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授課群雕。孔子對《詩經》頗為推崇，曾說“不學詩，無以言”。當時的推崇，必然也影響外交。
中評社香港9月1日電/華東師範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俄羅斯研究中心/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閻德學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中國文化統合：以〈詩經〉外交為例》，作者認為：作為華夏文明最可靠的文本載體，《詩經》展現出天下體系的原型，驗證了西周春秋時期“國際關係”“外交”和“國際公法”的實然存在，並通過禮樂制度和官學教育的推廣普及，助力“語同音”“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共同體創生發展，開創出獨具特色的詩禮外交，將“天下體系”逐漸打造成文化共同體，形成文化上的統合力，為日後政治上的大一統創造了諸多重要制度性條件，同時藉由詩禮賦詠外交，使政治性很強的外事活動提昇為外交藝術，充分展現出華夏文明的創造性軟實力，或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有益思路。文章內容如下：
關於西周春秋時期有無“外交”“國際關係”和“國際公法”一直存在争論，本文不從傳統的經學、史學或文學研究切入，而是嘗試著從政治學的視角對《詩經》 進行理解，本著論從史出的原則，分析作為史料的《詩經》，是怎樣為我們勾勒出當時政治行為體所處的國際圖景、交互形態及其外交輪廓，同時去發掘《詩經》自身如何內化為天下系統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發揮其獨特的華夏文化統合功能。
一、西周春秋時期的外交和國際關係格局：天下體系與四夷方國
按照西方定義，16-17世紀歐洲主權國家初步形成後，獨立的國家間關係才被稱為“國際關係”。①實際上，世界上不同地域在不同歷史階段都曾出現國家體系或準國家體系，像古印度、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等。對於延續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來說，《詩經》作為真實史料的載體，反映出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最初的交互範圍是“天下”，最初的政治行為體主要是“方國”。
1.天下體系：天下方國格局
《詩經》作品大致產生於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相當於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在這一時期，以周公和召公為首的周朝領導人，發明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小雅·北山》）、“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小雅·小明》）的天下概念，創建了與之匹配的文明共同體——天下體系，把天下視為完整的政治單位，通過分封建立，形成以周王室（宗主國）為天下中心，加上若干諸侯國以及四夷方國等構成的共同體結構，首次完成人類歷史上“以一治眾”“以小治大”的全球治理體系。②自此，“至大無外”的“天下觀”成為中國人的世界觀和第一個承載著普遍兼容性的全球價值觀。
“天下”指的是西周春秋時期政治行為體的活動範圍。地理學上有“日月所照，人迹所至的普天之下”的廣義天下與“四方之內的‘中國’”③的狹義天下之分。“天下體系”是一個多元一體的世界地理概念，周和華夏族方國（諸侯國）居於世界地理中心，其他四夷方國居於世界地理周邊，共同形成一個向心結構的多主體圖景。天下體系也是一個文化政治概念，指的是終結亂世狀態達到世界政治一體化的政治制度，如同管子提出的“創制天下”“時匡天下”（《管子·霸言》）之意。
其實，遠在夏朝時中國就已形成“內華夏、外夷狄”的天下方國格局。周朝延續了商朝的內外服制度，④作為周朝政治聯盟秩序的核心，為聯盟內部各政治實體明確了地理上的方位、距離上的遠近和血緣上的親疏，規定了相應的義務，通過制度的邊界將外部集團納入其中，並試圖用此制度進行規訓。
2.政治行為體：宗主國、諸侯國與四夷方國
周朝天下體系更為基礎的政治單位在內部是“宗主國”和“諸侯國”，在周邊則是“方國”“四夷”及其諸多屬國。
自周文王開始，重視運用分封制在王畿內擴展土地和勢力。武王克商後，採用“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分封同姓宗親和功臣謀士建立諸侯國，到成康之世時大量封國。⑤《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記載周初分封七十一國，其中以周王姬姓為主體，封四十國（《荀子·儒效》又說封姬姓五十三國），兄弟之國有十五國。由此形成周王室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由四周拱衛的一體化宗法分封政治結構，既有中央集權的體制設計構想，也實現了治理上的分權，初步實現“天下王土”的構想。⑥
對於諸侯國，《詩經》以“國”代稱或直呼國名，譬如“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大雅·皇矣》）、“南國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諸侯國；《大雅·綿》中“虞芮質厥成”具體講到虞國和芮國。《詩經》中的“國風”部分收詩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是十五個封國的民歌，又稱“十五國風”。需要說明的是，周王室東遷後權勢大衰，無法支配諸侯國，各諸侯國卻主權特徵鮮明，不僅成為春秋時期國際關係的成員單位，更是國際關係的主體。
“方國”，指的是當時的邦國聯盟，像《大雅·大明》記載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國家起源發展的“古國—方國—帝國”模型，認為方國是更加成熟發達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是在方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國。⑦袁建平進一步將其細分為“邦國—方國—王國—帝國”四階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國，滅夏后成為王國；周滅商之前是方國，滅商後就是王國；包括“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等都是實力強大的方國。衹不過，夏商周是方國聯盟構成的王國，直到秦代發展為帝國文明。⑧在王柯看來，《尚書·周書·牧誓》篇為周武王出兵討伐商紂王時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隊是由“牧誓八國”組成“多民族聯軍”⑨，其實就是八個方國。大的方國往往是諸多小方國的聯盟。此外，像“使不挾四方”（《大雅·大明》）、“四方來賀”（《大雅·下武》）、“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國的概指。
《詩經》中描述的四夷方國有：周太王時期的“混夷”（《大雅·綿》）、“串夷”（《大雅·皇矣》），周厲王時期的“蠻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國風》中的《鄘風·定之方中》《鄘風·載馳》《鄭風·清人》等詩反映的是衛文公時期與北方戎狄的關係。當然，《詩經》不可能系統記載當時所有的四夷方國，像鬼方（康王時期）、虎方（昭王時期）、揚越（穆王時期）、條戎、奔戎、申戎（宣王時期）等就没有記載。實際上，從《商頌·玄鳥》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國數量在商朝達到高峰，之後隨著國家間的戰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記載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國）、《大雅·大明》記載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聯合諸侯國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發展，華夏文明內部方國數量驟减，跨越外服的周邊四夷方國也在不斷整合之中。
綜上所述，從政治行為體的關係結構來看，作為宗主國、代表周王室權力核心的“有周”“時夏”（《頌·時邁》）或“中國”（《大雅·民勞》），與拱衛王室的諸侯國以及周邊四夷方國，通過內外服、分封制等制度優勢〔“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頌·時邁》）〕和政治文化輻射力〔“我求懿德，肆於時夏”（《頌·時邁》）〕，形成中心國、次中心國、跨境國、周邊外圍國等不同層級，並全部統合於“天下體系”內，形成一個向心結構的多中心政治共同體。各政治行為體身處“天下體系”，在人文地理與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統合度，但由於地理遠近、血緣親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二、西周春秋時期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形態：國際公法與禮樂制度
國際公法基於自然法或國際道德。西周春秋時期，凡在國際交往中符合禮、信、敬、義等原則，即是合乎國際公法⑩。根據《詩經》描述的天下體系，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宗主國周王室、諸侯國和四夷方國等政治行為體，彼此按照普遍承認、互相遵守的“周禮”進行交往。以“周禮”為核心的國際公法被華夏諸國及其四夷方國普遍接受，構成國際關係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據陳戍國先生統計，《詩經》言禮之詩有105篇之多⑪，涉及五禮活動的多與國際關係和外交活動相關。我們以周禮為主線，對《詩經》反映的外交和國際關係主要形態進行闡述。
1.吉禮
《詩經》中表現吉禮的詩有《召南》的《采蘩》《採蘋》、《小雅》的《天保》《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大雅》的《文王》《早麓》等。譬如《楚茨》一詩，通過“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的收穫規模，“祝祭於祊”的祭前廟門求神，“鐘鼓既戒”“鼓鐘送屍”“樂具入奏”的祭禮用樂，以及“諸宰君婦”的親自參與，生動描寫了周王室與華夏內部“諸父兄弟”等諸侯國共同出席歲時祭盛典的情景，通過祭祀共同祖先，強化血緣、親緣和地緣的家國同構意識，進一步加強華夏文明共同體的組織關係結構，也為天下體系提供著政治文化軟實力的支撐。
2.凶禮
作為凶禮，有喪禮、荒禮、吊禮、禬禮、恤禮之分，其功能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兇札，以吊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這些禮儀均屬國家間的正式外交活動。在《詩經》中的《邶風·泉水》《鄘風·定之方中》《小雅·鴻雁》等篇章均有記載。譬如，《定之方中》描述與禬禮相關的案例。狄國伐衛，衛懿公被殺後，諸侯盟主齊桓公率眾諸侯國在楚丘築城，使得衛文公遷都楚丘後，最終復興衛國。
3.賓禮
無論從形式或內容上來看，賓禮都與外交和國際關係直接相關。西周實行大規模分封制後，為加強對諸侯國的治理，採取的重要措施就是要求諸侯定期來朝周王室的朝覲制度和諸侯國之間往來的朝聘制度，配合規定的儀式，形成外交活動的賓禮，發揮“以賓禮親邦國”（《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的功能。
《大宗伯》記載賓禮有八種形式：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不過，據沈文倬先生研究，西周實際施行的賓禮衹有朝、覲兩禮，且以先朝禮後覲禮為順序，並不是春朝秋覲。⑫《詩經》中的《邶風·簡兮》《鄘風·干旄》《唐風·無衣》《曹風·下泉》等詩，記録了賓禮的存在，成為考察西周春秋時期外交的重要史料。譬如《韓奕》的首章“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和次章“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清晰記載了韓侯繼承王位覲見周王、受命册封等覲禮外交。
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逐漸失去對諸侯國的控制能力，以周禮為核心的國際公法衰變崩塌，出現諸侯争霸的國際格局，諸侯國很少甚至不再朝覲周王室，而強大國家卻要求弱小國家朝覲。像魯國就多次朝見齊、晋等強國。同時，伴隨諸侯強國的争霸，諸侯國之間的朝聘會盟等外交活動急劇增加，《左傳》記載魯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朝聘外交達170多次，其他諸侯國之間的朝聘外交也近百次。⑬此外，作為臨時的外交策略活動，周王室同諸侯國之間、諸侯國之間、諸侯國與四夷方國之間、四夷方國之間有著形式靈活的會同禮。如《大雅·常武》和《小雅·車攻》的描述。
4.軍禮
如果說賓禮體現國家間平時的懷柔安撫政策，軍禮則反映非常時期特殊狀態的國家間關係。一方面，周王室通過軍禮來“同邦國”，威懾諸侯國以維護整個統治體系；另一方面，當外交手段不能維護國家安全或解決國家間争端時，衹能通過戰争解決，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武力鬥争是周人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手段。
《詩經》中的戰争詩占很大比例⑭，軍禮與戰争息息相關。譬如，《大雅·棫朴》的“薪之槱之”反映的是出征前燔柴祭天的軍禮，《大雅·常武》反映的是出征前册命將領之禮，《小雅·採芑》反映的是檢閱軍隊之禮等。此外，還有描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邶風·擊鼓》）等方國間的戰争，“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小雅·六月》）等對異族的戰争，以及周王室震懾諸方的戰争等等。
隨著諸侯列國争霸愈演愈烈，外交與軍事手段並用，甚至外交服務於軍事，並以戰争迫使對方就範，於是結盟一度成為外交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形態，特别是以晋國為首的北方盟會和以楚國為首的南方盟會開啟了兩百餘年的争霸戰，直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中國歷史完全進入戰國時期。《小雅·巧言》對國家間結盟行為的評述是，“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諸侯列國結盟越頻繁，戰争禍亂也就越多，直至秦朝完成大一統才一度中止了聯盟外交。
5. 嘉禮
嘉禮作為和合國家、族群和人際關係，溝通聯絡彼此情感的最為通用的禮儀，即所謂“以嘉禮親萬民”，自然在外交和國際關係中必不可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譬如，《詩經》中關於燕饗之禮的詩有《召南·羔羊》《小雅·鹿鳴》《伐木》等。
在舉行燕饗禮時，往往還會舉辦大射禮（周天子與諸侯間）或賓射禮（諸侯之間），就如《小雅·賓之初筵》《大雅·行葦》所描述的那樣，藉此達到周王室考察或控制諸侯的政治目的。同時也反映出《詩經》在春秋時期，已完全融入燕饗禮中，《詩》禮互為表裡，直接服務於外交活動。
此外，吉禮中的婚禮也可作為國家間結親和好的聯姻政策。聯姻和親政策成為華夏集團內部以及華夏集團將周邊四夷方國納入天下體系的重要手段。像《大雅·綿》記載“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太王娶西方姜戎的太姜，外戚家族得以分封為齊、許、申、吕四國，西戎方國也就納入天下體系，齊國與周王室成為“甥舅之國”，達到了聯姻政策的實際效果。
作為宗主國，周王室實行分封制，但對諸侯國卻並不佔有絶對優勢，更為深刻的教訓是，在經歷商王室後裔大舉復辟的“武庚復商”、周王室與上天無法正確溝通的“卜龜失靈”以及東征平定管叔和蔡叔的內亂之後，周公旦對基於血統的傳承、鬼神的信仰來獲得天命的自信已然消失，就有了《大雅·文王》中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之說。周朝政治領導人開發出“天命靡常”的觀念，相信衹有充實自身的德性，藉由德性開啟智慧，廣施善政，實現天下體系內的方國由小康走向大同，這樣才能獲得“天命”，“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雛形也得以生成，由此“德性天命觀”取代“血統天命觀”，中華文化邁往新的里程碑。⑮為此，西周政治精英創造性發明了“周禮”（對內為憲制，對外為國際公法），通過制禮作樂、祭祀共同祖先、借助血緣親緣關係的“家國同構”，塑造文化政治共同體，形成當時強大的制度優勢，解決了“以一治眾”“以小治大”的內政外交課題，也為中國塑造了政治文化優先、而非經濟或軍事優先的治國理政的價值要義。
三、西周春秋時期的詩禮外交：話語體系與外交藝術
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作為周朝禮樂文明制度的核心載體——《詩經》，通過禮樂制度和官學教育在各國中推廣普及，助力“語同音”的“官話”系統漸次形成，以及“書同文”的文化共同體創生發展。作為接受官學教育的讀書人（士），必須諳熟《詩經》，成為外交官或者參與國家外交活動時，自然成為推廣普及《詩經》文化的主體力量，也由此開創全球外交和國際關係史上極具特色的詩禮賦詠外交，將政治性很強的外事活動發展為外交藝術，展現出華夏文明的創造性軟實力，同時又反哺周朝的禮樂文化制度。
1.《詩經》與分封制、井田制等其他政治制度一道，構成政治文化制度優勢，維護著周朝天下體系的治理秩序
在西周偉大的政治家們看來，“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修身》），因此，必須創建一整套便於操作的禮樂制度，把民眾生活、社會倫理、教育信仰、治國理政、軍事外交等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的範疇進行規範和文化重構，依靠制度優勢，達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小雅·楚茨》），實現民心向善、社會和諧、國家長治久安、天下太平。
《詩經》內容豐富深刻，許多是為諷諫朝政、外交聘問、君臣宴饗而創作，稍加引申就可移用相應的場合。特别是其詩意朦朧含蓄，引發的聯想、理解和詮釋具有極大的彈性空間，為斷章取義地用詩提供了方便。通過民間“采詩”、各國“獻詩”、政府彙編結集，經過“歌詩”傳唱後，再回到中原各國和四夷方國，在這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加大了《詩》的文化輻射力，堪與後世的《聖經》在世界流傳相媲美。
可以說，《詩經》是奠定“經典華夏”和“人文中國”最為重要的系統工程，不僅與樂構成歌曲傳唱，更是與禮樂合而為一，構成周禮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頌《詩》行禮、《詩》禮教化、賦詩言志等方式，發揮著華夏文明強大的文化制度輻射功能。
2.作為春秋時期通行教科書，《詩經》成為標準規範的“雅言”“官話”，形成政治文化認同感和凝聚力，為完成日後文化統合、天下“定於一”創造了條件
《詩經》通過內政外交的禮儀用樂和各國政府文化精英的交互往來，普及天下各國，讓彼此之間易於理解對方的倫理與思維，逐漸產生共同的歷史記憶和表徵系統，形成特有的政治文化認同感。孔子高度認可《詩》、禮、樂三元一體的系統教化功能，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同時，同樂師一樣，他在授課和主持禮儀活動時，使用的應該都是標準普通話，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推廣了雅言“官話”。對有志於從事內政外交工作的學生，他強調要學以致用，告誡：“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
季札被尊為春秋時期第一外交家，與孔子齊名，史稱“南季北孔”。他對內“三讓天下”，對外作為文化使者，多次出使列國，倡導禮樂，弘揚儒家思想。他對《詩》樂造詣極深，《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季札觀周樂”這一典故，說明他能夠以《詩》觀政，切中時弊，觀詩歌樂舞能知國政清濁、國運盛衰、民風好壞以及道德高下，被譽為春秋智慧第一人。
其實，早在孔子修訂之前，《詩經》就已經作為教材在中原各國以及四夷方國通行，成為衡量個人文化政治素養和國家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標準。當孔子返魯修訂《詩經》後，令《詩經》達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的程度，如同當今流行音樂在世界各國廣為傳唱一般，《詩經》也在最易為人接受的藝術氛圍中，從文化外交方面為“語同音”乃至“書同文”的“雅言”和“官話”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
3.“賦詩言志”“以詩代言”成為春秋時期外交人員的基本技能，開創世界外交史上獨一無二的《詩》禮外交，將外事活動提昇為各國平等參與的外交藝術
從展現國家軟實力的功能來說，“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不僅能夠融洽賓主友好氣氛，增進彼此情誼，還可展現國家威望以及仁義禮智信等倫理價值觀。從《左傳》記載可以發現，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兩次弭兵會盟後，晋楚平分霸權，國際形勢趨於緩和，列國間外交活動頻繁，晋鄭兩國卿士間甚至有過三次賦《詩》高潮⑯，涌現出“春秋詩學十家”等一批“詩禮”名家。⑰他們不僅是賦詩、引《詩》、解《詩》高手，更懂得引《詩》論事、以《詩》斷事、觀《詩》知人論世，《詩經》成為當時社會精英層的共同記憶與通用表達。
從維護國家利益的功用來說，“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不僅可以印證並獲得政治合法性，還能藝術性地解決具體的國家間課題。譬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公元前559年晋國作為盟主召集向地會盟準備伐楚時，姜戎國首領駒支參會卻被晋卿范宣子排斥，駒支理直氣壯地加以批駁，歷數戎人支持晋人的史實，並賦《小雅·青蠅》加以譏刺，令范宣子自覺理虧道歉並同意姜戎會盟。這一史實說明，《詩經》當時已完美融入周朝的天下體系，連四夷方國都掌握了如何在外交中運用《詩經》獲得政治合法性、維護國家利益的技巧。
通過“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來解決國家間的難題更為普遍。如《左傳·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記載，吴國入侵楚國，楚將申包胥去秦國乞求援兵，秦哀公故意推脱，申包胥在秦宫外連哭七日七夜，終於打動秦哀公賦《秦風·無衣》，即“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偕行”，表明秦國願意出手相救。
當然，不懂《詩》禮的官員，定會遭到嘲諷痛斥，甚至關係個人的生死榮辱。《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記載，魯國大夫叔孫豹接待齊國大夫慶封時，見其不知禮節，就賦《鄘風·相鼠》加以諷刺，慶封卻渾然不知。叔孫豹就預言“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果然，暴富後的慶封很快被殺身滅族。
春秋時期“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台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⑱這是對“以詩代言”“賦詩言志”功能的概說，也是春秋時期政治思想家們的一種共識。《詩經》平台對於各國都是平等的，在這一平台上交流時，需要文質彬彬的優雅表達，自然也就排斥唯我獨尊的強勢語言，至少從形式上達到國際關係的和諧共存。僅從這點來看，現代國際公法意義上的平等原則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具備實現的條件。
四、結語
《詩經》作品真實再現了西周春秋時期華夏諸國與四夷方國在“天下體系”內交流互動的情形。在周朝的“天下體系”內，各政治行為體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周朝的政治領導人出於強烈的憂患意識，引發“天命靡常”和“天人合一”的認知，發明內為憲制、外為國際公法的周禮等天下治理制度，培養出一批批具有天下情懷的政治文化精英，依靠《詩經》等核心載體全面推行禮樂制度，並開創了全球外交和國際關係史上獨具特色的詩禮外交，將政治性很強的外事活動提昇為外交藝術，將“天下體系”逐漸打造成一個“語同音”“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共同體，形成政治文化上的凝聚力，展現出華夏文明的創造性軟實力，為日後的大一統創造了諸多重要的制度性條件。
台灣學者傅啟學認為，從周代開始，中國在文化上已是大一統之局，秦滅六國後，中國才形成政治上的大一統之局。⑲中國何能成就大一統，能將不同地區、不同性格、不同風習之族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統之下，來共同創造一個歷史傳統？是因為與其他國家民族相比，中國人自古就表現出強大的民族性天賦，即政治的能力、創立優良政治制度的能力，所以才能完成大一統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局面歷數千年之久而不敗。⑳ 至於未來人類世界究該永遠分裂抑或融和相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給出了路徑優化方案。至於如何提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當今國際社會結構中的嵌入度，歷久彌新的《詩經》中的中國古代外交智慧無疑可供充分借鑒。
註釋：
①（加）杰克遜等.國際關係學理論與方法[M].吴勇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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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劉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恒的巨流[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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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聯書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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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王柯.從天下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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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陳戍國.詩經刍議[M].長沙:嶽麓書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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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江林.《詩經》與宗周禮樂文明[D].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所博士學位論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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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勞孝輿.春秋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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