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次定位
中評社╱題：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次定位研究 作者：王偉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文星（南京），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華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
【摘要】冷戰結束後迄今，中美雙方都曾對兩國關係的現狀或發展前景進行或積極或消極的定位。其中，積極定位都未真正落實，根本原因在於兩國間存在消極互信，即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將對己方不利，確信對方是己方的戰略威脅。美方感受到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國的“異質性崛起”，這是中美關係中最大的結構性矛盾，它與“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地緣政治、經貿衝突等結構性矛盾相交織，導致中美雙方很難就兩國關係的現狀與未來達成持久的積極定位。未來中美之間的消極互信可能加劇，相應地，雙方更有可能在兩國關係定位上達成消極“共識”。
中美關係現狀如何、本質上屬於何種關係、未來發展目標為何等問題，都是中美關係研究中的本體論問題。由於中美關係的高度複雜性，人們常常使用某個通俗易懂的詞彙或短語對其進行高度概括，亦即對中美關係進行定位。這種定位既可能是對中美關係現狀的定性描述，也可能是對其發展前景的預判或期許。梳理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發展史，我們發現中美雙方確曾多次對兩國關係進行過官方的、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定位。雙方雖對其中的某些定位達成過共識，但最終都歸於破裂，這充分顯示出中美關係之錯綜複雜，以及定位中美關係之難。本文梳理了冷戰後中美兩國對雙邊關係的定位歷史，包括每次定位的歷史背景和最終結果，探討造成不同結果的主要原因，旨在探索冷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規律，以此使我們更全面地理解當前的中美關係，并為預判中美關係發展前景提供參考。
一、冷戰後中美關係的定位變遷
（一）1997年：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1989年6月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後，美國及其部分盟友發起針對中國的制裁，中美關係基調由此前的合作迅速惡化為對抗。1991年底蘇聯解體、美蘇冷戰結束，中美關係更加微妙，先後發生美方售台150架F-16戰鬥機、“銀河號”事件、李登輝訪美、1996年台海危機等惡性事件。在此期間，“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先後登場，引發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大辯論。辯論的結果是，支持對華接觸的聲音變強，主張遏制中國的聲音變弱。這個辯論結果對當時的克林頓政府產生了重要影響，對華接觸的基調得以確立。中方也希望維護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以利於繼續在國內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在此背景下，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在與美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宣示：“兩國元首決定，中美兩國通過增進合作，應對國際上的各種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雙方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該聲明還列舉了擬合作的多項具體領域。①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是冷戰後中美雙方首次對雙邊關係進行的定位，也是一個雙方有共識的定位。但前綴詞“共同致力於建立”表明，這個定位不是對中美關係現狀的客觀描述，而是對其發展前景的共同期許和努力方向。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雙方確實在努力推動雙邊關係朝著這個共同期許發展：高級別官員多次互訪，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回訪中國，并分別就生物武器、地雷濫用和南亞問題發表三個聯合聲明。他在上海的行程中就台灣問題做出“三不”表態，回應中國核心關切，事實上把這次訪問推向高潮。然而，美國內部關於對華接觸政策的共識仍是脆弱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帶有防範和威懾的成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政黨政治博弈的動態結果，因為執政的民主黨必須顧及共和黨和其他對華強硬派的訴求，這就導致對華接觸政策的脆弱性。此後，中美關係相繼遭到美國國會涉台決議、“李文和案”和“考克斯報告”的衝擊，尤其是1999年5月“炸館”事件，事實上打斷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努力進程。
（二）2001年：從戰略競爭關係到建設性合作關係
2001年初入主白宮的小布什總統在大選期間即多次表達對華不滿，明確反對“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定位。他上任後把中國描述為“戰略競爭者”，言外之意就是中美是戰略競爭、而非戰略夥伴關係。這是美方單方面對中美關係的重新定位，中方始終沒有接受。2001年4月南海撞機事件以及當年5月小布什總統公開表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令中美關係呈現山雨欲來之勢。
多數觀點認為，中美關係的轉機出現在“9·11”恐襲事件發生後。事實上，轉機早在恐襲事件發生前就出現了。當年7月3日美方租用俄方運輸機把美方偵察機從中國運回後，小布什總統即於7月5日致電江澤民主席，表示美中關係至關重要，雙方在許多問題上都可以合作。7月28日時任中國外長唐家璇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會晤時提出：“中方希望與美方一道努力，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同一時期，小布什當局循例延長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并宣布在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問題上保持中立。對於中方首倡的“建設性合作關係”，美方最初未予回應。
“9·11”事件發生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時間致電小布什總統，表達慰問與支持之意。美方也意識到恐怖主義而非中國才是美國當時面臨的最緊迫威脅。在當年10月於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小布什總統表示：“兩個大國很少能在所有事務上都達成共識，我理解這一點。我們尋求一種坦誠的建設性合作關係。”這標志著美方在最高層面上基本認可中方首倡的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定位。2002年2月小布什總統訪華期間，江澤民主席就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提出“加強對話、加深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和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四點意見，小布什總統表示贊同。這就意味著雙方最高領導人共同確認了對中美關係的新定位，即尋求和推動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這個新定位仍然是對雙邊關係發展前景的共同期許，而非對現狀的客觀描述。此後，美方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重要文獻中確認了這個新定位，并被持續使用到小布什總統任期結束。這是由中方首倡、雙方達成共識、且使用時間最久的一個定位。
（三）2005年：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2005年9月21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也是小布什當局對華政策的主要設計者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向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講話，是小布什總統入主白宮後首個對華政策的系統闡述。他在演講中分別列舉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種種分歧，認為中國的發展將影響未來的世界，需要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并與美國和其他國家一起來維護這個使之獲得成功的國際體系。“像利益攸關方那樣進行合作并不表示沒有分歧，但可以在更大的框架內來處理這些分歧，即有關各方都承認，這個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給各方帶來了共同利益，維護這個體系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②
美方提出這個重要概念的背景是，中國經濟自進入新世紀後更深度地嵌入全球經濟體系，綜合實力大幅提升。與此同時，美方深陷反恐戰爭泥潭，許多重大的全球或國際問題需要中美合作解決。美方此時提出這個概念，實際上欲使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督促中國在諸多問題上與美方合作。因此，從表面上看佐利克的發言似乎是美方單方面對中方的期待和定位，但其言外之意還包括美國自身已是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期待中方能像美方那樣行事。因此，他的這個期待不僅是對中方在國際體系中角色的定位，也是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即兩國關係應該是國際體系中兩個重要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之間的關係。
同時，美方提出這個新定位并非推翻之前“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既有定位，兩者是遞進并存的關係。直接的證據是，佐利克講話之後，“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提法仍多次出現在美方重要官員的公開發言和官方文獻中，而且有時是同時使用。相應地，中方也默認了美方的新提法，并敏感地意識到美方以“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自居，要求中方向美方看齊的用意。2006年4月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明確表示：“中美雙方不僅是利益攸關方，而且更應該是建設性合作者。”③可見中方接受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定位，但更強調“建設性合作關係”。
（四）2008年：兩國集團
不同於前述三個定位均由中美兩國官方中的某一方首先提出，“兩國集團”這個概念由美方民間人士首倡。2007年2月，美國歷史學者、時任哈佛商學院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提出“中美經濟共生體”（Chi-merica，也有人譯為“中美國”）概念，認為中美經濟結構高度互補，已形成一個相互融合、無法分離的“共生體”。④2008年6月，時任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任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美國《外交》雜志撰文，主張中美組成“兩國集團”以共享全球經濟領導權，并使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取代歐洲。⑤此時的美歐已深陷金融危機，反恐戰爭仍在進行，全球治理領域面臨諸多重大難題。而中國因國家干預奏效，在危機中站穩了腳跟，因此美方發出希望中方能與美方一道領導世界渡過難關的聲音。
從期待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角度來看，“兩國集團”的提法實際上是對“利益攸關方”提法的升級，顯示出倡導者對中國國際地位的高度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學界和政界對“兩國集團”的討論并不熱烈。在學術界，也衹有伯格斯滕和弗格森這兩位學者贊賞這個定位，認為值得大力推動。政界的討論更少，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這兩位前政要是為數不多的支持這一主張的知名人士。中國學界討論這個議題的學者也不多，且以懷疑為主。甚至有懷疑者認為，這個定位是美國為中國設下的“套”，意在讓中國為美國治理全球分擔責任，卻無意讓中國分享權力。⑥
尤其值得注意是，中美官方對“兩國集團”的提議也都表現出超然的姿態。無論是時任小布什當局還是繼任的奧巴馬當局，都沒有就這個倡議明確表態。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則在2009年11月會見奧巴馬總統時明確予以否定，并列舉了三點主要原因：一是中國仍是一個人口衆多的發展中國家，二是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不結盟政策，三是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不應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⑦進入2010年後，中美在多個議題上出現摩擦，關於“兩國集團”的討論也歸於平靜。儘管如此，作為冷戰後對中美關係最具想象力的定位，“兩國集團”反映了少數美國精英對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理想主義期待。
（五）2009年：積極合作全面關係
對華政策并沒有在2008年美國大選期間作為負面議題被廣泛談論。相反，兩黨總統候選人都期待當選後能延續中美合作的基本格局。奧巴馬上任後也多次明確表達與中方合作的願望。2009年4月，在倫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會晤中表示，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應該是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⑧同年11月奧巴馬訪華，在與中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到：“雙方重申致力於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并將采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由此可見，由中方首倡的“致力於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得到了美方的贊同。
然而，進入2010年後，美方提出名為“重返亞洲”（後被更名為“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宣示，本質上是把更多戰略資源投放到中國周邊、特別是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調整，其基本背景是美方日益警覺中國的快速崛起。這一時期，中國在東海、南海的維權行動，在東南亞、非洲和拉美地區的經濟活動，以及在歐洲和北美的一些投資行為，都受到美方越來越多的質疑和警覺，兩國間原先被掩蓋的一些矛盾也逐步顯現。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與其他幾個發展中大國繞開美國等發達國家采取共同立場的行為，尤其讓美方擔憂其領導地位遭受挑戰。在此背景下，雙方越來越少地提及這個定位，其結果可謂無疾而終。
（六）2012年：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被中國學界討論最久的一個定位。進入2010年後，美方在與中方共提“積極全面合作關係”的同時，也在徐徐鋪展名為“戰略再平衡”的戰略調整。或許正是為了化解美方新戰略可能帶來的風險，不使中美關係發展偏離正常軌道，2012年2月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訪美期間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次年6月，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訪美時再次呼籲中美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并將其內涵界定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根據中方的新聞稿，“雙方同意，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⑨這似乎表明美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議。
但幾乎與此同時，中國作為美國的區域性軍事對手、全球性經濟對手、全面性政治對手的觀念，正在美國精英層逐步強化。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兩黨候選人都在打“中國牌”，幾乎將其國內所有問題都歸因於中國。中國學界在討論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概念時，幾乎全部都在強調其必要性、可行性和重大意義。而美國學界雖然對這個概念看法各異，但整體上還是負面聲音居多。隨著中美關係中競爭面的日益凸顯，“新型大國關係”逐漸淡出美國學界的研究視野。至於美國政界，雖然有人贊同中美確實需要建立一種新型大國關係模式，但始終沒有接受中方所定義的內涵，甚至從來沒有完整使用過這一概念。
在中國學界熱烈討論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概念的同時，美國學界和政界也在進行著一場新的、更大規模的對華政策辯論。到2016年大選時，這場辯論似乎已經有了結果，多數人士認為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失敗的”，它不僅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還幫助中國快速崛起，反過來威脅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地位。美國必須改弦易轍，以強硬手段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對美國的挑戰。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同一時期中方堅持不懈地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而奧巴馬當局始終保持謹慎態度。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後，中美在多個領域相繼爆發摩擦和衝突，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討論趨向平靜。
［表1：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次定位］
（七）2017年：大國競爭關係
2017年特朗普上任後初期，中美關係保持了一段時間的穩定，其間兩國元首還實現了互訪，給外界造成一種中美關係有驚無險的想象。但特朗普當局於當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無論在哪個議題上都不再視中國為朋友或夥伴，而更多地視為競爭者、對手或挑戰者，在某些議題上甚至還隱晦地視中國為敵手（adversary）。這完全契合該報告對中國的整體定位：“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和“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⑩2020年5月，特朗普當局發布美國歷史上首份綜合性對華戰略報告《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其中指出：美國現在承認并接受“中共一直在其內部對美中關係的界定：大國競爭”。⑪也就是說，美方把中美關係正式定位為“大國競爭關係”，并在主觀上認為這也是中方的看法。此後，中美之間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從南海到台海，競爭全面展開。雖然中方從官方到學界強調中美之間不僅有競爭也有合作，但這無法阻止雙邊關係的全面惡化。
2021年上任的拜登當局基本繼承了特朗普政府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國務卿布林肯在2022年5月公開發表的題為《本屆行政當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演講中聲稱：“我們將與中國競爭，以捍衛我們的利益，推進我們對未來的願景。”⑫2025年再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當局，并未改變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定位，仍將其視為戰略競爭關係。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美方在強調對華競爭的同時，都承認中美仍有不得不合作的領域。比較而言，中國官方迄今仍避免使用“戰略競爭關係”或“大國競爭關係”這兩個術語，但學術界討論者衆，主張嚴厲批判和客觀對待的聲音并存。
二、對中美關係歷次定位的規律分析
從上述梳理可知，冷戰後中美至少對雙邊關係做了八次定位（見表1）。單從時間上看，這些定位有先後繼承的關係。但從邏輯上看，它們反映了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當然，這些定位主要由兩國官方做出，衹有“兩國集團”定位由美方學界首倡并引發較多討論。筆者迄今未看到兩國學界對中美關係的其他定位。深入分析上述八次定位的過程與內涵，可以找到一些規律與特徵，對於我們理解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史、現狀及未來走向都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首先，這些定位可以劃分為積極定位和消極定位兩大類。積極定位強調雙方合作的重要性，探討實現這些定位的可能性與實施路徑，意在推動雙邊關係往良性方向發展。消極定位強調雙邊關係的競爭性質，對其發展前景持悲觀或警惕心態。如上表所示，僅有的兩次消極定位均由美方提出，即分別由小布什總統和特朗普當局先後提出的戰略競爭關係。其他六次定位均屬積極定位，其中四次由中方提出，兩次由美方提出。而美方提出的這兩次積極定位中，有一次僅由美方學界提出。也就是說，在六次積極定位中，衹有一次是由美國官方提出的。
客觀來說，由中方首先提出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并不意味著中方掌握了中美關係發展的主導權。恰恰相反，中方提出這些積極定位的歷史背景，往往是中美關係剛剛經歷重大波折，或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例如，江澤民於1997年首倡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背景，主要就是中美剛剛經歷過1996年台海危機。唐家璇於2001年首倡建設性合作關係，主要就是因為中美不久前經歷過“炸館”、撞機、美方放言“協防台灣”等事件。衹有胡錦濤於2009年提出的積極合作全面關係，是美國新總統就任後中美關係面臨難得的良好開局而提出，可以看作是中方掌握中美關係發展主導權的一次重要嘗試。
第二，所有的積極定位都是“將來時”而非“完成時”。這些定位多冠以“致力於”或“構建”等表示“尚未建成”“有待努力”之意的限定語，表達的是一種努力方向，也意味著價值上的認可。在表達這種價值認可的時候，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承認當下的中美關係并未達到所期待的那種理想狀態，而這種狀態是值得雙方共同追求的，至少在首倡者看來是這樣。除了前述由中方首倡的積極定位大多基於中美關係剛剛經歷重大波折或面臨更大不確定性的歷史背景外，佐利克於2005年提出“利益攸關方”的概念時，一個未被明言的假設就是：中方在當時未被美方認定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在全球重大議題上尚未“全心全意”地與美方合作。美方提出這個倡議，旨在督促中方在美方關切的重大議題上更加積極地配合美方，使得中美關係成為兩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一種有待完成的“理想”。至於美方學者於2008年提出的“兩國集團”倡議，也是對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一種理想化的定位，而非對現實的客觀描述。
第三，兩個消極定位明顯是首倡者對當時中美關係性質的主觀判斷，是“現在時”而非“將來時”。2001年初剛上任的小布什總統在競選時就認為中美關係已是戰略競爭關係。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對這一論斷做過如下解釋：“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滿。這意味著中國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力量，而是試圖推動亞洲力量對比朝著於己有利的方向改變。僅此一點，就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不是克林頓所稱的戰略夥伴。”⑬2017年12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中國“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者”的定性，反映的也是特朗普當局對當時中美關係的定位。2020年5月發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進一步把中美關係定位為“大國競爭關係”。這兩份文件都分別從經濟、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對中美競爭關係展開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冷戰後對中美關係的兩次消極定位都由美國官方提出，中方從未接受。但從中方學者的大量討論來看，有不少人承認中美在諸多議題上確實存在競爭，并擔心這種競爭走向衝突。
第四，雙方并未對所有的積極定位都達成過共識。雖然有些積極定位在首倡者看來是值得追求的，但對方基於各種原因而未明確認可，有些還遭對方明確拒絕。例如，由美方個別學者提出的“兩國集團”概念，本質上也是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一種設想，雖然美國官方并未明確表態是否贊同，但中國官方明確拒絕并給出了拒絕的理由。而對於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定位，美國學界的討論并不積極，參與討論者也多持疑慮態度。美國官方實際上也是虛與委蛇，沒有明確贊同。雙方對某些積極定位難以達成共識，以及在另外一些積極定位上雖曾有共識但未能持久，主要原因在於雙方都在很大程度上確定對方“不懷好意”：中方從未放鬆對美方企圖搞“和平演變”的警惕，而美方也高度警惕中方在崛起後挑戰美方的全球主導地位。這就注定了雙方在對雙邊關係的定位上很難達成持久的積極共識。隨著美國國內從民間到精英階層形成高度一致的對華負面認知，以及中美之間在諸多議題上分歧的加劇，“戰略競爭關係”這個消極定位很可能成為雙方（儘管中國官方從未認可）最有共識、存續時間最久的雙邊關係定位。這無疑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三、結論與討論
冷戰後的中美雙方都曾多次表達對雙邊關係的期待和定位。美方對中國的期待主要體現在對華接觸政策的設計與實施上。他們基於民主和平理論，相信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因此試圖通過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改變中國政治結構與行為模式，使中國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中國對美方的期待，是希望美方能本著和而不同的原則，包容中國的和平崛起，即使不贊同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也不要阻撓中國的崛起。雙方對彼此的上述期待，就反映在各自對雙邊關係的定位上。因此，即使對那些曾經達成共識的積極定位，也是雙方基於不同的長遠預期而達成的，這就決定了這類共識的暫時性與不穩定性。
有人把冷戰後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的根本原因歸結為雙方缺乏戰略互信，或者說存在戰略互疑。然而，所謂“信任”是指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或確定性，其語言和行為具有一致性，而無論這種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對自己是否有利。筆者傾向於把不同主體之間的信任關係區分為積極互信和消極互信。前者是指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對己方有利，至少無害；後者是指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對己方不利、甚至有害。而互疑則是指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既可能於己有利也可能於己不利甚至有害。在雙方篤定對方將會或已經做出不利於己的舉動時，所謂的疑慮或互疑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以此邏輯推之，冷戰後中美雙方要麼對對方和雙邊關係的定位難以達成共識，要麼即使達成共識也很難持久，根本原因不在於雙邊缺乏戰略互信，也不是因為戰略互疑。事實上，雙方都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不利於、甚至有害於己方利益。中方堅信“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方堅信一個“異質”且日益強大的中國必將對美國構成挑戰。過去之所以能達成共識，主要原因在於中方尚處於發展過程中，中美實力差距相對較大，“異質”的中國并未使美國感受到即時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美方期待在中美接觸過程中能改變中方的“體質”，使之向與美國“同質”的方向演化。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特別是進入2010年以來，美方有越來越多人士意識到中國制度的韌性，特別是這種韌性在中國實力日益壯大的背景下對美國造成的所謂“威脅”。簡言之，美方精英認為中國的“異質性崛起”對其構成威脅，這才是中美關係中最大的結構性矛盾。它與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台海南海之類的地緣政治、經貿衝突等結構性矛盾相互交織，導致中美雙方很難就雙邊關係的現狀與未來達成持久的積極定位。未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進一步增長，中美之間的消極互信必然加劇。相應地，雙方越來越有可能在雙邊關係上達成消極定位的共識——雖然這絕非兩國人民之福，也非世界人民所盼。
注釋：
①《中美聯合聲明（1997年10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ztzl/zmdh/content_624352.htm，訪問時間：2025年1月18日。
②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See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訪問時間：2025年1月21日。
③陶文釗著：《中美關係史（2001-20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第194頁。
④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Think Ag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7, p. A17.
⑤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4 (2008), pp.57-69.
⑥牛新春：《“中美聯姻”其實是一個套》，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網站：http://chinaps.cssn.cn/rdpl_58843/201506/t20150618_2358961.shtml，訪問時間：2025年1月12日。
⑦“溫家寶會見奧巴馬 不贊成有關‘兩國集團’提法”，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11-18/1972060.shtml，訪問時間：2025年4月23日。
⑧“胡錦濤首次會晤奧巴馬 推動中美關係進入新航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jrzg/2009-04/02/content_1275293.htm，訪問時間：2025年3月23日。
⑨“記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ldhd/2013-06/11/content_2424357_3.htm，訪問時間：2025年4月27日。
⑩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25, 45. Se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訪問時間：2025年1月16日。
⑪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0), p.8. Se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訪問時間：2025年6月14日。
⑫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y 26, 2022. See https://au.usembassy.gov/secretary-blinken-speech-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訪問時間：2025年6月14日。
⑬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2000), p.5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