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4日電／前不久，多家媒體披露，德國軍方曾在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秘密制訂一份長達1200頁的作戰計劃。該計劃詳細規劃了在俄羅斯對北約發動攻擊時，如何將最多80萬北約軍隊通過德國領土快速投送至東歐前線。
德國是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和戰敗國，二戰後經歷了政權重建和較為徹底的“和平主義”改造，《基本法》等法律明確規定了其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義務。在實踐中，德國長期堅持“和平國家”身份，奉行“軍事克制文化”，主張謹慎運用武裝力量，逐步成為歐洲和平的主要力量。然而，近年來德國加速推進“再武裝”進程，相關動向引起歐洲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政策逐步突破，投入不斷增加
2016年，德國宣布正式放棄自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實行的軍力收縮政策。在名為《安全政策與國防未來》的國防白皮書中，德國表達了在歐洲乃至全世界承擔更多責任和發揮更大領導作用的強烈意願。俄烏衝突爆發後，德國更是一改以往在軍事上謹言慎行的風格，大幅度調整防務政策。
提高軍費開支。俄烏衝突爆發後，德國聯邦議院通過專門法案，設立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用於國防現代化，開啟了德國大規模增加軍費進程。目前，德國軍費規模已經超過法國，成為歐洲軍費開支最高的國家，軍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也超過2%。今年3月，德國聯邦議院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一項法案，使得國防開支超過GDP 1%的部分不再受到法律規定的“債務刹車”機制限制，顯著拓展了國防開支的增長空間。默茨政府今年5月上台後，提出要將德國聯邦國防軍打造成歐洲最強大的常規軍隊，計劃把德國的軍費開支從2025年的950億歐元增加至2029年的1620億歐元，GDP占比達到3.5%。
更新武器裝備。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德軍裝備老化問題十分突出。因此，增加的軍費中有相當一部分投入到武器裝備的採購更新上。2022年設立的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中，一半以上用於採購F-35A等武器裝備。2024年，德國軍工企業訂單量同比增長45%。有文件顯示，德國計劃在下一個預算年度啟動約320個新武器和裝備項目。為提升國防採購效率，德國政府還在著手對那些複雜的採購程序和冗長的授權流程進行調整。
增加軍隊員額。德國計劃到2035年將軍隊員額由現有的18萬增至26萬，具體包括設置網絡部隊、在立陶宛設立首個長期駐海外旅級單位等。在通過提高軍人薪金和待遇、設立退伍軍人節等措施增強軍隊吸引力的同時，德國還計劃在志願兵役模式無法滿足需求的情況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義務征兵。
內外因素叠加，包含多重考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德國當前的“再武裝”，既源於俄烏衝突所引發的國際政治與安全環境變遷，也源於德國在北約與歐盟框架下謀求擴展影響力的現實需要；既反映了自身的戰略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歐洲國家共同的政治與安全需要。
從外部看，俄烏衝突和美國的戰略收縮，極大改變了歐洲原有的安全格局，構成德國重新武裝的外在推力。
俄烏衝突令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敵意進一步加深，各國紛紛出台擴充軍備的法案，來應對安全環境的急劇變化。無論是為了自身國家安全，還是為了加強北約同盟，德國都有足夠的動力推進國防軍的擴軍。事實上，北約曾出台計劃，將其成員國應當提供的作戰旅總數從既有的約80個增加至120個以上，其中要求德國增加7個旅，約4萬人。
本屆美國政府任期開始後，通過威脅減少美國在歐洲駐軍、讓歐洲盟國購買其武器再轉給烏克蘭等做法，成功將相當一部分安全壓力轉嫁出去。面對美國逐步從歐洲“抽身”的新現實，歐洲“戰略自主”意識普遍覺醒，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不得不增加軍費投入發展軍力，填補美國戰略收縮留下的安全空缺。
從內部看，德國也有借機提升在歐洲領導力的考量。長期以來，歐洲一直有“經濟靠德國、安全靠法國”的說法，不過“法德軸心”之間也存在不少矛盾，特別是在安全問題上，德國由於法西斯的侵略歷史，在國防上長期保持克制政策。如今既然美國和歐洲國家都有需求，自然有動力推動擴軍，進而提升自身在歐洲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面臨現實困境，歷史包袱沉重
德國的擴軍計劃雖然雄心勃勃，但在落實過程中，仍面臨兵員招募難、財政壓力大、技術積累薄等現實困境，特別是沉重的歷史包袱，短時間仍難以完全卸掉。
關於北約的使命，外界有一個說法，就是要“擋住俄國人、壓住德國人、留住美國人”。多年過去，雖然德國對當年法西斯發動戰爭的歷史進行了深刻反思，目前加強軍備也在一定程度上響應了一些歐洲國家的呼聲，但當德國擺出打造“軍事強國”的姿態時，德國內外各方似乎都沒有完全做好準備。
俄羅斯方面的批評紛至沓來。一段時間以來，德國官員越來越多地談及所謂的“俄羅斯威脅”，對俄立場也日益強硬。“俄羅斯威脅著德國目前的生存”“德國已經做好‘與莫斯科開戰’的準備”等言論，遭到俄方的強烈反對。俄外長拉夫羅夫甚至警告稱，德國表現出“明顯的納粹復活跡象”，相關動作證明其“直接捲入了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
德國民間的擔憂也從未消失。德國媒體的一份民調顯示：58%的受訪者擔心“德國軍力過強會引發鄰國不安”，62%的受訪者反對“德國主導歐盟防務”。這種“歷史焦慮”與“現實需求”的撕扯投射到現實中，就是德國民眾對征兵的消極態度，特別是18歲至29歲的適齡群體，普遍反對實行義務兵役制度。從2024年起，德國開始大規模征召士兵和文員，但均出現大量缺崗。這種征兵難、留人難的現象說明，德國“再武裝”政策實際上並未得到廣大民眾的積極響應和支持。
歐美盟友也存有巨大的疑慮。二戰“策源地”“戰敗國”的身份標簽，讓德國的軍備擴張過程始終伴隨著制度性的自我約束，比如明確拒絕發展核武器、承諾“永不首先使用武力”、軍費使用需經聯邦議院年度審批等。德國官方也始終強調“軍備擴張是為了歐洲集體安全”，承諾德國的軍力不會用於單邊行動，而是服務於歐盟和北約的集體防禦。但這些都不足以完全打消盟友心中的顧慮。歐洲有的國家擔心德國擴軍會激怒俄羅斯引發新的衝突，有的擔心德國此後在歐洲一家獨大，而美國則擔心德國壯大之後，會增加對美國的離心傾向。（來源：解放軍報；作者：許海雲——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