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台灣革命同盟會成員發表的部分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文章
中評社香港12月14日電/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國際傳播中心研究員吳琳琳和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胡月潘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總第334期發表專文《<開羅宣言>發表前美國策劃“台灣國際共管論”破產的考察》。文章稱，1942年8月，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公開提出“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引發中美之間一場輿論鬥爭。中華民族各界一致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主張二戰後應將台灣交還中國。以羅斯福總統為代表的美國政府，根據《大西洋憲章》規定，從美國根本利益出發，最終選擇支持中華民族立場。美國保守勢力策劃並得到英國贊同的“台灣國際共管論”胎死腹中。台灣光復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浴血奮戰的結果。每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實力決定外交政策，“台獨”勢力希望藉外國勢力庇護“謀獨”，是不可能的。文章內容如下：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台灣光復80周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1〕在《開羅宣言》發表前，中美之間關於台灣前途爆發了一場輿論鬥爭。美國知名媒體提出二戰後“國際共管”台灣，企圖將台灣納入美國計劃的防禦體系，主要置於美國控制之下，不允許台灣回歸中國。英國對美國輿論界這一立場也表示贊同，並加以利用。中華民族各界明確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與之進行了堅決鬥爭，主張二戰後應將台灣歸還中國。美國政府經過利害得失的衡量，最終選擇支持中華民族的立場，中華民族取得了這場輿論鬥爭的勝利。
一、“台灣國際共管論”出現及其原因
二次大戰期間，1942年上半年美國海軍秘密研究進攻日本佔領下的台灣。當時台灣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同盟國軍隊佔領台灣後，台灣將重新面臨主權歸屬問題。1942年7月31日，美國國防部軍事情報總部負責遠東情報收集的柯喬治（George H. Kerr）提交一份備忘錄，這是一份正式的公文，作為美國軍事部門內部討論的資料。柯喬治認為“這個海島具有潛在的重要戰略位置，不能將它簡單作為一個最近被日軍所佔領的中國普通省份對待。歷史上早就指出台灣在西太平洋邊緣的軍事戰略重要性了，台灣資源和工業發展遠勝中國大陸諸省，如此重要，不容我們輕易將台灣交給中國人控制”。〔2〕顯然，柯喬治是覬覦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和資源，從美國利益出發，不願將台灣交還中國。柯喬治提出，二戰後應由同盟國聯軍臨時託管台灣，在託管期間台灣人民可以準備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他們的最後政治命運。〔3〕
1942年美國當時著名的《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的編輯們，共同組成一個關於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的研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附隨1942年8月份《幸福》雜誌，發行了一本《太平洋關係》小冊子，這個委員會在這本小冊子中提議：二戰結束後，以一向點綴著橫越太平洋商務航線的島群為基地，建造一條橫跨太平洋的防禦帶，防止日本等國再次發動侵略戰爭，以保護菲律賓、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南部沿海地區。這條防禦帶由夏威夷向西，經中途島、威克島、一次大戰後由日本代管的一些太平洋小島、琉球、小笠原群島，直到台灣。其中，台灣是最適當的停泊站。這個提議宣稱：“為了尊重中國的優越的利益，台灣應該劃在中國關稅和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為聯合國需要以它為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妥，雖然有一個聯合國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以及聯合國的安全事項，但台灣的中國人民則享有完全自治，包括一切在日本統治下他們被剝奪了的民權與自由。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投票加入中華民國。”〔4〕美國輿論界這一主張，比柯喬治的觀點更進一步，主張二戰後要將台灣的主權永久地歸於未知。
《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均屬於亨利·魯斯（Henry Luce ）創辦的托拉斯企業——時代出版公司。亨利·魯斯在政治上持保守主義立場。柯喬治的“台灣託管論”主張，衹是美國政府內部建議，一般人並不瞭解。但《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二戰後“國際共管”台灣的提議，卻是公開的政策建議，並做了廣泛宣傳，在美國、中國等許多國家引起關注。三大雜誌所提議的“台灣國際共管論”是否受柯喬治所主張的“台灣託管論”影響，本文沒有收集到直接證據。但由於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美國政府內的一些觀點經常被媒體獲悉，則完全存在“台灣國際共管論”受“台灣託管論”引發的可能性。
顯然，美國輿論界是基於台灣的重要戰略位置和資源，從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提出“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
二、中華民族各界堅決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
（一）中國共產黨批駁“台灣國際共管論”
1936年7月16日 ，毛澤東在陝北保安與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談話時，就明確表示：“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 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5〕
“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傳播後，遭到中華民族各界共同反對。李純青是台灣台北人，1934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二戰時期著名記者，長期在《大公報》撰寫社評和專論。1943年1月7日，李純青撰寫的社評《中國必須收復台灣 ——台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刊登在《大公報》顯著位置。這篇社評以台灣主要由中國人開發、台灣人主要是中國人、甲午戰爭後中國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事實和《大西洋憲章》為依據，指出戰後“中國必收復台灣，言情喻理，皆不應把台灣與中國分離，盟國之中如有人作此想頭，必受中國人的強烈反對”。〔6〕這篇社評不但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而且引起美國三大雜誌戰後問題研究組主任吉瑟浦（John K. Jessup）關注，他特意為《大公報》撰寫《美國的戰後設計》一文，闡述“台灣國際共管論”立場，主要觀點是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足以壓倒台灣的民族自決權問題。1943年5月15日，《大公報》刊登吉瑟浦這篇文章的中文譯文，同日再次刊登李純青撰寫的另一篇社評《再論關於台灣問題——讀“美國的戰後設計”》，這篇社評認為不能因為台灣、朝鮮的地理位置重要就將它們排除在《大西洋憲章》適用範圍之外，防止日本再次侵略的關鍵是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需要把領土主權問題和利用領土防禦的問題分開。〔7〕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報導了《大公報》這場論戰，李純青撰寫的《大公報》台灣問題社評在國內外都產生很大影響。〔8〕
1943年1月24日和25日，中共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連載總編輯章漢夫的文章《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對美國輿論界提出的二戰後應將中國東北劃歸蘇聯和“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觀點進行批判：“這些謬論完全無視和忽視東北四省及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不知道這些地方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寇武裝佔領和奴役的。如果在戰後還要它們脫離祖國，那完全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9〕同時，文章準確指出，“台灣國際共管論”屬於美國人中的孤立主義外交思想，它與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所代表的民主聯合外交思想相矛盾。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等觀點進行批駁，應該把它們和羅斯福總統所代表的美國外交政策分開。
1943年6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台灣，回到祖國來！》的社論，強調“國外有少數不明歷史發展，不顧實際情況，而抱有帝國主義思想的人們，曾經叫囂一時，要將台灣從中國的母體割裂出來，高談國際共管的謬誤措置，實不值識者一笑。而且，台灣的前途，有大西洋憲章為最高原則，台灣的命運，決之於中國的抗戰，台人的努力和各國人民對民族自決的尊重與遵守。因此我們不必與持謬見者爭辯不休，而應該用最大的力量來決定自己的命運”。〔10〕這篇社論不但批駁“台灣國際共管論”，而且準確指出影響戰後台灣地位的因素。中國共產黨當時雖然不是執政黨，但它在台灣問題上的準確戰略判斷卻具有指引作用。
另外需要指出，中國共產黨宣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華民族各界團結抗日、一致對外奠定了政治基礎，也為中華民族各界一致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奠定了政治基礎。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確定正確策略方面，對抗日戰爭勝利貢獻突出。例如，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一文，就準確地判斷了中國的抗日過程。1941年2月，日本長期駐華記者波多野乾一在《紅色中國的究明》一書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煮不爛、烤不熟、吞不下的”，“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戰線中佔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11〕正是基於這場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戰爭的完全勝利，中國收復了東北四省和台灣等被侵佔的領土。
（二）與中共聯繫密切的台灣革命同盟會展開各種形式的輿論鬥爭
台灣革命同盟會是大陸的台胞最大抗日組織。中國共產黨支持台籍志士的抗日活動。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如謝南光、宋斐如、李友邦等人或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或與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聯繫，接受指導。
這一時期，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如謝南光、李友邦、宋斐如、劉啟光等人，也都紛紛撰文，借助重慶的各大報紙，以及台灣革命同盟會自己編印的各類書刊、報紙，將台灣革命團體堅決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聲音傳播到國內外輿論界，表明了身為台灣人對於祖國光復台灣的堅定支持立場。如表1所示。
［表1：台灣革命同盟會成員發表的部分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文章］
1943年1月20日，台灣革命同盟會授權下轄的台灣革命青年團與閩粵台灣歸僑協會“為戰後台灣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戰後將台灣劃歸國際共管，特代表六百萬台民，擁戴中央，策動光復”。〔12〕1943年4月17日，時值《馬關條約》簽訂四十八周年的紀念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特別藉此紀念日機會，舉行大會，為收復台灣擴大宣傳，“發表宣言反對國際共管，闡明台灣人之態度，以糾正國際上之謬論” 。〔13〕1943年6月17日，即台灣淪陷48周年紀念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繼續開展宣傳活動，指責“台灣國際共管論”，“事實上乃帝國主義殘留形式，違背大西洋憲章，無視公理與正義”，並再度向國內外表明回歸祖國的堅定信念。〔14〕
台灣革命同盟會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也基本代表當時台灣真實民意。1937年中日全面爆發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一個內部調查顯示：大多數台灣人仍視中國為祖國，希望中國獲勝、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15〕
（三）國民黨政府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
面對美國輿論界提出的“台灣國際共管論”，當時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積極應對，堅決反對。
1942年8月美國三大雜誌起草的《太平洋關係》一文在美國刊發，因為相距中國遙遠，並且語言阻隔，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多數中國人無從得知“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最早發表文章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中國人是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周鯁生教授。周鯁生教授是著名政治學者、武漢大學校長，當時受國民黨政府委派旅居美國，協助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處理外交事務。針對《太平洋關係》一文，周鯁生站在中華民族立場上，撰寫了一篇英文論文
（《戰後的太平洋》），發表在1942年10月1日出版的美國著名國際事務類雜誌《外交》上。在這篇論文中，周鯁生提出：防止日本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戰後應將台灣無條件交還中國。〔16〕鑒於周鯁生當時的地位，他這篇論文的內容應該事先徵得了國民黨政府的同意。
1942年10月6日，蔣介石與訪問重慶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會面時，告訴威爾基：戰後東北四省和台灣必須返還中國。〔17〕為了取得美國支持，蔣介石表示願意戰後開放旅順軍港和台灣一些港口供美軍共同使用。
1942年11月3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召開記者招待會，明確聲明：二戰後，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18〕記者招待會召開後第二天，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刊登宋子文這一談話，同時開始連載美國三大雜誌《太平洋關係》的譯文全文，同月23日刊完。國民黨政府這種安排，清楚表明其反對《太平洋關係》中提議的“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
太平洋國際學會是當時有聲望的國際研究機構，1942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朗布朗舉辦第八屆會議。這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舉辦的第一次會議，多國政府都很重視，派出重要人物參加。在這次會議中，英國代表提出二戰後應將香港和台灣設為國際安全基地，明顯贊成“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而中國代表團則強調中國各領土的歸還應為無條件的，不願單獨討論以任何中國領土作為安全基地，當時中國代表團的觀點得到多國代表支持。〔19〕
1943年1月1日，元旦當天，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長孫科同時在《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新華日報》《大公報（重慶版）》《益世報（重慶版）》刊登文章《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批判美國輿論界出現的二戰後應將中國東北劃歸蘇聯和“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違反公平、合理基本原則，若付諸實踐，有在將來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二戰後應該將東北四省和台灣歸還中國。〔20〕
（四）“台灣國際共管論”的結局
周鯁生的文章發表在美國著名雜誌上；蔣介石的態度和太平洋國際學會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的立場，直接告訴給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美國駐華大使也將中華民族各界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主要活動和為此發表的文章，報告給美國國務院。羅斯福總統和美國政府十分清楚中華民族各界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立場。
1943年3月，是羅斯福總統對台灣問題作出決定的月份。1943年3月6日，蔣介石接見當時中國駐英國大使顧維鈞時，蔣介石告訴他，宋子文剛來電稱：羅斯福總統表示，香港也好，台灣也好，都應該歸還中國。〔21〕1943 年3月27日，羅斯福邀請英國外長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等人參加在白宮舉行的大會，在討論問題過程中羅斯福建議將東北和台灣歸還中國；沒有經過長時間討論，艾登就接受了這個建議〔22〕。1943年下半年起，美國開始以較為明朗的態度支持中國收復台灣。 1943年11月底，日本應將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被寫進中、美、英三國簽署的《開羅宣言》；一年多後又被《波茨坦公告》和日本二戰投降書所確認，1945年10月台灣光復。“台灣國際共管論”完全破產。
三、中華民族在這場輿論鬥爭中勝利的原因
（一）“台灣國際共管論”違反《大西洋憲章》和美國根本利益
1941年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簽署《大西洋憲章》，作為兩國共同反對法西斯國家侵略戰爭的聯合政策。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在華盛頓簽署並發表《聯合國家宣言》，將《大西洋憲章》作為同盟國聯合作戰的思想基礎。《大西洋憲章》第1條，宣佈各國參加反法西斯戰爭，不會因此尋求任何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擴張；第2條，反對與有關人民自由表達意志不一致的領土變更；第3條，尊重各國人民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希望看到被強制剝奪的主權和自治權得到回復。台灣是日本依靠武力威脅和武力從中國取得的領土，並作為其殖民地，根據《大西洋憲章》，日本被打敗後，理應由中國恢復對台灣的主權。“台灣國際共管論”背離《大西洋憲章》相關規定，破壞同盟國共同作戰的思想基礎，危害同盟國之間的團結，危及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前景。
《大西洋憲章》雖然最初由美、英兩國簽署，但主要反映的是羅斯福總統的意志和美國利益。當時英國在歐洲戰場上已經孤軍奮戰近兩年，英國是作為求助者而非世界領導權的爭奪者參加會晤的。《大西洋憲章》堅決反對法西斯侵略擴張和英國等西歐國家實行的殖民統治，規定了二戰前美國長期追求的各國在平等條件下獲得生產原料和自由貿易的目標，體現了美國的根本要求。
二次大戰前，世界上陸地幾乎都被英國、法國等老牌殖民帝國家瓜分殆盡，美國衹擁有菲律賓等少量殖民地。當時，美國早已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各國掌控勢力範圍的殖民地制度已經阻礙美國進一步發展壯大。所以，美國一直要求在世界範圍內自由貿易。按照“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美國雖然能夠取得對台灣的控制權，但這也必然會成為英、法等國繼續佔領自己殖民地的理由，將導致美國不能在更廣泛範圍內平等地獲得生產原料和銷售市場，從整體上不利於美國發展。羅斯福總統作為《大西洋憲章》簽訂者，當然明白《大西洋憲章》規定的美國利益所在，他領導的美國政府必然不會貿然違反《大西洋憲章》。
（二）美國需要中國協助，不得不考慮中方立場
二戰時期，美國雖然是世界上實力最強國家，但仍需要中國協助。當時，美國需要中國先拖住日本，由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力量優先在歐洲戰場上戰勝德國、意大利等法西斯侵略勢力。雖然當時中國還很貧弱，但國土面積廣大，人口眾多，拖住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主要兵力。
1943年9月，宋子文曾在華盛頓透露，當時日本對中國的和平倡議所附帶的要求越來越低，日本的新提議是如果中國與他們一道“團結亞洲對抗西方，日本將離開中國”，當然日本提出撤離中國的範圍不包括滿洲和台灣。〔23〕羅斯福總統為了鼓勵蔣介石繼續抗戰，他極力保障中國在同盟國中佔據中心位置，並答應實現中國的最終目標——收復失地。〔24〕從比較長遠的觀點來看，當時羅斯福總統支持中國收復台灣的原因，還在於他希望獲得中國的支持來對付太平洋上其他國家勢力，即英國、蘇聯和可能還會東山再起的日本。
因為需要中國協助，面對中國合理要求，美國政府一般會認真考慮，採取支持態度。
（三）中華民族各界立場一致，共同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
抗戰時期，光復台灣成為中華民族各界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柯喬治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說，在二戰後收復台灣這一問題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宣傳如出一轍。〔25〕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大陸同胞和台灣同胞等中華民族各方力量，在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主張台灣返回中國這一問題上，立場完全一致，並且積極採取多種方式進行輿論鬥爭，除了公開發聲明、撰寫文章駁斥，還通過集會宣傳、廣播宣傳和參加國際會議方式反對。研究者統計，從“七七事變”至台灣光復( 1945 年 8月) ，僅《大公報》所刊涉台評論就有 60 篇左右，且絕大部分是對日宣戰後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通過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刊載有關台灣的文章，參加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輿論鬥爭。據筆者統計，僅1942年、1943年兩年《新華日報》就刊載有關台灣的文章46篇。
中國共產黨宣導建立並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各界一致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確立了政治前提基礎。《新華日報》相關社論在批駁“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時，能夠抓住問題關鍵，即衹要尊重同盟國聯合作戰的思想基礎《大西洋憲章》，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後，台灣就會回歸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用救助於任何人，衹需努力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即可。
作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成部分的《大公報》和台灣革命同盟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在這場輿論鬥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大公報》作為中國民間報紙，其社評有理有據，作為中國民間聲音，更易引起作為美國民間輿論代表的“台灣國際共管論”提倡者的關注。在與“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宣導者的輿論交鋒中，台籍中共黨員李純青作為《大公報》當時的主筆，其分析更加深入，能夠引起中美人民的注意和決策者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台灣革命同盟會作為台灣人民的代表，其堅決要求戰後回歸中國的聲明和輿論鬥爭，為中國根據《大西洋憲章》規定要求戰後收復台灣，提供了更有力的事實依據。
中國國民黨政府在關鍵時期發表聲明，重要領導人撰寫文章批駁“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並通過在幾家主要報刊同時發文的方式增加輿論鬥爭的力量，以及派代表參加國際會議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立場，為中國贏得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輿論鬥爭的勝利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華民族各界堅決要求台灣回歸中國的立場一致，使中國各方意見在這場輿論鬥爭中產生“共振現象”，產生巨大的輿論場，具有強大的輿論鬥爭力，促使美國政府決策時必須慎重考慮中方立場。當時美國國務院的一些官員認為，沒有收回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將無法維持其政治生命。〔26〕羅斯福總統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垮台，將迫使中國退出戰爭，從而破壞打敗日本的計劃。〔27〕相反，“台灣國際共管論”衹是一部分美國人的觀點。原美國亞洲艦隊總司令顏露爾（Harry E. Yarnell）1942年4月1日就在中國報刊上發文，主張戰後將台灣交還中國。〔28〕柯喬治主張“台灣託管論”時，也被美國國務院官員指責“這是帝國主義”！〔29〕
基於上述考慮，羅斯福總統和美國政府最終選擇支持二戰後中國收復台灣立場。
四、餘論
對美國輿論界策劃“台灣國際共管論”遭受破產的事實進行分析，不難發現美國是根據本國的利益和實力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取得這場輿論鬥爭勝利，主要是因為中國光復台灣的行為符合同盟國共同支持的《大西洋憲章》，並且二戰時中國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主戰場，中華民族付出了軍民傷亡多達3500萬人的巨大犧牲〔30〕，以此換來中國收復甲午戰爭後被日本侵佔的領土。因此，中華民族取得這場輿論鬥爭的勝利，並光復台灣，與當時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關，是中華民族浴血奮戰的結果。
中華民族沒有忘記台灣是為民族戰爭而犧牲，長期為人奴役。因此，二戰時中華民族拒絕日本的妥協誘惑，寧肯忍受犧牲也要爭取台灣光復；面對美國保守勢力提出的“台灣國際共管論”，中華民族各界斷然拒絕。然而近年來，“台獨”勢力通過篡改台灣歷史教科書、公開發表所謂研究論文等多種形式大肆宣傳“台獨”史觀，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嚴重干擾台灣民眾的中華民族認同。〔31〕2025年5月8日上午，台灣民進黨當局高調舉辦“歐戰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民進黨領導人賴清德在致辭中絕口不提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和台灣光復；同日下午，賴清德前往台南出席“八田與一技師逝世83周年追思紀念會”,感謝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的貢獻，說什麼“台灣與日本的感情不是衹像朋友一樣，是像家人一樣”。〔32〕民進黨當局美化日本殖民史，誤導台灣民眾關於二戰的集體認知，割裂兩岸同胞近代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因此，回顧中華民族各界共同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歷史，更顯意義重要。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新聞傳播史著作整理及書寫創新研究”（項目號：22&ZD321）。
注释：
〔1〕習近平：《以史為鑒 共創未來》，《人民日報》2025年5月8日第1版。
〔2〕〔3〕〔25〕〔26〕〔29〕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the Revise Press Cambridge 1965, p.20, p.30-32, p.21, p.21, p.21.
〔4〕《美國輿論主張建立民主的太平洋 ——三大雜誌合擬之備忘錄全文（五）》，《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1942年11月13日第3版。
〔5〕毛澤東：《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3頁。
〔6〕社論：《中國必收復台灣 ——台灣是中國老淪陷區》，《大公報（重慶版）》1943年1月7日第2版；李純青：《中國必收復台灣 ——台灣是中國老淪陷區》，《望台灣》，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年，第3-6頁。
〔7〕社評：《再論關於台灣問題——讀<美國的戰後設計>》，《大公報（重慶版）》1943年5月15日第2版；李純青：《再論關於台灣問題——讀<美國的戰後設計>》，《望台灣》，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年，第7-10頁。
〔8〕〔22〕Leonard Gordon， “American Planning for Taiwan, 1942-194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37,No.2, 1968，p.203，p.203.
〔9〕漢夫：《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新華日報》1943年1月25日第3版；章漢夫：《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章漢夫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1頁。
〔10〕社論：《台灣，回到祖國來！》，《新華日報》1943年6月17日第2版。
〔11〕趙新利：《從日方史料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光明日報》2025年8月13日第11版。
〔12〕《台灣應歸還中國 ——台青年團暨閩粵台僑協會發表聯合宣言正告中外》，《大公報（桂林）》1943年2月20日第4版。
〔13〕〔14〕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第二集·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0年，第146頁、第133頁。
〔15〕台灣軍司令部：〈北支事変習通シテ観タル本島人ノ皇民化ノ程度〉,1937年9月1日《陸支密》，1937。轉引自近藤正己：《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127頁。
〔16〕Chow S.R.，“THE PACIFIC AFTER THE WAR”，Foreign Affairs, Vol.21, No.1, 1942, p.71-86.
〔17〕蔣介石：《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2月6日，斯坦佛大學圖書館藏。
〔18〕《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記者招待會答問》，張瑞成編：《抗戰時期收復台灣之重要言論》，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0年，第3-4頁。
〔19〕張靜：《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研究（1925-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39-143頁。
〔20〕孫科：《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1943年1月1日第6版。
〔21〕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32頁。
〔23〕Japanese Peace Offer to China. Code 10 File 4817, FO371/35867，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p.2-5.
〔24〕〔27〕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伊偉、丁耀林、張震久、陳啟迪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475頁、第555頁。
〔28〕顔露爾主張，我表贊同 ——取消不平等條約今適其時，台灣交還中國實台人夙願》，《大公報（桂林）》1942年4月5日第2版。
〔30〕馬欣然、李寒芳：《賴清德歪曲二戰歷史 國台辦：數典忘祖、背叛民族》，2025-05-14，https://www.xinhuanet.com/tw/20250514/54204c7f4737461e8a8f1f8d9dc8412f/c.html，2025-07-09。
〔31〕吳琳琳、文常瑩：《中華民族史觀視角下的兩岸反帝反侵略輿論鬥爭研究——以台灣“霧社起義”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4頁。
〔32〕王平：《賴清德歪曲二戰歷史騙得了誰》，《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5月19日第4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0月號，總第334期，P2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