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杜甫詩歌在清代台灣的傳播 作者：蕭慶偉（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院長；陳聞莉（漳州），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始於清代大陸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現為台灣詩人的主動接受，其標誌即為李逢時的讀杜詩、陳肇興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詩，其中尤以陳肇興的杜詩接受最為突出。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清代杜詩學盛行的主要表徵之一，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納入其杜詩接受史予以考察。
杜甫詩名始於中唐，盛於兩宋，其詩被稱為“詩史”，其人被奉為“詩聖”。至清代，“注杜評杜”成為詩壇顯學，各類杜詩學著作大量湧現，呈現經典化傾向。〔1〕仿杜、集杜、和杜也因此成為清代詩壇顯像，但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卻一直未能引起學界關注。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經歷了一個從明鄭文人傳播杜詩，到清代大陸宦台文人傳播杜詩，再到台灣地區文人主動接受杜詩的過程。有鑒於此，本文擬在系統梳理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基礎上，重點探討晚清陳肇興的杜詩接受及其意義，這一探討將有助於豐富清代杜詩接受史的內涵。
一、從明鄭到清中期：杜甫詩歌傳播的序曲
明鄭時期，王忠孝閒居金廈期間作《偶讀杜甫‘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二語，戲作俚句方質之》：“阿翁課孫子，何意博科名。世亂若未已，研田或可耕。”〔2〕“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語出杜甫詩《屏跡》，寫自身貧困之境，而王忠孝詩則反用其意，意謂若世亂不已，則可深耕研田，以著述自娛。自康熙統一台灣以來，大陸宦台文人傳播杜詩，乃朱景英集杜詩首開其端。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景英由侯官（今福州）知縣提任台灣海防同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調任北路理番，著有《畬經堂詩集》《海東劄記》。在台灣海防同知任上，朱景英作集杜詩十三首。《海東劄記》卷四云：
己丑臘盡，同人集官齋度歲，余以鎖印無事，集杜句成五律十三首，有序曰：天涯薄宦，歲杪驚心。物候方新，盤桓不廢。交親依舊，羈旅同然。頻此盍簪，因之授簡。昔少陵棲遲劍外，厥有嘯歌；伊僕也落拓海邊，能無抒寫？爰用意於剪綵，仍乞靈於浣花，始自《臘宵》，迄於《人日》，十三短律，三五曩篇。要無殊於借酒澆愁，竊自比於引聲發興焉耳。〔3〕
“己丑”，即乾隆三十四年。本年除夕，與同僚集官齋度歲，集杜句成五律十三首。詩始於本年除夕，成於正月初七人日，要在抒其“落拓海邊”“借酒澆愁”之感。其《臘夜》云：“絕域三冬暮，寧辭酒盞空。漫看年少樂，不與故園同。殊俗還多事，生涯獨轉蓬。梅花萬里外，疏放憶途窮。”首聯二句分別出自杜甫《奉送十七舅下邵桂》《酬孟雲卿》；頷聯分別出自杜甫《九日諸人集於林》《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頸聯分別出自杜甫《孟冬》《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尾聯分別出自杜甫《寄楊五桂州譚》《奉寄河南韋尹丈人》。《臘夜》寫詩人本年在台灣度過的第一個除夕，自有思鄉懷人、落拓海邊之感。又《人日》云：“元日到人日，他鄉勝故鄉。疏花披素豔，沙岸繞微茫。錦里殘丹灶，春星帶草堂。平生為幽興，詞客未能忘。”首聯分別出自杜甫《人日》《得舍弟消息》；頷聯分別出自杜甫《江頭四詠》《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頸聯分別出自杜甫《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夜宴左氏莊》；尾聯分別出自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此詩寫正月人日詩人情感的變化，即由除夕之“落拓海邊”變而為今日之“他鄉勝故鄉”。
其次是趙翼的擬杜詩。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台灣林爽文事件爆發，趙翼應閩浙總督李侍堯之邀，抵廈門為李之幕僚。趙翼居廈門一年有餘，事平返鄉。期間，趙翼作《擬杜甫諸將五首》《再擬老杜諸將五首》，前者其一云：
“炎海冥冥瘴未收，赤嵌城畔又經秋。閨人夢去飄羅刹，野鬼魂歸哭髑髏。百道舳艫催轉粟，連營刁斗警傳籌。挑燈閑看《平台記》，七日功成想故侯。”〔4〕
《平台記》，即藍鼎元所著《平台紀略》。
後者其五云：
“西南北已武功皆，何意東溟起瘴霾。戎索疆纔恢玉磊，職方地肯棄珠厓。兵收裨海蓬瀛島，星貫穹霄畢昂街。從此萬方清宴奏，豈徒韓筆記《平淮》。”〔5〕
以韓愈進撰平淮西碑自喻，抒寫平定林爽文之事。趙翼雖居廈門，但所作詩均與台灣林爽文之事有關。自信與從容，溢於言表。
第三是徐宗幹的次杜詩。徐宗幹，字伯楨，號樹人，江蘇通州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進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繼姚瑩為福建台灣道。同治元年（1862）擢福建巡撫。期間，作《秋聲八詠用杜公（當作“工”）部<秋興八首>韻》，依杜甫《秋興八首》原韻分詠《砧杵聲》《笳管聲》《山木聲》《江潮聲》《沙鷗聲》《露蟬聲》《蓮葉聲》《梧子聲》，其中《笳管聲》寫道：
“萬里蕭條日影斜，天涯悵望感霜華。邊城上月驚秋雁，戍客思鄉憶海槎。未斷玉門新柳笛，迸傳紫塞短蘆笳。西風起處聲聲急，一夜征人淚眼花。”〔6〕
又《沙鷗聲》：
“悠然送別楚江頭，沙鳥咿哇水國秋。伴侶相依蘆荻穩，呼鳴不為稻粱愁。暢遊此際應添鶴，閑悟生涯寄一鷗。為有高人同狎處，圍欄憑眺憶揚州。”〔7〕
均抒其思鄉之情。
二、晚清：台灣杜詩接受的巔峰
在大陸宦台文人傳播杜詩的歷程中，杜詩也隨之進入台灣文人的視野，主要表現為李逢時、陳肇興、林豪的杜詩接受。首先是李逢時的讀杜詩。李逢時（1829-1876），字泰階，清台灣府噶瑪蘭城（今宜蘭）人，著有《泰階詩稿》。咸豐十年（1860），李逢時作《讀杜甫義鶻行》，詩云：
“潏水有健鶻，仗義能復仇。白蛇吞鷹雛，悲憤辭林邱。須臾殲巨顙，全力護鳴鳩。功成不望報，慷慨無所求。杜甫為作行，大名千載留。此老今云歿，文章炳日月。異類亦必登，真氣不埋沒。狂如壯士者，至性從中發。能酬伏櫪恩，有功不敢伐。鼎鑊所不辭，始終無媚骨。感激報知己，義氣凜毛髮。吾亦能詠歌，斯人壯心歇。風霜滿天地，令我心飄忽。見義不勇為，自顧不如鶻。”〔8〕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杜甫在長安作《義鶻行》，末二句云：“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以鶻鳥之義勇，激勵壯士奮不顧身。李逢時仿之，既稱譽杜甫文章，又激賞鶻鳥之義勇。
李逢時之後，即當數陳肇興。陳肇興，字伯康，號陶村，清台灣府彰化縣人。咸豐九年（1859）舉人。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起事，攻陷彰化縣城，陳肇興僻居武西堡（今南投集集）牛牯嶺等地。同治三年（1864）事平返鄉，任白沙書院山長。著《陶村詩稿》八卷，其中七八兩卷以詩紀史，專門書寫戴潮春事件的起訖經過，以及聯莊禦敵、義民糾結、將士陣亡、百姓流亡、家庭離散諸事。陳肇興仿杜、集杜，尤其是次韻杜甫《北征》之詩，代表了清代台灣地區詩人杜詩接受的最高成就。咸豐十一年（1861），陳肇興作《前從軍行仿杜前出塞體》九首及《後從軍行仿杜後出塞體》五首（以下簡稱《前從軍行》《後從軍行》）。其寫作背景當與太平天國軍攻入閩、浙有關，這可以從其《後從軍行》詩中略知一二。如《後從軍行》其一云：“粵西有巨盜，十載煙塵昏。蔓延至浙水，召募急如焚。”〔9〕“粵西”是今廣西的別稱。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起義，到咸豐十一年，整為十年。期間，太平軍勢力蔓延至全國十餘省份，所謂“蔓延至浙水”即其一端。“召募急如焚”，謂清政府為了鎮壓太平軍而四處擴軍招募，其中也包括在台灣招募，其三亦云：“羽書如流星，請援來百蠻”〔10〕，可證官府到百蠻之地——台灣徵兵。另外，《後從軍行》之五說“昔赴常山縣，今往衢州城”，也提到了浙江的兩個地名。因此，陳肇興的前後從軍行詩，主要書寫台灣山賊應官府之招募，渡海至浙江一帶從軍的過程和經歷。《後從軍行》五首其一：
“封侯無相骨，際會須風雲。君看牧羊兒，一勝拜將軍。粵西有巨盜，十載煙塵昏。蔓延至浙水，召募急如焚。投轅授旗甲，萬馬如蜂屯。男兒身許國，生死安足論。努力事戎行，及時當樹勳。”
主要寫男子應召從軍的背景和意義。“粵西有巨盜”“蔓延至浙水”，寫太平天國起義，男子應召從軍。一個牧羊人，尚可一戰成名，拜為將軍。際會風雲，封侯在望。末四句勉勵男子要不畏生死，以身報國，抓住機遇建功立業。又《前從軍行》九首其三：
“八尺生番布，裁為戰士衣。鳥槍白如練，能擊飛鳥飛。出門別親故，有淚不肯揮。英雄期馬革，何用室家為。”
首二句言以生番之布裁為戰士之衣。生番是清人對台灣未歸附管轄的原住民的稱呼。三四句寫男子槍法好，能擊中飛鳥。五六句寫男子與親友告別，淚不輕彈。末二句言其馬革裹屍之志。同治元年，戴潮春事件爆發，陳肇興作《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其序云：
“僕本恨人，時逢喪亂。竄身窮谷，跣足空山。忍死以待王師，抆淚而呼子弟。效班彪之論命，欲悟隗囂；值錢鳳之洩言，幾危溫嶠。東奔西走，晝伏宵行。聽砲礮之聲，則淚隨響落；望旌旗之色，則魂逐雲飛。於焉取杜詩而讀之，茫茫百感，如在目前；渺渺千秋，如逢夙構。淒風苦雨，悉古人已涉之途；斷簡殘編，即我輩欲宣之蘊。爰尋章而摘句，因會意以成文。有唾皆珠，無牙不慧。蓋家國之慨，前後同歸；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爾。”〔11〕
戴潮春事件爆發前夕，陳肇興奉命到南投縣集集境內的牛牯嶺召集義民，隨即因戴氏攻陷彰化而無法回家，滯留山中達兩年之久。詩即作於此間。詩序表達了作者集杜詩二十首的創作背景和思想情感，歸納起來主要有：一是時逢喪亂，竄身山谷；二是東奔西走，晝伏夜行，動員各莊子弟協助官軍，正如東漢班彪作《王命論》以勸隗囂一樣。聯絡各莊子弟之事洩密，幾乎危及自身，就像東晉錢鳳洩言，差點給忠臣溫嶠帶來危險那樣。三是對戴氏攻陷彰化等地感到痛心。聽見敵軍槍炮聲就落淚，看到戴氏紅旗插遍全城就驚心。四是取杜詩而讀之，有家國之慨，前後同歸之感。五是尋章摘句，會意成文，傳達哀怨之音。陳肇興《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即由此而作。
同治元年，陳肇興又作《自許厝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可以說是清代台灣詩歌史上的奇特之作。杜甫《北征》作於唐至德二年（757）閏八月，主要描寫了自己從鳳翔回鄜州羌村省親的見聞及所感所想，形式上是詩歌，內容上則更像是寫給肅宗的陳情表，結句“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表達了對肅宗中興的期望，堪稱杜甫詩史的代表作。陳肇興次韻北征則主要描寫了自己僻居集集內山的生活及所思所感。形式上和杜甫《北征》一樣，全詩共70韻140句，末段云：
“嗟予走空山，於今已五月。一息氣尚存，此念未容絕。如何螻蟻輩，偏覺肝腸別。甘心為異類，不復憂蕩析。攘攘著黃巾，為厲及嫗妲。四顧遍豺狼，保身慎明哲。豈不思請纓，空手難為裂。撫景自酸辛，吟詩聊度活。寂寂紅葉山，遙遙紫薇闥。此身雖在野，此心唯向闕。安危大臣在，金甌豈患缺。衹憂道路長，獻策終不達。”〔12〕
作者僻居集集內山至此已近半年，對戴氏之亂也多有思考：一是戴氏螻蟻之輩如何甘心成為異類，不顧動盪離散，釀成諸多生離死別；二是面對豺狼橫行，世人多明哲保身，並非不想請纓，衹是無奈空手難補天裂；三是此身在野而忠義不變，衹要朝廷大臣在，國家就不可能分離，唯一擔心的是無法獻策朝廷。“安危大臣在”，語出杜甫詩《去蜀》，本指嚴武，此喻擔當社稷安危的大臣。
陳肇興之後，金門詩人林豪也作《九日集杜》《集杜再題吳修軒遺稿》。前一首云：“干戈衰謝兩相催，並馬今朝未擬回。白日放歌須縱酒，百年多病獨登台。無邊落木蕭蕭下，但見群鷗日日來。一臥滄江驚歲晚，教兒且覆掌中杯。”〔13〕詩以杜甫《九日五首》為題，集杜詩《九日》《又送》等八詩而成，抒其遲暮衰病之感，亦見情真。後一首云：“數篇今見古人詩，借問苦心愛者誰。庾信平生最蕭瑟，杜陵遠客不勝悲。同舟昨日何由得，故國平居有所思。陶冶性靈存底物，風流儒雅亦吾師。”〔14〕本詩以集杜的方式評價其友人吳希潛詩集《東溟草》。《東溟草》已佚，但由本詩可知，蕭瑟悲涼乃其主要風格。林豪另作《奉題吳修軒東溟草》《清明日祭亡友吳修軒》，可見吳修軒著有《東溟草》。吳希潛，字修軒，湖南石門人，生員，淡水廳幕，同治六年（1867）卒，著有《東溟草》，未刊。
三、陳肇興杜詩接受的文化史意義
1.陳肇興杜詩接受繼承了杜甫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
杜甫遭遇安史之亂，陳肇興則經歷了戴潮春之亂，雖時空各異，但處境相同。陳肇興《憶故居》詩云：“張良去國家初破，杜甫遊秦盜正驕”，以韓國被滅張良逃匿和杜甫遭遇安史之亂自擬，同遇家國之慨，所謂“家國之慨，前後同歸”〔15〕。蘇軾云：“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16〕又云：“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17〕羅大經《鶴林玉露》謂東坡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18〕經蘇軾發明，忠君愛國遂成為杜甫思想的定評，並廣為世人接受。和杜甫的忠義思想一致，遠在台灣的陳肇興也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思想傾向。其忠君愛國思想，一是表現為王朝國家認同感。作為清朝儒學教育的產物，陳肇興對清王朝具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序》云：“效班彪之論命，欲悟隗囂。”〔19〕《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詩云：“艱難出簡書，慷慨論王命。”〔20〕《葭月二十六日喜晤石莊兼話大甲官軍捷信》詩云：“曾將王命論班彪，舌爛唇焦語未休。”〔21〕《卜居》詩云：“抑將說隗囂，辯論窮反復。”〔22〕《感事述懷五排百韻寄家雪洲兼鹿港香鄰諸友》：“苦將王命論，勸與聖人氓。”〔23〕西漢末年，王莽敗亂，群雄爭起，其中隗囂擁隴自重，欲割據一方，班彪憂時傷世遂作《王命論》，勸說隗囂等人相信天命，天命在漢室。陳肇興以戴潮春比喻為隗囂之流，更以此勸說各莊頭人聯合起來擁護官府、支援官軍，說明陳肇興對清王朝具有鮮明的國家認同感。二是提出忠義就是自保一方平安。《北投埔義士林錫爵招同林文翰舍人、邱石莊、簡榮卿孝廉、洪玉崑明經及各巨姓頭人宴集倚南軒，計議防亂事宜，即席賦贈》詩云：“壬戌二月二十二，春風習習花明媚。……人生浩氣秉乾坤，報國何須權與位。但教友助循古風，自保一方即忠義。”〔24〕“壬戌”，即同治元年。這年二月，陳肇興到北投發動各莊頭人聯合起來防亂，勸說各莊頭人自保一方平安，認為報國無須權重，“自保一方即忠義”〔25〕。又《祭旗日示諸同志》詩云：“方將騁中原，先鞭追祖逖。否則保一方，山川為生色。”〔26〕要麼像東晉祖逖那樣馳騁中原，要麼自保一方平安，山川生色依舊。在戴氏之亂中，陳肇興通過詩歌創作書寫了其忠君愛國之志，正如其次韻北征詩所說“此身雖在野，此心唯向闕”。〔27〕表明杜甫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在千年之後、千里之遠的台灣得以傳承。
2.陳肇興杜詩接受代表了清代台灣地區杜詩傳播的最高成就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發現：一方面，陳肇興繼承了杜甫“以詩紀史”的傳統，正如連橫《台灣通史》卷三十三謂：“戴潮春之變，城陷，肇興走武西堡牛牾（當作‘牯’）嶺，謀糾義旅，援官軍，幾頻於險。集集為內山要隘，民番雜處，俗強悍，不讀書。肇興竄身其間，激以義，聞者感動。夜則秉燭賦詩，追悼陣沒，語多悽愴，題曰《咄咄吟》。”〔28〕另一方面，陳肇興在仿杜詩、集杜詩和次杜詩的創作上，也表現出高度的自覺，尤其是次杜甫《北征》，堪稱千年後第一人，是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最高成就。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29〕乾隆《御選唐宋詩醇》評杜甫《北征》“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詞比事之法。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為大文字也”。〔30〕以上兩段引文，都說明後世幾無次韻杜甫《北征》之作，但“渺渺千秋”之後，遠在台灣的陳肇興卻次韻其後，正如台灣知府陳懋烈《陶村詩稿題詞》之三云：“浣花溪畔少陵祠，絕代詩才賦亂離。誰料千年才更出，有人繼和北征詩。”〔31〕可謂杜甫《北征》之後，一人而已。
3.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肇興對杜詩的接受具有明顯的自覺意識。如：
悽愴杜陵叟，流離遼海客。家鄉在何處，遠望淚沾臆。〔32〕（《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
拾橡杜陵叟，負薪朱買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貧。〔33〕（《山居漫興》）
吾寧學杜甫，悲歌以當哭。〔34〕（《卜居》）
狨啼鬼嘯人蹤斷，杜老悲歌空自歎。〔35〕（《相逢行贈曾汝泉》）
可見，“悲歌”是陳肇興杜詩接受的指向，正如前引《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序》所說“蓋家國之慨，前後同歸；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爾”。〔36〕
陳肇興杜詩接受還表現在其“以詩紀史”的創作實踐中。除前面所論仿杜、集杜、和杜外，《陶村詩稿》七八卷即為其記錄戴潮春事件整個過程的詩歌合集。如同治二年二月，作詩《花朝喜聞官軍羅山大捷嘉圍以解》：“橫海誰登大將壇，指揮萬騎入羅山。民能死守真知義，賊縱生逃半不還。報國有心欣得間，請纓無路且偷閒。百花滿眼添生意，似為官軍一破顏。”〔37〕清軍收復嘉義，陳肇興心情無比高興。“百花滿眼”二句，狀其欣喜之情，與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絕似。林耀亭《重刊陶村詩稿序》云：“讀至七八卷，覺當日戴萬生之亂狀歷歷如現，可藉以知台灣往昔之史跡。其關係於文獻，固不少矣。”〔38〕楊珠浦《陳肇興先生略傳》亦云：“迨同治元年戴萬生變，先生慨然投筆從軍。彰城陷，隻身冒險，逃入集集。日則奮練強悍民番，援官軍誅叛逆；夜則秉燭賦詩，追悼陣亡將士，語多忠誠壯烈。”〔39〕
綜上分析，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始於清代大陸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現為台灣詩人的主動接受，其標誌即為李逢時的讀杜詩、陳肇興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詩，其中尤以陳肇興的杜詩接受最為突出。陳肇興組詩前後《從軍行》作於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期間，而集杜二十首、次韻北征作於戴潮春事件爆發期間，背景不同，但忠義之情一以貫之，充分表徵了其崇尚杜甫忠君愛國之情，陳懋烈《陶村詩稿題詞》之二云：“數載書生戎馬間，杜陵史筆紀瀛寰。采風若選東征集，咄咄吟中見一斑。”〔40〕見其“詩史”意義。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重要標誌，反映了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基本面貌。同時，陳肇興杜詩接受還是清代杜詩學盛行的主要表徵之一，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納入其杜詩接受史予以考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閩台海疆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602-1895）》階段性成果，批准號：21&ZD272
注釋：
〔1〕蔣寅：《李杜優劣論背後的學理問題》，《文學遺產》2022年第1期，第31頁。
〔2〕王忠孝：《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十，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二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頁。
〔3〕朱景英：《海東劄記》卷四， 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四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頁。
〔4〕全台詩編輯小組編：《全台詩》第3冊，台灣文學館2008年版，第67頁。
〔5〕同〔4〕，第69頁。
〔6〕全台詩編輯小組編：《全台詩》第4冊，台灣文學館2008年版，第279頁。
〔7〕同〔6〕，第280頁。
〔8〕李逢時《泰階詩稿》，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七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頁。
〔9〕〔10〕全台詩編輯小組編：《全台詩》，第9冊，台灣文學館2008年版，第264頁。
〔11〕〔19〕同〔9〕，第283頁。
〔12〕〔27〕同〔9〕，第282頁。
〔13〕同〔9〕，第332頁。
〔14〕同〔9〕，第352頁。
〔15〕同〔9〕，第278頁。
〔16〕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五十二《與王定國四十一首》之八，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冊，第1517頁。
〔17〕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王定國詩集敘》，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冊，第318頁。
〔18〕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六，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1頁。
〔20〕〔32〕同〔9〕，第269頁。
〔21〕同〔9〕，第290頁。
〔22〕〔34〕同〔9〕，第280頁。
〔23〕同〔9〕，第303頁。
〔24〕〔25〕同〔9〕，第268頁。
〔26〕同〔9〕，第295頁。
〔28〕連橫：《台灣通史》卷下，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88頁。
〔29〕何文煥：《歷代詩話》（上），中華書局1981年版， 第411頁。
〔30〕莫礪鋒主編：《御選唐宋詩醇·杜甫》卷二，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53頁。
〔31〕陳肇興：《陶村詩稿》附錄， 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七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60頁。
〔33〕同〔9〕，第272頁。
〔35〕〔36〕同〔9〕，第288頁。
〔37〕同〔9〕，第294頁。
〔38〕同〔31〕，第359頁。
〔39〕同〔31〕，第364頁。
〔40〕同〔31〕，第360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0月號，總第322期，P11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