版北約對於西方盟友遏制中國至關重要。”這無疑透露出石破茂所謂“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等表態，大有迫於提振國內經濟、改善民生壓力不得不尋求改善周邊外交之意。此外，石破茂在愛知縣進行眾議院選舉的助選演說時，堂而皇之地將台灣地區稱為“國家”，稱“台灣也是地震多發的國家”。這也足以證明，石破茂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時有反復，仍在延續上一屆政府的出格路線。
可以預見，未來中日關係依然不會一帆風順，在日美同盟強化和日本政治“右傾化”大背景下，中日關係的發展，不可能因日方政權更迭及領導人變化就會有大的改觀。未來日本對華政策能否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精神，將成為維護和發展中日關係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