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現場：廉希聖新書發佈談基本法立法秘辛

發佈會現場（中評社　盧哲攝）

　　中評社香港2月21日電（記者盧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主席梁美芬策劃，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成員廉希聖口述的《一字千金：廉希聖憶香港基本法起草》20日在香港舉行新書發布會。通過視頻線上參與發佈會的廉希聖憶述了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艱辛過程及立法原意，並對基本法內文的關鍵用詞談了自己的理解。

　　1984年12月19日，中國政府和英國在北京正式簽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翌年，中方成立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成立秘書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聖是秘書處工作人員。多年過去，現年93歲的廉希聖在香港推出口述新書《一字千金——廉希聖憶香港基本法起草》，以親歷者的視角，講述基本法起草時期的所見所聞，記述一些隱秘的歷史細節，包括基本法的解釋權、政治體制的設計問題、剩餘權力問題等的討論，讓讀者窺見起草背後的複雜與艱辛，亦可更好理解立法原意。

　　在當天的發佈會上，身在內地的廉希聖通過視頻連線分享了自己對基本法和香港的看法。

　　廉希聖說，香港基本法是一個憲制性文件，在1985年已開始考慮起草。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部憲法，所以當時命其名為基本法。基本法起草的過程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一國兩制”沒有先例，無例可參考，完全是獨創。

　　廉希聖說，整個起草過程中，主要靠協商，而非靠表決；起草基本法的兩地委員分別於香港及內地生活，生長背景、文化習慣、法律制度完全不一樣，要兩地委員就基本法起草達成共識，是相當難的。“香港委員講廣東話，我們都聽不懂，要靠翻譯”，廉希聖笑言，“不過時間久了，交流多了，很多香港委員後來開會不講廣東話，學會了很多普通話。”最終靠兩地委員努力，共同成功完成起草工作，他重復說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回憶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廉希聖認為，起草過程的“難”，至少包括11個方面：無先例可循；兩地在制度上、觀念上以及文化上有著重大差異；要體現香港各階層的利益；要解決港人的擔心和信心；來自英方的干擾，等等。

　　而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廉希聖認為“最難的、爭執最大的就是政治體制問題”。廉希聖在書中講述，當年部分人主張立法主導，部分人則主張行政主導。在眾說紛紜之下，政制專題小組提出起草原則上採用“三權分立”的模式。但鄧小平在會見草委會委員，批評了“三權分立”的提法，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一錘定音之後，政制專題小組負責人隨後向港媒解釋，“小組較早時確定的政治體制，不是真正的‘三權分立’，只是指司法獨立，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廉希聖認為，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廣泛權力，特區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下的三權相互配合，但配合也不是迎合。

　　廉希聖說，基本法起草歷時4年8個月，時間成本很高；每一個條文都千錘百煉；起草不設財政預算限制，“各項費用實報實銷”。廉希聖說，這也是本書書名的來歷——基本法是“一字千金”的，“既指它的起草開支，也指它的內容價值”。廉希聖說，起草過程中衹有一個想法，就是一定要把香港基本法起草好，因為澳門也要起草基本法，未來台灣也要實行“一國兩制”，“所以大家兢兢業業想把香港基本法做好。”

　　廉希聖還提到幾點對基本法的理解。首先，基本法提到的“五十年不變”，廉希聖認為“這不是一個時間概念”。他說，“不是說到第51年，（制度）就要變。如果說這個制度好，我覺得也沒有變的必要”。廉希聖說，對於“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起初寫在香港基本法序言中，但對於“基本法序言有沒有法律效力”存在爭議，於是把“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寫入了基本法條文。廉希聖認為，香港是內地的窗口，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對內地發展有好處。

　　第二，關於“一國兩制”，廉希聖指，“一國兩制”的“一國”是固化的，“兩制”是可發展的，未有寫入基本法的有些做法將來可另行授權。

　　第三，關於“高度自治”。廉希聖說，“高度自治”是通過比較而得出的。“高度自治跟誰對齊？怎麼個高法？我還沒有看到哪位學者給高度自治權下了一個定義，我也下不出來這個定義，我說高度自治是通過比較得出來的。跟誰比？跟我們（內地）西藏內蒙等也是自治地方，但是它的自治權比我們香港差多了。”廉希聖指出，香港擁有獨立審判權、發行貨幣等等權力，“內地的所有的自治地方都沒有這個權利”。

　　但他也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都是中央授權，“《基本法》不是‘分權法’，而是‘授權法’。”

　　廉希聖表示，中央收回香港要保持其繁榮穩定，基本法新事物要有認知過程，但不能太長，否則在實現香港繁榮穩定方面發揮作用會大打折扣，他說：“我今年93歲，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我也肯定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