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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釗新書發布:美國政治保守主義何去何從

2024-09-13 01:09:53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中評社 姜寧攝)
陶文釗新著《新政以來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演變》發布會現場(中評社 姜寧攝)
  中評社北京9月13日電(實習記者 姜寧)9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新著《新政以來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演變》發布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對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現狀及走向進行討論。

  陶文釗認為,總體說來,從上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自由主義主導美國政治,從80年代直到現在是保守主義主導。《新政以來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演變》一書系統闡述了新政以來80多年間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演變,從三十年代羅伯特•塔夫特參議員反對羅斯福新政;巴里•戈德沃特參議員發表《一個保守派的良心》,1964年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選落敗;八十年代里根崛起,並成為最成功的保守主義總統;一直到伊拉克戰爭與新保守主義的衰落;茶黨運動及特朗普與右翼民粹主義的猖獗。

  陶文釗指出,共和黨並不總是等於保守主義,民主黨也並不是從一開始就代表自由主義,政黨內部存在著不同的派別和觀點。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認識世界、觀察問題的不同思路和方法,是互相制約的,可以互補的。兩黨的溫和派差別不大,比一個黨內的溫和派與極端派之間的差別小得多。如果兩個黨都是溫和派占優勢,就容易達成妥協,社會就容易達成共識。兩黨的溫和派基本都是建設性的,而極端主義對民主政體與國家社會都體現出明顯的破壞性。

  新政和二戰時期,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塔夫特是反新政的帶頭人,他也反對羅斯福的《租借法案》,在戰爭末期和戰後對美國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有異議。塔夫特曾經三次衝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均未成功,說明保守派在共和黨內的勢力還相當有限。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不是共和黨的勝利,而是他個人的勝利。他不反對新政,保留了新政的各種措施,還加以完善。巴里•戈德沃特雖然1964年競選總統失敗,但他以民粹主義推動保守主義,把保守主義運動推向美國的南部和西南部。

  60年代的民權立法和“偉大社會”可以看作是新政的延續。但新“左派”運動使自由派走向極端,導致民眾的反感,也為里根登上全國政治舞台創造了條件。

  里根執政期間迎來了政治保守主義發展的巔峰。里根時期對美國經濟治理較好,軍力大大提升,並與蘇聯達成了《中導條約》,兩國都不部署、並銷毀已經部署的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導彈,這是軍控談判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作為一位成功的保守主義總統,里根雖然是意識形態主義者,但並不在任何時候都把意識形態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在處理對蘇關係上。他對戈爾巴喬夫的認識在美國是很超前的。他和戈爾巴喬夫的聯合聲明中還說了:核戰爭沒有贏家,而且一定不能打。這個說法到現在也沒有過時。

  在克林頓任內,新保守主義者並無用武之地,但他們不甘寂寞,成立了《新美國世紀計劃》,並推動了《解放伊拉克法》與在美國部署導彈防禦系統法的成立。而到了小布什時期,布什受到他周圍的新老保守派的挾持,揮霍了美國的“單極時刻”, 耗費了巨量的美國人力物力資源,損耗了美國的軟實力,也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失敗使新保守派遭到了廣泛批評,內部也發生了分裂。

  右翼民粹主義主義的茶黨運動是一個反奧巴馬的運動,反建制派的運動。它對美國政治的主要影響是幫助共和黨贏得了2010年的中期選舉,也促使共和黨更加保守化、民粹化。

  特朗普是茶黨運動的真正受益者,他利用茶黨運動煽動的右翼民粹主義吸收選票、獲得擁戴。共和黨建制派公開發起“Never Trump”運動,將特朗普看作是對國家的威脅。這說明共和黨內部也存在著分歧和矛盾,但主流保守主義衰落並失去對選民的吸引。在特朗普當政的這幾年,美國的右翼勢力急劇發展,出現了反全球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反建制的變種另類右翼,對保守主義乃至美國政治的破壞性都很強。

  最後,陶文釗老師總結,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美國一直存在,但隨著特朗普上台執政,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產生的影響前所未有。右翼民粹主義改造了共和黨、共和黨的機制,共和黨民粹主義化的趨勢也還在持續。仇恨與反智主義阻止民粹保守主義與主流保守主義結合或重塑,保守主義這種混亂的狀態仍將持續。同時,國際社會的右翼民粹主義愈演愈烈,受其影響,不能期望美國的右翼民粹勢力很快消退,特朗普也不會很快在美國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美國建國元勛們所設計的政治機制正從各方面遭到破壞,兩黨惡鬥、政治極化,分配不均、社會分化,這是一場歷史罕見的憲政危機。

  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趙梅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致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立新、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邢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刁大明、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張文宗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審校中心主任秦堃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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