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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專訪:蔡冠深談香港經濟復甦

2024-02-28 00:10:31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博士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中評社 郭至君攝)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博士(中評社 郭至君攝)
蔡冠深常委談如何提振香港營商信心(中評社 郭至君攝)
蔡冠深常委回答中評社記者的問題(中評社 郭至君攝)
  中評社香港2月28日電(記者 郭至君)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博士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夕,接受了中評社記者的專訪,就香港經濟復甦、提振香港營商信心、23條立法以及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如何更好地尋找機遇等議題發表了見解。

  蔡冠深認為,香港一方面要推進金融管理體制和金融科技創新,不斷提高金融業國際化水準,拓展國際金融服務市場,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要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金融互聯互通,保持不斷創新的意識和活力,進一步增強為內地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在國家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多作用。以下是專訪全文:

  香港獨特魅力應多挖掘 居安思危把握核心優勢

  中評社記者:去年恢復通關後,因性價比較高,港人北上旅遊消費熱情高漲。反觀香港,您認為應該如何找到更獨特的自身魅力,吸引更多的內地客和國際客來港旅遊、消費?

  蔡冠深:隨著兩地交通日益便利,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居民都日益習慣於跨境消費、雙向奔赴。大灣區不同城市之間並非一個此消彼長的零和關係,只要各地有整體的規劃,能找準自身特色,就可以做大蛋糕,令各地都得益。所以“‘北上’消費的興起,從‘大灣區人’的角度來說,大家都是一家人,你買我的東西、我買你的東西,便越能促進互相認可和融合。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重要支柱之一,疫情前佔本地生產總值約4.5%,提供超過25萬個就業機會。本港旅遊業在2023年2月開始復常,全速邁向復甦。剛剛過去的春節期間,2月10日至17日(大年初一至初八),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錄得約143.6萬人次旅客訪港,其中內地旅客125.5萬人次,8天日均入境量較2023年勞動節假期及國慶日假期分別高25.3%及14.9%,並超過了2018年同期的日均人次。這說明香港的魅力還在,只要有好的產品和服務,就能吸引到旅客。

  我們應該深挖本地旅遊的獨特性。香港旅遊資源非常豐富,有條件開拓各類“深度遊”、“特色遊”,包括節慶、地區、民俗、文化、盛事等各類主題產品,應有盡有。想看地方文化和本土特色,有九龍城的“小泰國”、北角的“小福建”、舊城中環、“大城社區—深水埗”以及散落新界、九龍、港島各地的客家村等;想欣賞大自然風光,香港有200多個離島、四分之三土地是郊野自然風景,上山下海不亦樂乎!想體驗傳統風俗活動,少不了大嶼山寶蓮禪寺浴佛慶典、大坑舞火龍、太平清醮及盂蘭勝會……這些都是香港原汁原味、難以複製的寶貴旅遊資源,常有慕名而來的遊客尋覓探訪,大可深度挖掘其中潛力,展現香港非一般的獨特風情,以吸引各地遊客紛至沓來。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的互動交流會提出,推動“盛事經濟”,透過持續舉辦不同的盛事,吸引旅客來香港,希望將“人氣”變成“財氣”。據估算每150萬名旅客,可為本地生產總值帶來約0.1個百分點的增長。全面恢復通關後,不少中斷近三年的活動再度恢復,藝術展覽、體育賽事、娛樂活動以及逾百場內地文旅推介會在香港舉辦。據瞭解,2024年上半年,香港將有超過80項大型盛事舉行,涵蓋文化藝術、體育、經濟金融等。例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藝術節、香港綠色周,香港國際珠寶展、影視娛樂博覽、LIV GOLF職業巡迴賽香港站、UCI國家盃場地單車賽等。香港有“超級連絡人”的角色,充分發揮著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也進一步推動著內地及國際夥伴的交流及互動。

  在旅遊景點方面,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海洋公園、山頂纜車和昂坪360等均在過去兩年推出很多新的設施。此外,多項有助吸引旅客的重要文化地標,包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以及香港藝術館也先後落成或翻新。香港要重視訪港旅客的旅遊體驗,提升服務質素,要向外界講好旅遊故事,在旅遊產品、景點資源推陳出新,開拓旅遊業配套容量方面,都須更多努力。

  中評社記者:在當前世界整體經濟大環境比較低迷的情況下,您認為應該如何提振本港企業的營商信心?

  蔡冠深:面對世界局勢千變萬化,地緣政治雲譎波詭,週邊經濟起伏難測,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必須要居安思危,攻防兼備,確保可持續發展。“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香港安身立命的根本,金融、人才以及專業服務,更是香港的核心優勢,在當前國際風雲變幻之時,香港既需要鞏固國際化優勢,強化金融等優勢產業,更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開拓國際空間,這樣香港才能夠穩坐“釣魚船”,不斷增強“興”的動能。

  特首李家超表示,2024年會繼續以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為施政綱領,全力拼發展、拼經濟、惠民生。特區政府會務實有為,團結社會完成三大重要工作,包括儘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讓香港全神貫注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繼續推進“搶企業”、“搶人才”,發展“總部經濟”,同時培育本地人才,為香港發展增添新動能;努力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等,這些都有助於提振本港企業的營商信心。

  香港要推動各界全面發揮“超級連絡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用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繼續鞏固和提升香港金融、航運、貿易、專業服務等傳統優勢,積極推動創科、文藝等新興產業,並全力開拓不同產業的增長潛能,讓各行各業優勢互補,擴大協同效應。

  長期來看,如何提高投資意願,吸引海內外投資者來港投資,恢復並提升廣大消費者的消費信心,是經濟復甦增長的根本所在,特區政府以及商界、民間團體應該主動到海外,向當地商界以及市民介紹一個真實的香港,一個充滿商機、自由、開放、具有發展潛力的香港,更要積極拓展國際的“朋友圈”。近期特區政府已經積極到訪外國講好香港故事,但這個工作不能單靠政府,更需要民間團體、商會、專業組織以及同鄉社團共同配合,發揮各自網路,通過“走出去”“引進來”等方式,向外國社會展示香港真面貌,推動更多項目的合作,特別是“一帶一路”踏入新一個十年,在推動沿線國家合作專案的對接上,香港的商界、商會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特區政府以及金融界更應做好各項配套,鞏固自身的優勢,既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背靠祖國,更要發揮聯通世界優勢,保持及深化與國際間的商貿往來,吸引更多外國企業和資金來港,在政策上提供更多支持和吸引措施,提振香港的資產市場,為金融中心注入更大活力。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彼此不能偏廢,香港要把握好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的機遇,就需要更好地維護、發揮自身國際化、全球金融、商貿中心的優勢,既助力國家發展,亦為香港發展注入更強大的“興”的動能。

  二十三條立法保障香港長期繁榮 唱衰香港片面無理

  中評社記者:一些商家和經濟學者擔憂,23條立法後會更加犧牲香港原有獨特經濟優勢,令更多外資撤離。您認為,23條立法的重要性何在?應如何打消外界對23條的疑慮和不安?

  蔡冠深:經歷了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和“黑暴”,香港上下都已經切身體會到、明白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盡快通過23條立法,有效應對及防範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和威脅,將可更好維護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和特殊地位,有助鞏固和提升香港整體營商環境和國際化水準,讓特區政府、市民和外來投資者都可以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同心協力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外界,尤其是各國駐香港的領事館、商會、企業等等,對相關立法有顧慮或者疑惑,這是正常的,恰恰說明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有它的獨特之處和重要地位。根據港府最新的統計數據,截止2023年底,外資駐港企業有9039家,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這就需要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港機構積極配合,主動與外國領事、跨國企業、外國媒體等接觸,不僅要盡力消除海外對新條例可能出現的誤解、疑慮甚至偏見,更要及時並有針對性地消弭任何惡意抹黑和不實指控,並以各國類似的國家安全法律法規與香港國安法作對比和解說工作,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最大認同。

  中評社記者:一些美西方人士近段時間以來發表了一些唱衰香港或者悲觀的言論,對此您如何看待?

  蔡冠深:2019年以來,受“修例風波”、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緣政治形勢等因素影響,香港的經濟、社會的確經歷了多重衝擊。2023年下半年以來一些境外勢力也在惡意炒作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衰落”,我認為這些言論十分片面,缺乏依據。

  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特區選舉制度的完善,推動香港實現由亂轉治的歷史性轉折,香港社會恢復穩定,經濟發展重回正軌,良政善治得到提升,香港各行業各領域尤其是金融行業發展勢頭良好。

  我來引述幾組數據:香港經濟總量總體穩定在2.8萬億港元以上;香港管理著約2.2萬億美元的境外資產,是全球第二大的財富管理中心;香港進出口貨值合計達到10萬億港元;香港銀行業體量超過27萬億港元;香港股票市值總體穩定在30萬億港元左右,上市公司總市值約5萬億美元,相當於新加坡的1.2倍;港股全年成交量是新加坡股市的21倍多。香港還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經過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占比高達73%。可見,香港對全球投資者仍然充滿吸引力,仍然是世界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香港的背後,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內地。龐大的人口和經濟規模,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了堅強後盾。香港與內地很多金融互聯互通安排,如滬港通、深港通、理財通、債券通等,放大了香港的資金融通功能,成為香港金融業最大的潛力和優勢所在。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地位源於多方面優勢,包括健全的法律制度、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銜接國際標準的監管環境以及高度市場化、國際化、規範化的金融體系等。香港優良營商環境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現實優勢和未來潛力。“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擁有自由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良好法治環境等優勢,將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獨特作用。國家“十四五”規劃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前海、河套等重大平台建設將給香港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有祖國的堅定支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有特區政府、監管機構和業界的長期耕耘,有國際投融資者的良好口碑,“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更不是別有用心的唱衰者歪曲抹黑能夠左右的。

  但如同經濟發展的其他方面一樣,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地位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課題。香港一方面要推進金融管理體制和金融科技創新,不斷提高金融業國際化水準,拓展國際金融服務市場,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要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金融互聯互通,保持不斷創新的意識和活力,進一步增強為內地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在國家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多作用。

  香港應更加開放 大灣區人才應雙向流動

  中評社記者: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五周年,您認為這五年來粵港澳大灣區有怎樣的發展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去年賦予了粵港澳大灣區“一點兩地”全新定位,您認為香港應該如何在新定位中尋找更多新機遇?

  蔡冠深:2019年,國家發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但我們發展得很好,2022年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13萬億元,佔全國經濟總量11%。和全球四大灣區相比,大灣區相對年輕,但已經具備其他灣區成功的要素,包括全球金融中心我們有香港,創新能力我們有深圳,廣東9個城市亦提供了製造業全產業鏈的支援。如果我們能更加開放,吸引更多外資到大灣區來發展,一定會發展的更好。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賦予了粵港澳大灣區“一點兩地”全新定位(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香港作為灣區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單打獨鬥,一定要加強區域合作。我們有一些非常好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從廣州東莞到深圳香港的新科技走廊;我們作為國際化金融中心,在吸引外資、人才方面有優勢。如果我們可以做好“灣區通”,不光是地理上高效便捷地通關,還有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專業資格職業互通,以及更重要的是跨境數據的互通,從數據跨境流動的非經濟性共同關切入手,提出數據跨境的中國方案,以早日實現數字治理國際規則“領跑”。

  中評社記者: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日前表示要攜手港澳加快建設大灣區高水準人才高地,對此您之前也曾表示應做到人才的雙向流動,可否請您再具體談談對於這方面的想法?

  蔡冠深:對於高水準人才的招攬,無論是廣東省還是香港都是不遺餘力。香港人才可以與大灣區,尤其深圳對接,至於內地精英亦可來港發展,在河套區做到人才流動,事實上,河套也正在成為“科創人才高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共有5家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香港是自由經濟體,稅率低,人才可以自由進出,對全球人才都有吸引力。港府自去年推出高才通計劃之後,已經收到超過24萬份申請,其中也有不少人才已經落戶香港,這些人才是對香港產業發展,尤其是創科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要的補充。

  此外,我提出的人才雙向流動,還包括高質量的基礎勞工。近年來香港服務業、建造業等不少行業勞動力短缺現象已越來越嚴重。目前香港常住人口衹有750萬,相比較於廣州一千八百萬、深圳一千七百萬人口的規模,難以承擔世界級大都會、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中國對內對外雙循環經濟新格局的戰略樞紐等要求。所以人才的流動,雙向都要發力。

  中評社記者:您今年的提案主要內容或者方向能否向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蔡冠深:今年我還是精心準備了十份左右的提案帶到北京。主要集中在:一,加強我國的對外交往,增強對內對外雙循環經濟新局,為高質量建設服務。二,落實習主席和中央指示,把粵港澳大灣區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打造成為世界一流灣區,為全國樹立標桿。

  正是出於以上兩個方面的思考,我特別提出了《統籌大灣區跨境數據流通治理,打造世界級數字經濟產業集群》的提案。大家知道,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強國爭相發展的領域。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全球的數字經濟佔整體GDP(國內生產總值)15.5%,過去15年增長率是整體GDP的2.5倍。這個比例還在快速上升中,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爭之地。此外,經濟學人(Economist)早在在2017年就指出:數據已取代石油,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資源。香港特區政府也在2022年成立“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以因應這個“得數據者得天下”的新時代。

  另一方面,2023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並強調了“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擴大高水準對外開放”等多方面措施,一系列具體任務中,“認真解決數據跨境流動”的表述,引起各方關注。數據跨境是新一輪全球化的重點,更是中國制度型開放的關鍵領域。2022年下半年以來,《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和《個人資訊保護法》相繼出台,我國數據跨境傳輸監管法律框架初步形成。我國在跨境數據流動建章立制、試點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缺乏較為完整的實踐支撐,數據分類分級體系不夠完善、數據出境審批辦法不夠靈活等問題亟待解決。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率先在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的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加快數據跨境流動和治理試點,持續優化數據出境監管機制執行的方式方法,探索安全前提下的便利化數據出境機制,實現安全和流通的動態平衡,進而探索出更具相容性的中國方案。具體的一些做法和建設,在我的提案中有詳細的介紹。

  我還準備了《關於利用河套區域深化香港與大灣區創科合作的建議》。國務院去年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就深圳園區的發展定位佈局推出多項措施,積極推進與香港園區的共同協作。近年特區政府銳意推進新型工業化,成功吸引一批海內外科技領軍企業落戶香港;香港需要用好河套“一區兩園,一區兩制”的機遇,爭取試行各種新規劃、新措施,借助大灣區龐大成熟的製造業產業基礎,解決香港過去產學研對接不足、科研成果轉化率不足的難點,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為經濟創做新的增長點。建議一、在“白名單”基礎上進一步增強配套措施,建立創科人才庫;二、爭取河套中試平台及國家實驗室,促進產學研對接,提升科研成果轉化率。三、在河套園區內設專門通道,方便科企研發及工作人員往來交流。

  至於《關於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加快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建議》,是因應國家對內對外雙循環經濟發展新格局的要求。事實上,內外貿易一體化對促進經濟發展、擴大內需、穩定企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當前我國內貿和外貿中,依然廣泛存在質量標準不同、檢驗認證不一、監管不一致等壁壘。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正在積極利用“一國兩制”推進大灣區內地城市和港澳的制度對接,鼓勵外貿企業轉內銷和內貿企業做外貿。因此,我在提案中希望可以在大灣區開展內外貿一體化試點,全面梳理內外貿一體化調控體系的問題清單,由國家統籌出台政策支持試點區建設,促進內外貿法律法規、經營資質、檢驗檢疫、認證認可等方面銜接,探索建立內外貿一體化評價體系,形成可複製推廣的經驗模式。

  《關於推動國家跨境電商領域高質量發展的提案》,針對的是西方部分國家越來越嚴重的對華貿易壁壘。因此,跨境電商的發展對於推動區域經濟增長、促進貿易合作和提升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全球範圍內,跨境電商市場競爭激烈,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跨境電商平台和品牌不斷崛起。我國的跨境電商行業需要在品牌建設、產品品質和貿易管道開拓等方面,與國際競爭對手正面競爭。

  為提升我國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實現國家貿易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本提案計劃提出以下建議:一是加強政策支持和規範引導。建立健全跨境電商的政策法規體系,推動行業健康有序發展;二是加強技術研發和創新應用,鼓勵提升物流、支付、海關通關等關鍵環節的效率和安全性,推動跨境電商的可持續發展;三是在保障安全的基礎上便利粵港澳大灣區貿易數據跨境,建立健全風險防控機制,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作用,加強對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監測;四是支持電商平台優先在香港佈局海外倉,聯手開拓貿易管道,增強我國貿易行業在更多商品領域的全球定價權。

  《關於利用香港國際化優勢發展為重要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建議》。這是發揮香港一國兩制優勢的提案。香港擁有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具備兩地包容、公平的仲裁制度。而內地知識產權的授權糾紛機制尚待完善;國企和內地高校掌握具經濟價值的專利但大部分未能實現商業化。為活化閑置科研專利的知識產權和完善相關的授權糾紛機制,香港可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提供受國際認可的亞太區知識產權服務,包括交易撮合、合同管理和法律支持,吸引國內外企業集中在香港進行知識產權貿易並附以在港提供的知識產權仲裁服務,用於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提高交易可信度和效率。

  《關於推動國家與香港和東盟在綠色經濟合作的建議》。自2003年建設戰略夥伴關係以來,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進入快車道。2023年6月,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簽訂了RCEP,是目前中國與東門共同參與的最高標準自貿協定,並正大力推動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3.0的談判。目前,中國已經連續14年成為東盟最大貿易夥伴,東盟在2019年亦超越美國與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近年,全球各國都強調綠色經濟的發展。中國作為高新技術,電動車和數字經濟的領先國家,可以看準東盟龐大的市場,與當地在相關方面進行合作。為此建議中國可以與東盟達成綠色能源的合作,包括出售綠色科技產品、發行綠色債券、出口國產電動車等,除有助東盟解決嚴重的污染問題外,既可促進雙方的經貿往來外,亦可作為我國新科技產品的試點。香港擁有國際級的金融、專業服務和供應鏈管理經驗,除可發揮中國與東盟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外,亦可擔當投資者和營運者的角色,藉使國家、香港和東盟三方面都有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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