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者合影
林艷
中評社香港7月25日電/中評智庫基金會 中國評論通訊社不久前在中評社香港總部召開座談會會，邀請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兼中評社採訪主任林艷、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兼中評社研究部主任束沐、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分析師兼中評社工程技術部主任曹潤來、中評社北京記者站副站長海涵、中評智庫基金會副研究員兼中評社研究部副主任陳倩羚、中評社港澳部副主任盧哲、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暨中評社總編輯羅祥喜與會。座談會由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兼中評社國際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以《中評青年論壇：以哲學思維論時代變局》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郭至君：開場白
從2016年8月伊始，不知不覺，我們的中評青年論壇包括這次已經舉辦了十五屆。中評青年論壇主題豐富、嘉賓多元：不僅中評智庫的優秀青年藉由此自創品牌活動對外展現了新一代青年人的研究、思考能力，也和來自香港、台灣、內地、國際的青年進行了多樣的交流，瞭解彼此的所思所想，作為生力軍為港、為國建言，為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獻計獻策。
今天，我們迎來第十五屆中評青年論壇，在座各位都或多或少有參與及主持這個品牌活動的經驗，也都在各自崗位上學習、思考、研究了較長時間，因此這次的主題我們不予限定，每個人根據自身工作領域與學習研究的經驗，來展現各自的思想高度和學術認知。我們先有請林艷發言。
林艷：面對時代之變需要怎樣的兩岸觀？
從一名赴台灣交換學習的陸生，到一名從事兩岸新聞報導的時政記者；從參與見證習馬會等兩岸重大歷史性時刻，到撰寫分析兩岸局勢的文章時評；從親身經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黃金時代，到目睹當前兩岸敵意螺旋上升、兵凶戰危的危局。這十五年間，兩岸關係在變，我的角色身份在變，觀察兩岸的角度也在變。這些或感性或理性的點滴經歷，逐漸塑造了我今日的兩岸觀，為我看待百轉千迴的兩岸關係，沉澱下一個相對穩定的邏輯基點。具體而言，這一兩岸觀，至少包括以下五個層面：
第一，歷史的兩岸。在我看來，歷史的兩岸需要把握三個關鍵點：一是台灣史應該放在中華民族史中去考證。無論是荷據日據、國民黨退台還是其後兩岸關係的演變，真正影響台灣歷史走向的主線是中華民族對外關係和內部分和問題。台灣民主發展史等衹是其中的支流，“台獨”史觀更是無稽之談。二是兩岸關係走向應該結合民族興衰去把握。三國時期建立對台管治見證中華文明的勃興，兩次外部勢力犯台體現中華民族的苦難，當前兩岸分治源於民族獨立解放中的陣痛。這一切昭示我們，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生，也必將因民族復興而解決。三是解決台灣問題需要歷史最優解思維。台灣問題是國共兩黨內戰遺留的歷史問題，區區75年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滄海一粟，因此對兩岸最終統一既要有歷史信心，也要有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一定要站在對民族負責的高度努力尋求最佳路徑。
第二，文化的兩岸。我認為，文化的兩岸可以從三個層次去觀察：一是台灣“文化之光”多得益於中華文化的滋養。台北故宮博物院等珍藏的瑰寶如是，林懷民創立的“雲門舞集”如是，錢穆、胡適、南懷瑾等國學大師的所專如是，張愛玲、白先勇、梁實秋等文學大家的作品如是，方文山筆下的《青花瓷》《菊花台》等流行作品亦如是。雖然台灣文化領域也受日本影響，也有本土創作，但均未見於頂流。二是兩岸民間文化具有很強共通性。很多人都說，與香港相比，台灣與大陸的民間信仰、習俗、人情乃至審美有更強的相似性。舉例而言，大陸的影視劇在台灣明顯要比在香港更受歡迎，《繁花》《慶餘年》等都是典型，這些充分彰顯了兩岸普羅大眾深層次的文化共鳴。三是台灣政治文化有典型東亞色彩。台灣的民主範式更接近於日韓，而非歐美。朝野多年熱議的黑金政治、財閥家族對政治的影響、政治人物下台後的際遇、“立法院”的鬥爭亂象等台灣政治特有的符號，都是西式民主與儒家文明相結合的產物。概而言之，民主在東亞被政治力量視為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台灣不是什麼西式民主的樣本，而是東亞民主的縮影。
第三，世界的兩岸。我認為，世界的兩岸需要特別注意兩個問題：一是美國是影響兩岸關係的最大外部因素。總體來看，美國打“台灣牌”已經越來越不遵守原則底線，表明其將中國視為唯一競爭對手，並把台灣問題視為遏制中國的關鍵。我們絕不能按照過去經驗推測美國在介入台海上會走多遠。當然，美國的影響因素越大，其國內政治風向和週期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也就越大，這對我們處理兩岸關係的時機、節奏和分寸提出了新的考驗。二是反“獨”促統鬥爭不可忽視國際話語權。這其中，我們既要應對美國等國家刻意塑造的“台海危機”認知戰，也要在守好國際組織、外交關係等硬規則底線之餘，特別重視軟實力層面的較量。尤其是民進黨當局不僅仍然搞“金元外交”，而且正吸引所謂“邦交國”元首子女等到台灣留學，通過文化輻射和輸出的方式來影響國際認同。如曾擔任布拉格市長的賀瑞普就受到在台灣交換學習和實習很大的影響，在其任內推動廢除了“一個中國”條款，導致布拉格與北京姐妹市的關係就此解除。
第四，經濟的兩岸。我認為，經濟的兩岸有兩個重要觀察點：一是兩岸經濟互補具有戰略意義。我們通常比較多討論的是兩岸統一的政治意義，很少討論經濟意義，但事實上，大陸的超大規模市場、超全工業門類體系一旦與台灣資訊技術優勢結合起來，必將傲視全球民族之林。正是因為美國注意到對大陸“卡脖子”的領域恰恰是台灣所長，所以正迫使台積電等遷徙至美國。我認為，島內與其沉醉於短暫的“黃仁勳熱”，不如認清長遠，警惕美國接下來把掏空台灣半導體產業作為對台經濟戰略的主線。
二是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是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最可靠的基礎。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最大的戰略意義在於，既是針對兩岸關係複雜變化而提出的維護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向的主張，也是一種著眼於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後的兩岸治理模式的先行探索與實踐。過去的“惠台政策”思路因為缺乏共同的經濟基礎，不僅成果容易被台當局劫持，更無法真正發揮經濟推動上層建築的作用。進一步完善後的經濟融合發展模式最大的變化在於，通過構建兩岸經濟一體化機制，實現兩岸社會的包容發展和內在融合，其發展進程也可成為“兩岸一家親”理念的實踐載體。
第五，青年的兩岸。對於兩岸關係中的青年問題，可以用“最大挑戰”“最大機遇”“最大寄託”來概括。一是長期“去中國化”對台灣青年一代的毒害是最大挑戰。台灣青年一代缺乏對大陸的親身體驗和感性認識，綠營又長期通過輿論、教育等培養“人造獨”一代，如此，兩岸問題的解決拖得越久，台灣青年群體對大陸恐會越加疏遠。二是兩岸青年的共通性是最大機遇。兩岸青年不像老一輩一樣背負歷史包袱。特別是當今世代，信息化、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阻擋，兩地青年的物質生活水平又大大趨近，這些過去不曾有過的條件，讓兩岸青年在世界觀、價值觀等方面加快趨同。抓住這些相通點，兩岸青年之間就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三是兩岸青年攜手發展是最大寄託。兩岸的未來終要看兩岸青年，而青年一代繫最大挑戰和最大機遇於一身，更要求我們要高度重視青年交流工作。從宏觀上看，青年交流是“逆水行舟”，並不是說交流了就能完全抵消“去中國化”的影響，但不交流一定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從微觀上看，需要通過青年交流培育更多的 “火苗”和“種子”，像我們中評青年一樣，為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而接力奔走。
對我而言，正是以上五個維度，讓我在面對不斷變化的政治兩岸時，能夠分清主流與支流，辨識真話與謊言，看清挑戰和機遇。未來，我也會結合時勢的變化持續觀察與思考，不斷讓我的兩岸觀更加完善、更加深入。我想，作為身處中評這個智庫型媒體的青年人，衹有始終秉承正確的兩岸觀，我們才能在觀察分析兩岸問題時做到有溫度、有深度、有高度，才能在台海局勢風高浪急之際，讓我們的聲音始終具有真理的力量、邏輯的力量、道義的力量。
郭至君：林艷從兩岸觀的主題切入，融合了自己工作多年對兩岸關係、台灣問題的研究，從歷史、文化、世界、經濟、青年五個維度來思考不斷變化的兩岸局勢。她最後結語也說得非常好，作為身處中評這個智庫型媒體的青年人，衹有始終秉承正確的兩岸觀，才能在觀察分析兩岸問題時做到有溫度、有深度、有高度，才能在台海局勢風高浪急之際，讓我們的聲音始終具有真理的力量、邏輯的力量、道義的力量。下面請束沐發言。
束沐：我的融合發展觀
青年論壇是中評培養青年智庫學者和專家型記者的獨特人才培養模式，值此第十五屆論壇召開之際，我向提議設立中評青年論壇、悉心關懷中評青年成長的郭偉峰社長，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今天論壇的主題，說簡單很簡單，說難卻很難。前者是因為，各位今天發言主題並非特定學術或政策問題，不需要額外“做功課”，後者則是因為，正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以自己為“研究對象”反而是難度最大的。
一、“融合發展”的廣義意涵
融合發展，這個我們常常運用在兩岸關係、“一國兩制”、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概念，事實上具有相當廣義而深邃的思想內涵。顧名思義，“融合”與“發展”兩者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有機辯證聯繫，進而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涵義：首先，“融合”是指不同性質事物之間“合而為一”的過程，是從“不同”到“同”的過程，但這裡面有一個關鍵點在於，融合後的產物既可以是“二為一”，也可以是“二為三”，區別在於融合前事物的原有性質是否得到保留，這也是融合的深邃之處；其次，發展是指事物不斷進步、優化的過程，發展的方向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後的、是進步的而不是倒退的，故“融合發展”與“融合”最大區別在於，“融合”包括了征服和同化、也可能會付出高昂代價，但融合發展是參與融合的不同性質事物共同向前發展進步的過程。
因此，融合發展的核心內涵可以概括為12個字：第一，尊重差異；第二，聚同化異；第三，共同進步。而這也構成我本人“融合發展觀”的認識基礎。接下來，我將結合進入中評近九年來的學習工作歷程，從四個方面具體談一談我自己的“融合發展”實踐，以及“融合發展”對我的深刻影響。
二、作為“政策”的融合發展
我進入中評以來最值得驕傲的，是完整參與了中評社、中評智庫團結帶領兩岸專家學者探索和構建“兩岸融合發展”的理論體系、話語體系的全過程，也零距離見證了兩岸融合發展從概念、理念上升到政策、理論的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通過撰寫社評、重大涉台研討會報導、參與中評“思想者論壇”籌辦、參與《中評月刊》和相關智庫叢書編寫等工作，形成了對兩岸融合發展的形勢分析、理論思考與政策建議。
例如，近八年來我撰寫的129篇社評中，有19篇以兩岸融合發展為主題，主要探討了以下關係：第一，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之間的關係；第二，融合發展與國家統一之間的關係；第三，融合發展與反分裂反干涉鬥爭之間的關係；第四，閩台區域性融合發展與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的關係；第五，融合發展與涉台治理之間的關係；第六，融合發展與心靈契合之間的關係；第七，融合發展進程中經濟、社會、文化、治理、制度等各領域之間的關係。在社領導的支持和社評組的指導下，我的社評撰寫在近四年來完成了“以時評為主”轉向“以論述為主”的進步，正是歸功於近年來中評鼓勵青年學者、記者積極參與理論構建、錘煉思想境界的重大決策部署。
再如，在社領導親自教導和啟發下，我在《中評月刊》撰寫的8篇論文中，有5篇涉及對融合發展政策與理論的探討，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成果：第一，從大陸學者對惠台政策的評析中，提煉出融合發展的政策共性；第二，在融合發展基礎上，提出“制度融合”、“治理融合”等新概念新論述；第三，就閩台融合發展試驗區提出具體建議，尤其是在制度建設方面較為超前的建議；第四，就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提出具體建議，並將“灣區融合”與“閩台融合”經驗和模式進行互學互鑒。
綜上所述，作為“政策”的融合發展，不僅已經成為我個人融合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中評社、中評智庫推動融合發展政策實踐、理論創新實踐的組成部分。
三、作為“科學”的融合發展
我在中評獲得最大成就感的來源，是與社領導、同事們共同創建和完善大數據分析系統、探索大數據分析方法、完成大數據分析報告，有關成果獲得各方面高度重視、肯定與採納。總的來看，實現了三個方面的融合發展：
一是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融合發展，主要成果是大數據調研報告。定量和定性“兩張皮”往往是困擾社會科學、智庫研究的難點問題。但經過多年來的研究探索，在中評大數據研究框架下，不僅定性和定量可以有機結合，而且可以相互轉化、相互論證、相互促進，進而掌握如何鑒別“數據屬性”的重要分析法。
二是新聞評論與大數據分析的融合發展，主要成果是中評數據新聞。在歐美數據驅動調查新聞的啟發下，中評社將大數據分析應用到新聞評論領域，不僅讓中評社“話語權、採訪權、調查權”三足鼎立體系得以建立，也在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歷史轉折中，發揮了輿論引導塑造的重要角色。
三是社會科學與數據科學的融合發展，主要成果是“數據流”模式與大數據民調模型。這是中評大數據從“科技”到“科學”的關鍵突破。“數據流”模式是對傳統輿情監測與大數據分析“數據池”模式的重大創新與發展，而對資料截流、分流、引流的原創體系設計，則是引入社會科學、政治學理論模型，擺脫了傳統思維下“貪大求全”、盲目追求“全網海量”的誤區，進而實現對民情民意的立體式、常態式、跟蹤式分析。這是中評大數據領先所有同類型機構、掌握核心技術的“法寶”。
上述三項融合發展，難度階梯式上升，標誌著中評社、中評智庫的融合發展實踐，從政策、理論、工作領域（如兩岸共同媒體、智庫媒體、與“一國兩制”新聞學的構建）首次踏足科學領域，我相信這是中評建立26年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飛躍，也是中評大踏步跟上人工智能新時代的關鍵一招。
四、作為“哲學”的融合發展
我進入中評在思維、思想上得到的最大提升，莫過於“學哲學、用哲學”，以辯證思維、底線思維、區間思維、週期思維，來看待形勢，並運用到具體工作中。而融合發展本身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辯證思維，同樣成為近年來我個人學習、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為三個理論創建：
第一，提出“兩個空間論”與“重疊空間”概念。習總書記在2019年1·2講話中指出，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我將其概括為“兩個空間論”，並提出“創造空間是促統的方法論、處理好涉台紅灰黑三種空間的關係、兩岸在新的重疊空間內進行制度融合實驗”等主張。
第二，在“兩個空間論”基礎上，提出“融合第三制”。“兩個空間論”經過融合發展思想洗滌後，產生了共構“重疊空間”、“第三空間”的創新概念，並借鑒大灣區融合實踐經驗，進一步抽象為“融合第三制”，體現了圓融共生的傳統文化思想，也是汪道涵先生“共同締造論”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貫徹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出兩岸關係“融合史觀”。北京“習馬會”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以“融合史觀”理順和貫通了傳統兩岸關係話語體系中的內戰、反帝、文化、現代化四種史觀。在“融合史觀”視域下，解決台灣問題是千年來中華民族內部各群體通過交流交往交融走向大一統的“歷史再現”；融合發展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優路徑，也是貫穿統一前、統一後的主題；“多元一體”是兩岸融合發展的最鮮明特徵。
由此，融合發展不單是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逐漸內化為自己的思維體系。
五、作為“生活”的融合發展
最後，我還想分享一下在生活層面的融合發展觀。對於我們這些“新香港人”或“港漂一族”而言，不僅在研究融合發展、宣傳融合發展，連自己的生活就是融合發展的生動實踐：穿梭兩地之便、享受“兩制”之利。尤其是，我們親眼見證著過去5年來，香港社會對兩地融合的三個階段：一是排斥與抗拒，以2019年修例風波為最高點；二是隔絕與期待，疫情3年對港人的內地觀產生決定性影響；三是擁抱與共享，以疫後兩地加速深度融合為標誌。身處歷史轉折時期，這種親身體驗與感悟格外難得，而這種經驗也對我們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產生了新的啟發。
由於“一國兩制”理論的締造者是在國家完全統一前或港澳問題解決之前進行思考和設計的，故在傳統官方論述中，“一國兩制”是在“一國”前提下，維持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是，在融合發展的脈絡下，所謂“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需要進行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化，應該可以修正表述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發展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一國兩制”就找到了最後一塊理論拼圖，也為今後港澳台治理打開了新的思路。而這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中評人的使命所在！
郭至君：束沐以自己負責、參與的大數據報告、數據新聞、社評、月刊論文甚至構建的理論為例子，生動表明了融合發展不單是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逐漸內化為自己的思維體系。下面請曹潤來發言。
曹潤來：科技創新時代下香港青年的科技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過去的三次工業革命到現在的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我們不斷享受著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充分體現了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從貿易戰到科技戰，科技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各個國家和地區都不斷加強對科技的投入，加速了科技的發展。
作為一名在港工作生活的青年，我認為，擁有全面、積極的科技觀，可以幫助自己更好地投身於科技創新的時代浪潮中來。
一、香港科技發展概況與挑戰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都市，除傳統的金融、貿易和航運外，也日益重視科技發展。經過歷届特區政府的努力和投入，香港科研基礎和實力取得一定進展。
在基礎設施方面，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通訊網絡和數據中心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場和法律體系，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了多個科技園區，為科技創新企業提供了良好的運營環境、創業基地及資金支持，吸引數以千計的科技公司入駐，為科研帶來了廣闊的未來市場。
另一方面，香港也加強科技人才的培育和引進。香港擁有數所全球百強大學，這些高校擁有一流的師資力量和研究設施，對培育本地科研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區政府也推出了“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高端人才通行證”等措施，進一步吸引人才到港，為支持本地科技研究發展儲備人才。
目前，香港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領域發展迅速，表現優秀，展現了香港科技研究發展的良好基礎和發展潛力。
當前全球科技競爭激烈，雖然香港在科技發展中取得一定成績，但仍面臨一些挑戰和不足。現在香港的經濟結構仍然以金融服務、貿易等為主，產業結構不平衡，科技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相對較低，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仍有不足。香港的土地、生活成本高昂，科技產業須投入大量資源且回報周期較長，導致本地市場規模較小，科技產業化步伐較慢。
為解決香港科技發展面臨的挑戰和不足，進一步提升發展水平，香港的科技發展需積極融入國家與世界，獲得更多的機遇和資源。
二、香港的科技發展融入國家與世界
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特區政府也在2022年發佈了《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為未來五至十年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定位的支持下，香港積極對接國家創新體系，本地大學的科研團隊屢次參與國家航天任務，為火星、月球的的探測任務提供了支持。在2024年6月，更有一名香港本地出生成長的載荷專家入選成為預備航天員，有機會到太空參與科研工作，為國家的航天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更凸顯了國家對香港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視。
身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香港在融入國家科技發展上有獨特的優勢和機遇。目前，香港越來越多的科技研發取得進展，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完善的製造業和供應鏈，正可以為香港的科技研發提供穩固的基礎，進行高質量的原型製造和測試，最終轉化成為產品，形成科研到成果落地的完整鏈條。
香港也積極探索開發新的科技基建合作，如在北部都會區規劃了新田科技城，可將深圳乃至大灣區的科技優勢匯聚在深港核心區域，為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土壤。
香港一直積極推動參與區域教育合作，支持本港大學異地建立校區，目前已建成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等多個校區，將香港本地教育優勢延伸至其他省市。異地校區畢業生更可直接來港工作，進一步加強了人才資源的交流和儲備。
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多年來一直是國家重要的對外窗口，也是海外走向內地的重要門戶。香港除自身的科技發展之外，更是連接內地和世界的橋梁。
香港可充分利用國際化優勢，舉辦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加強國際學術合作，建立國際合作項目，促進跨領域知識交流。另外，可承辦科技相關展會等，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加強國際推廣和宣傳，充分發揮聯通內外的橋梁作用。
三、青年是香港科技發展的生力軍
青年人注重創新、擁抱變化，他們能夠帶來新思維、新理念，在香港的科技發展中，青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參與和貢獻對推動香港的科技領域取得更多成就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未來香港科技行業的希望和根基。
身為在港青年，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參與到香港的科技發展中來，塑造完善自己的科技觀。
第一，保持對科技發展的高度興趣和熱情。科技領域變化迅速，新的概念技術層出不窮，我們應當保持好奇心，不斷學習和探索，關注科技行業的最新趨勢，為未來的科技發展做好準備。
第二，積極參與科技創新活動，如參加學校及相關機構舉辦的課程、活動與競賽，提升自己的科技知識和技能，拓展視野。同時，在活動中可以傳播科技知識，激發更多人對科技的興趣，在合作和競爭中學習他人的經驗，不僅加深自己對科技的理解，還能培養科技普及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塑造積極的科技推廣觀念。
第三，參與到科技創業中來，利用香港科學園等實力雄厚的創業基礎設施，將自己的創意、理念和知識轉化為具體的科技產品或服務，更可以鍛煉自己的創業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同時全方位瞭解科技行業的運作模式，塑造積極的創新精神，共同打造更多具有影響力和市場潛力的科技創新項目，進一步推動香港的科技發展。另外，在創新創業的過程中，青年人可以將自己的科技技能與社會責任相結合，塑造積極的社會責任觀念和科技服務意識。
第四，瞭解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如前不久宣佈的香港載荷專家，正是香港青年積極投身國家科技發展事業的重要體現，為國家的科技發展添磚加瓦，實現科技報國。
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訪港的緊張日程中，特別考察了香港科學園，指出青年人是全社會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創造性的群體，也是推動創科發展的生力軍，勉勵在港青年在創新創業的奮鬥人生中出彩圓夢，充分體現了習近平主席對香港科技發展的重視及對香港青年的關心關愛和期望。
在科技創新的時代背景下，香港青年應保持開放的心態，積極參與科技創新，通過不斷學習、創新和合作，香港青年定能在科技領域大放異彩，為國家和香港的未來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郭至君：曹潤來結合自己長期工作的內容，並以自身為例，鼓勵香港青年更多地參與到香港的科技發展中來，並在過程中塑造、完善自身的科技觀，很有建設性。下面我們有請海涵發言。
海涵：新時代如何鑄牢香港青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我在中評社工作已有6年，這6年裡我長期在北京記者站工作。依託首都這一高地，我有幸參與了眾多國家部委的新聞發佈會和專家雲集的研討會。在中評社的這些採訪經歷使我能持續跟進國家大政方針和政策走向、近距離聆聽權威專家的智者灼見，有助於形塑我看問題的高度、廣度和深度，也由此影響了我的民族觀。
這些年的採訪實踐為我提供了看待民族問題的更為宏觀、更加全面的視野——那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用這個概念去理解民族問題豐富了我看問題的角度，主要有兩點：一是，強調“共同體”，即中華民族是一個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體，看問題應當顧大局、有高度；二是，強調“意識”，即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是一個實體，也需要達成思想理念上的認同和共鳴。
今天，我的發言主要是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個主線來談一下香港青年的民族觀。
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審古今之變、察時代之勢作出的重大原創性論斷。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也理當適用於港澳台與祖國的敘事中，例如，今年4月份，習近平總書記會見馬英九時就詳論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來把握兩岸關係大局，並強調“堅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關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奠基之作——《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中系統全面地界定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指出：“中華民族是中華大地各類人群浸潤數千年中華文明，經歷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人們共同體；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大陸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台灣同胞以及海外僑胞。在這一民族實體裡，各族同胞已結成相互依存、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所有成員都已具有高層次的中華民族認同意識。”
香港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古至今，香港同胞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古代香港的歷史豐富而精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先民在此生活，此後華夏五千年，一代又一代同胞不懈開拓、辛勤耕作，香港舞台上同樣上演著中華民族一幕幕歷史大戲，見證著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奠基著香港自身的繁榮富庶。自鴉片戰爭開始，香港眾多仁人志士開始為民族獨立而奮鬥，尋覓救亡圖存之路，他們積極著書立說，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後，從抗日救亡直至籌備建國又到改革開放，香港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直致力於共襄民族復興偉業。
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過去的香港並不陌生，它曾指引著香港與祖國一路同行、風雨兼程。這種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是“同”，以語言、人種、信仰等外在表徵為民族認同的最重要標誌，更強調“血脈相連、血緣相親”的大一統敘事。但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香港風生水起，它不僅是一種經濟政策，更是一種系統化的價值觀、理念與生活方式，自然也會潛移默化形塑著港人的民族觀。新自由主義宣導個人主義，認為人權高於主權、個體優先於集體，在民族觀方面，則強調族群敘事、小團體敘事，提倡多元化和差異化，反對過去傳統民族觀的宏大敘事。這種新自由主義民族觀深刻影響著香港青年一代，不利於民族認同感的強化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塑造。
在愛國者治港新時代，如何鑄牢香港青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認為，可以從集體記憶、共同文化、利益福祉等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強化集體記憶。一方面，歷史記憶在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具有重要促進作用。正如之前所述，香港與祖國在中華文明史、近代抗爭史、新中國奮鬥史中擁有共同歷史記憶，這是中華民族精神和中華民族文化歷史生成的重要見證，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一脈。這種共同歷史記憶，可以為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依據、動力源泉、路徑選擇。因此，通過正確的歷史教育，可以增強香港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另一方面，情感共鳴在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具有積極推動作用。通過追溯經典香港音樂、影視劇這些特殊的時代符號，可以重現過去、創造想像空間，喚起集體記憶，實現情感共鳴。比如，港樂中有獨屬於中華文化的語言根基和詩詞化呈現形式，這與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傳承是一脈相承的，在不經意間推進了文化的認同；許多經典香港電影中也飽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巧妙講述中華故事、傳揚中華精神，滿足了全球華人的情感需求。因此，通過音樂、影視這樣特殊的時代符號，可以推進香港青年與內地青年的情感共鳴，形成民族文化情感的向心力，在新時代的語境下實現民族認同。
第二，增進共同文化認同。中華文化是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動力。粵港澳三地文化同源，生活在嶺南大地的古越族是粵港澳三地的共同祖先，秦統一嶺南之後，粵港澳共同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範圍，嶺南先民與南遷的華夏先民一道共同開發、建設、守衛嶺南，逐步形成了深受中原文化影響、同時保有濃厚地域色彩的嶺南文化。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粵港澳三地共同擁有的文化根基，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價值，嶺南文化是解開港澳民眾“身份之惑”的鑰匙，是喚醒香港青年中華民族身份認同感的源泉。因此，要以嶺南文化為紐帶，通過強化保護、廣泛宣傳、教育引導和交流溝通等形式，增進香港青年的嶺南文化認同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第三，共創中華民族利益福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離不開中華民族經濟作為經濟基礎。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增進認同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體兩面的，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可以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動能。因此，要積極支持香港青年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香港青年共享發展機遇，持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讓香港青年在民族復興進程中收穫自身發展、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把中華各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繁榮、共享成果的格局。鑄牢香港青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題中應有之義，有助於增強香港青年對祖國的向心力，有助於推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水平，更有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郭至君：海涵長期在中評社北京總部工作，參與眾多中央部委記者會與國內、國際大會，她選擇談如何鑄牢香港青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是恰如其分。她從集體記憶、共同文化、利益福祉三方面入手，談了自己的觀點，值得我們思考。下面請陳倩羚發言。
陳倩羚：香港近幾年情勢轉變對我政治觀的重塑
過去幾年，我此刻所處的香港、大洋彼岸的美國以及海峽對岸的台灣等地，皆發生了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政治事件，持續打破並改變著我過去所形成的政治觀。接下來，我將以自己對民主自由的認知為主軸，淺談近幾年來所積澱重塑的新政治觀。
首先，民主與自由，作為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理應有其邊界與尺度，不能威脅到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他人的自由等同樣重要的價值。我當初來香港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覺得這裡比內地享有更多的自由與民主。過去從香港的電視新聞裡常見到，這裡的人們可以上街遊行，也可以自由談論敏感話題，而且他們還能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代議士，這無疑是與內地存在明顯差異的政治制度。我曾經羨慕香港這種滿溢的民主與自由，直到經歷2019年的修例風波，過去幼稚的政治觀才有了很大的修正。
5年前的黑暴動亂，那種毫無約束、為所欲為的自由，並沒有令香港變得更好，反而破壞了很多一直以來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東西——穩定、秩序、安全。結果，自由衹成了某一群人的自由，其他人如果與他們的想法不一致，輕則出言辱罵，重則暴力相向，私了、裝修這類違法犯罪行為，在自由的包裝下得以合理化。德國哲學家康德說過：“自由不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教會你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以這個標準，2019年時亂港勢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身上，衹要不是他們眼中的同路人，就剝奪別人不做什麼的自由，這種以自由之名踐行不自由的做法，如今看來是多麼諷刺。
美國記者安東尼·劉易斯在其著作《言論的邊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簡史》中，深刻探討了人們在哪些情況下能充分享有言論自由，以及在哪些情況下言論自由必須讓步於其他價值。即便在劉易斯這種被外界視作過度縱容言論自由的人眼中，也認為煽動仇恨、誹謗以及侵犯公民隱私等行為，不能完全不假思索地以言論自由來正名化，而是應該權衡其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再加定奪。2019年時，亂港勢力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大肆鼓吹“港獨”、勇武暴力等極端言論，已對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香港社會的正常運轉、乃至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這類無底線的言論自由就算在美國也是零容忍的。
其二，西方社會對外灌輸的那套民主自由價值，往往具備很大的功利性與伸縮性。當高舉民主自由的大旗對自身不利時，西方政客會毫不猶豫地採取雙重標準，馬上走到民主自由的對立面。2020年的美國大選，在前總統特朗普的言論影響下，一群右翼分子闖進並佔領國會，企圖推翻拜登勝選的選舉結果。一向自詡尊重公民權利的美國政府，並沒有容忍騷亂人群的所謂示威自由，而是派出大批警察對其進行鎮壓。事件造成多名示威者死亡，數百名參與衝擊國會事件的人士被捕，個別煽動叛亂的頭目分子更被判以十數乃至逾二十載的刑期。
近期在美國多所大學針對以巴衝突爆發的反戰示威，迎來的也是警方雷厲風行的清場行動，且背後有美國政界的授意與默許。美國總統拜登表明，蓄意破壞公物、侵入建築物、封鎖校園等皆不屬和平抗議，而是違法行為。但反觀美國政客在對待2019年香港的黑暴動亂時，卻完全是另一副嘴臉，當時其毫不掩飾地誇讚示威者佔領立法會、大學校園的畫面是美麗的風景線。但事實上，美國卻絕不允許這類顏色革命降臨在自己身上，足見西方政客鼓動別國人民為民主自由而戰的說辭，是多麼自相矛盾且虛偽可笑。
其三，我們應該打破對民主自由的迷思，民主自由程度越高並非等於政制就越先進。民主自由衹是公民參與政治及地區治理的一種手段，但真正重要的是，能否由此達致我們的共同目的——建立一個更加美好、公平及正義的社會。過去，我曾簡單地認為，實現民主自由就是現代社會的最終目的，越民主、越自由必然代表政制越先進。
但過去幾年，在香港、美國以及台灣等地的社會實踐，卻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圖景。香港在2019年過度的民主自由擴張下，迎來的是秩序的打破及無止境的混亂，亂港勢力藉收割修例風波的政治能量，循著所謂的民主選舉進入區議會，反而造成基層地方治理架構的癱瘓。美國則在對極端言論及民粹的無限包容下，造成了2020年挑戰憲制的國會山衝突事件，更出現人命傷亡的慘劇。而台灣在民進黨捍衛民主自由的“反中”訴求裹挾下，人民儘管明知執政黨過去8年的外交內政一塌糊塗，但仍無法用選票實現政黨輪替，早前更爆發險些釀成太陽花2.0的國會改革法案爭議。
民主自由，究其本質衹是一種治理社會的手段，其目的是要助我們通向更美好、更理想的社會圖景。如果一直陷入對民主自由的極致追求中，則會令我們迷失初衷。在地區治理上應多大程度地運用民主自由，唯一的檢驗標準就是其最終的實踐結果——能否令大多數人獲得更好的生活。如果以這個標準來看，亂港勢力所鼓吹的美國模式顯然不怎麼具備優越性。在利益集團的操弄及民粹的影響下，美國公民看似用民主方式產生自己的總統、國會議員，但實則衹是在民主的外衣包裝下，按照不同利益集團的所思所想去作出他們以為自己想要的選擇。結果是，貧富懸殊持續擴大，階層固化日益嚴重，年輕人越來越難觸及他們祖輩曾唾手可得的美國夢。
當看清了民主自由的本質後，我對向來被視作香港競爭對手的新加坡的政制有了新的體悟。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以前，新加坡的言論自由遠不及香港開放，直至近幾年來其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才超越香港，但新加坡政府仍會以各種理由包括煽動、誹謗等對網絡言論進行審查。過去，我認為這無疑是新加坡相對落後的一個表現，但現在重新檢視後，我發現這種克制的、恰到好處的自由，是新加坡得以保持穩定、持續超越自我的重要原因。新加坡的人民，雖然不能享有無限的言論自由，但在穩定、安全、井然有序的環境下，每個人都能安居樂業，80%的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裡，孩子能享有優質的教育資源，人才能在這片最具競爭力的國土上發揮所長，公積金制度保障長者老有所依……而所有這一切的前提，都是因為新加坡沒有把民主自由看作至高無上的唯一價值，而是將其視作一種手段，最終要實現的是讓大多數新加坡人的生活變得更好，讓整個社會更加安全、富庶、公平。新加坡這種有約束力的適度民主自由，也是西方模式以外值得香港借鑒的另一種政制。
郭至君：陳倩羚主要結合自身長期對香港問題的研究，談了近幾年香港情勢轉變對其政治觀的塑造。聽完她的發言我感受到，她充分理解了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價值，她其中提到的“克制的、恰到好處的自由”非常值得治理者借鑒，也值得我們在港青年深入思考。下面請盧哲發言。
盧哲：根植“祖國”的概念 樹立香港青年國家觀
今天我想談的是對香港青年的國家觀的觀察和思考。香港青年的國家觀，在香港回歸近27年後的今天仍然值得關注，不可否認是因為其至今較為薄弱的現狀——這在2019年“修例風波”的矛盾頂峰中尤其顯現。我認為，我們現在談的香港青年的“國家觀”，可以理解為祖國意識、國家認同、身份歸屬感。由於歷史原因，香港青年的國家觀念並未能系統建立，因此在香港從“由亂到治”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為青年培養塑造正確、健康的國家觀，勢在必行。
國家觀，是對自己國家政治上的制度理解與歸屬；感情上的歷史文化的認同。香港青年國家觀念的缺失，有其歷史原由。香港在1997年之前受到英國殖民統治，造成了香港人法理概念中“香港”與“中國”的疏離，香港社會“政治和民族主義的真空”，對中國的完整歷史認知與政治認同是缺失的。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並未完成系統的“去殖民化”過程，尤其是對國民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並未重視。在反對派劫持和外部勢力干預滲透下，中學教育裡的中國歷史、香港與內地聯繫元素一直消減，長期存在歧視和汙名化國家概念與國民教育的情況。學生沒有受過客觀的歷史教育，不止與內地有物理上的阻隔，更有認知上的缺口。
因此，近代史以來的香港，由於其殖民歷史和“去殖民化”的不足，缺乏國家建構的意識、能力與體驗，香港人對於“國家”的理解及政治認同存在缺失和誤導。這直接的後果就是香港青年沒有“國家”的概念，缺乏國家觀，無法從歷史文化或政治體制上理解和認同中國及其發展現狀。
香港青年國家觀缺失的矛盾爆發點顯現於2019年“修例風波”當中。而即使在國安法實施之後，“一國兩制”實踐中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的薄弱性仍顯而易見。還必須看到，部分青年行為折射出他們不僅“國家觀”缺失，法律意識也淡薄。很多青年並不清楚主權是國家的底線，國安是國家的紅線，甚至也不清楚分裂國家和暴力有刑罰後果。可以說，部分青年對物理形態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國家”、法理形態的“國家”都是沒有概念的。因此，正如許多學者所呼籲，香港教育改革及香港青年心理文化的重建刻不容緩，青年國民教育與人心回歸工作必須重視。
痛定思痛，從“由亂到治”進入“由治及興”的香港的青年，應該有怎樣的國家觀？應該如何培養他們的“國家觀”？
我認為，培養香港青年的國家觀，要根植“祖國”的概念。現時香港青年甚至很多香港不同界別的人士，對“國家”的概念是約等於“中央”即中央政府的，似乎“國家”就是一個“政策發佈的機關”，與香港更像是一個“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香港早年坊間稱呼英國女王為“事頭婆”（老闆娘），也是自我定位“被領導”的關係。正如前述，香港長期缺失“祖國”的概念，不理解國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因此，我認為，讓香港青年樹立起“祖國”的概念十分重要。“祖”，即“根”。香港青年要從國家的歷史和發展中尋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來龍去脈”，也要認清祖國作為培育自己的土壤所承載的休戚與共。
香港青年樹立的“祖國”概念，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深度瞭解、參與和融入；也應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的理解、承認與歸屬。樹立“祖國”的概念，一是從情感連結上，講透香港與國家發展的歷史淵源和未來走向；二是從地理聯繫上，香港青年要瞭解地大物博的國家與香港作為其中一分子的有形概念；三是從法理上，理解並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明確“一國兩制”的意義。
首先，情感連結上，香港青年要補上國家歸屬感、自豪感的一課。這應從歷史淵源開始，讓青年瞭解建國前後的歷史與香港的淵源，瞭解香港人口的來源、構成與演變，瞭解香港與國家發展的息息相關。從國家整體的歷史來看待香港的歷史，從國家發展的脈搏來看待香港發展的脈搏，從國家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待香港對國家發展的貢獻，感受“榮辱與共”的國家一體史觀。實際上，香港最近兩年在積極推進的香港抗戰史宣傳正是嘗試的方法之一。未來香港可從更多管道加強情感連結，增強對祖國的歸屬感和對國家的自豪感自信心。
第二，從地理上瞭解國家，也是香港缺失而需要彌補的。我接觸過不少對國家地理幾乎沒有概念的香港學生，深感掌握地理基礎知識或許能幫助香港青年對祖國的認識“具象化”：中國地大物博、眾多民族大團結，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民俗文化，而香港是其中一個部分——這些都是香港青年需要瞭解的。學習地理的具體方式有很多，書本和影視宣傳之外，學校的系統學習也應該重視。當然，用腳丈量，親身體驗，是最好的親近和交流溝通的方式。而從交流中，一定能發現香港本地文化與例如兩廣文化、閩浙文化、客家文化等等的傳承脈絡和基因聯繫，這種天然的親密感是融入和歸屬的最好基礎。
2021年起，香港高中必修的公民科課程要求學生在高中三年內至少要到內地考察一次，同時各界有很多內地交流團，雖然有些時間較短，但至少讓青少年對不同城市的距離和文化有初步的感受和概念，我認為相關交流應持續並不斷拓展。“瞭解”是“理解”的基礎，“認知”是“認同”的開端。相信親身踏足內地，“情理”與“實踐”結合，能有最切身的體驗，全面深化對祖國的認知和感情。
第三，從法理上樹立“祖國”概念，能對國家政治體制、執政黨和“一國兩制”政策有更清晰的理解。國家是人口、領土、政權、主權的集合體，也是歷史、文化、族群的集合，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國家不僅是歷史命運共同體，而且是政治法律共同體。從法理上樹立“祖國”概念，是讓香港青年從憲制上理解並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這不僅利於理解“一國兩制”，促進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也擺正對執政黨中共的態度。
眾所周知，香港在回歸後曾長期“談共色變”，“愛國”被汙名化。2019年之後，國安法之下的香港社會穩定了，但港青深層次的認知仍然需要扭正。因此，讓他們學習、瞭解國家體制，瞭解國家運作、瞭解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是國家的一部分，明確“一國”是怎樣整體的“一國”，才能瞭解“兩制”是如何有效的“兩制”。要扭轉歧視，清除外部勢力宣傳機器的誤導，強調愛國必是正義的、自豪的、理直氣壯的。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作為參與國家發展的必備政治素養，香港青年應當通過學校和自身的深化理論學習，從而更敏銳地洞悉國家政策變化以及適應社會現實發展需求。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3年7月24日給香港培僑中學高一年級全體學生回信時指出：“希望你們把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結合起來，深刻認識世界發展大勢，深入瞭解祖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厚植家國情懷，錘煉過硬本領，早日成長為可堪大任的棟樑之才，為建設美好香港、實現民族復興積極貢獻力量。”我相信，在“由治及興”的新征程上，香港青年樹立正確、健康的國家觀，從情感、地理、法理上樹立“祖國”概念，把個人的成長、理想同國家發展聯繫在一起，有利於加強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於培養對國家命運前途的負責心、保持對國家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有助於瞭解國家發展大勢，理解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性和“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在“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以更大的承擔勇氣和踐行毅力為國家發展貢獻獨特的香港青年力量，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持香港繁榮和穩定作出更多貢獻。
郭至君：盧哲指出香港青年國家觀缺失的問題並分析了緣由，提出了如何培養港青國家觀的一些思考。在香港“由治及興”的時期，我們的確必須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這也是我們愛國愛港青年的使命之一。接下來我結合自己長期工作的內容談一談大變局時代下香港的國際化與青年國際觀的提升。
郭至君：香港的國際化與青年國際觀
很榮幸能再度主持中評青年論壇，並在這個平台上與大家分享我來港工作10年的一些觀察和體悟，我本次的發言主要圍繞香港的國際化和香港青年國際觀如何提升來展開。眾所周知，世界已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範圍都在發生不同以往的深刻變化。逆全球化、民粹主義、政治極化、社會分裂、意識形態辯論、戰爭與和平之問等等……我們所處的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變化著，變局範圍之宏闊、程度之深刻、影響之久遠，都十分突出。在這樣的大變局下，香港這個有著中西文化深厚交融的歷史背景的國際都市，也受到深刻影響，特別是在2019年的修例風波與其後三年的新冠疫情度過后，香港發生了質的變化，也促使我們生活在香港的青年人思考這座城市在大變局下的新任務和新使命。
首先，世界已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認為，香港受到了深刻影響，但同時也承載著新的歷史使命。
何謂大變局？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力量的對比變化，是從事實上“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向協同共治的多極世界的逐漸轉變，而這其中，就不得不提到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變化。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自己選擇了適合本國國情且與美國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進行發展，而美國是一個正在從巔峰下行的超級大國，這符合目前“東升西降”的地緣政治格局演變與國家的生命週期規律。而且我們也越來越發現，中美兩個大國在對待全球化和多極世界的態度和戰略方面也有著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中國選擇的是捍衛全球化，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成為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國則是強調其最優先地位，拉攏構築所謂有些相同價值觀的“小圈子”，並力爭維持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單極秩序。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國家，中美關係與百年大變局的聯繫緊密，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中美關係是牽動百年大變局走向的核心因素，中美兩國的一舉一動都影響著整個世界。
中國加入WTO已經20多年，贏得了最好的發展機遇期，因此中國不可能放棄甚至反對全球化，也會堅定選擇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為這個逐漸轉向多極結構的世界貢獻智慧和力量。但美國卻越來越顯示出不願意放棄單極化的態度，還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企圖在一個需要合作共贏的世界裡玩“零和遊戲”。但是，與單極世界、兩極世界相比，世界多極化更能體現國際社會對公平正義與合作共贏的追求，更契合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深層需要，更有助於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完善。
就如同二戰結束後殖民主義解體、“日不落帝國”威風不再一樣，美國也不可能一直佔據世界霸主的“寶座”乃是歷史必然。因此，展望未來，我們可以肯定，中國的發展戰略與外交政策是正道，也必然成為國際主流，而作為中國組成的重要一部分，香港的國際地位必然更加受到重視。事實上，過去幾年，我們已經感受到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凸顯，香港成為美西方一些國家打壓、批判中國的手段之一，但因此香港也“脫胎換骨”，迎來新時代、新局面、新機遇。我作為親身經歷香港由亂及治時期的青年人，在目睹質變的過程中，也愈加確信，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在由治及興的階段需承載新的歷史使命，不畏挑戰，大展拳腳。
二、香港需堅守並強化其國際化優勢，更加積極服務於國家的大外交戰略
隨著香港步入由治及興的時代，外部一些抹黑香港的言論也愈加頻繁地出現。美國、英國、歐盟等不斷反復針對香港各方面情況作出失實言論和污衊抨擊，肆意詆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下的香港，對香港的司法正義指手畫腳。但是我們要清楚地看到，儘管西方國家近年不斷在對華關係中製造對抗，但畢竟與中國之間仍然有大量交織的共同利益，不可能相互全面“脫鉤”，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會是“競合”關係。那麼，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香港需要堅守其原有的國際化優勢，儘量保持與西方在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往，同時調整策略，將對外交往的重點融入國家外交戰略，在助力國家外交的同時，擴闊自身發展空間。
國際化深植於香港基因之中，從歷史維度看，這座城市一直是聯通中外的重要橋樑，在很多特殊時期發揮了獨特的效果。常有聲音說，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扮演著“超級連絡人”的角色。而我以為，在大變局時代，香港不僅衹是扮演“橋梁”的角色，而應該更高層次地融入到國家外交戰略中，發揮全球化城市的作用，為促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出一份力。在現時複雜的國際局勢下，香港對外交往的確也面臨重重困難，但香港自身的優勢和基礎未受動搖，香港是有責任服務於國家大外交戰略的，我們需要看到整個中國在國際上定位的更新，跟上國家發展的步伐。
三、香港青年的國際觀需囊括國家意識，進一步提升
香港特首李家超前不久曾說，當今世界複雜，地緣政治多變，有大的經濟體經常政治掛帥，出現保護主義，貿易局勢變得緊張，分裂加劇，作為中國人應該多加留意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新動態和新發展，多加瞭解國家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征程，思考香港如何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這也是提醒了我們香港青年人，需要提升自身的國際觀和國家意識。俗話常說，青年是國家的未來，香港未來要更多助力國家大外交，就必須把香港的青年人培育成具備國際視野，有大局觀、國家觀、國際觀的有為青年。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香港青年的國際觀培養確實有些缺乏，有些偏頗。但現在的香港已不同以往，所以，香港政府、教育界更應該思考，在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個過程中，如何讓學生們更加積極瞭解、學習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時下國際關係、國際格局，清楚香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香港的青年人也需要用第一視角親身瞭解國情，通過課堂裡外不同的學習、交流活動認識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外交戰略等各方面的狀況，從而建立他們的國家意識，提升國際觀。香港青年應充分知曉，香港是具有無限潛力的國際都市，而香港的繁榮穩定始終離不開國家的外交大格局，因此，香港應抓住歷史機遇，與國家同行，向前邁進，走向世界。
總的來說，香港在大變局時代有無限潛力，香港青年在其中更加扮演著主力軍的角色。我們需要常思考、常學習、常提升，充分瞭解香港、瞭解國家，更好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發揮積極作用。
郭至君：下面我們請全程與我們一起參與本屆中評青年論壇的羅祥喜總編輯進行點評。
羅祥喜：中評青年綜合能力強潛力大
聽了前面各位的發言，我自己也收穫很大，受到很多啟發。總的感覺是：中評青年能力強、潛力大，也是中評的希望所在。我概括性地說三點：
第一，大家都回顧了自己的成長歷程,特別是在中評的成長歷程，已經形成了自己分析、觀察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可以說，大家既是資深的記者，也是智庫專家，在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兩岸關係或涉及東亞安全、中美關係問題上，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有很多新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觀點，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甚至嘗試提出新的論述或理論，非常了不起。
第二，從大家的發言可以看出，中評青年都有強烈的使命感、青任感，加上站位高，平時都在報導的最前線，或研究最前沿、最敏感的問題，中評青年不僅能分析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還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考、思路和建言。
第三，今天的與會者，不僅各有所長、各有能力，也是中評青年的代表和縮影，反映了中評獨特的智庫媒體和媒體智庫復合型人才的精神面貌，相信各位未來在中評這個平台上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主持人：結語
感謝羅總的點評，感謝大家的精彩發言，今天我們探討了很多形而上的大概念，也從大概念中提出了“接地氣”的、可實操的意見與建議，充分展現了我們中評青年的理論研究水平，期待大家之後也仍然繼續積極參加中評青年論壇，貢獻真知灼見。
束沐
曹潤來
海涵
陳倩羚
盧哲
羅祥喜
郭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