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後破”，把立放在首位，強調立字當頭。其方法論意義就是要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建立新的體制機制、制定新的政策、構建新發展格局。
中評社北京3月16日電／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黨的十八大以來，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並針對經濟工作的新情況作出完善。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這體現了對“穩”和“進”、“立”和“破”辯證關係的深刻把握，為做好2024年經濟工作提供了科學遵循。
深圳特區報發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李長安文章分析，“先立後破”。先立什麼，後破什麼？如何立，如何破？
1、要“先立後破”而不能夠“未立先破”
文章指出，所謂“先立後破”，就是要統籌兼顧穩和進，該立的要積極主動地立起來，該破的要在立的基礎上堅決地破。穩扎穩打，把握好時、度、效，不能脫離實際，急於求成，避免出現“只破不立”或簡單“一刀切”，導致“破”得太快，“立”得滯後。
2022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針對有的地方在“減碳”過程中出現的過激行為，強調綠色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後破，而不能夠未立先破”。他強調：“不能把手裡吃飯的家夥先扔了，結果新的吃飯家夥還沒拿到手，這不行。”這一形象生動的說法，是對“先立後破”的最好詮釋。“立”，就是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先建立新的體制機制，並通過新的體制機制的運行對舊的體制機制進行優化倒逼，直至最後完全取代，從而實現新舊體制機制的更新。“破”，則是要破除不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障礙和矛盾，淘汰落後的生產力，重構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在先立後破的過程中，新舊生產力有可能同時存在。
從歷史經驗來看，正是因為採取了“先立後破”的策略，我國改革開放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與激進式改革、“休克療法”不同，我國選擇的是一條漸進式改革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先試點後推廣”是其中的典型特徵。漸進式改革強調“立”字當頭、先立後破，在改革過程中選擇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入手，先選擇部分農村進行試驗,從而探索出以家庭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形成全國可推廣的模式。
在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後，在不斷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同時，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在堅持和完善宏觀調控的情況下不斷減少指令性計劃，這樣使傳統體制收縮的同時，市場主體和關係相應形成和擴張，避免了體制的“真空”。在對外開放方面，也充分體現了先行試點、由點到面、全面推廣的特點。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設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放天津等14個沿海城市；20世紀90年代提出沿江和沿邊開放戰略；2013年成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2015成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2018年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高質量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實踐證明，“先破後立”是一種最低成本、最大效果的改革路徑。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也是 “先立後破”思想理念具體實踐的結果。按照規劃要求，粵港澳大灣區要依托香港、澳門作為自由開放經濟體和廣東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優勢，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發揮示範引領作用，加快制度創新和先行先試，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更好融入全球市場體系，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建設世界級城市群。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年來，各級各單位公開發布涉粵港澳大灣區政策602條，其中國家發布超過100條。在領域方面，科技創新超50條，基礎設施超20條，現代產業約90條，優質生活圈約50條，營商環境超200條，合作平台約180條。5年來，大灣區經濟總量從超10萬億元上升至超13萬億元，以不到全國1%的國土面積、6%的人口總量創造出全國11%的GDP，成為高質量發展動力源。可以說，在“先立後破”方法論的指引下，大灣區新舊生產力的迭代速度加快，一大批新質生產力的代表性產業湧現出來。
2、“先立後破”是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問題
文章表示，“先立後破”，把立放在首位，強調立字當頭。其方法論意義就是要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建立新的體制機制、制定新的政策、構建新發展格局。新的制度建設好了，新的政策完善了，舊的制度、舊的政策適時退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把握時代特點、直面時代課題，在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中不斷展現蓬勃的生機活力。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勇於創新。
鼓勵創新是“先立後破”方法論的客觀要求。按照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創新就是“創造性破壞”，是新出現的技術、產品、市場等去替代和破壞傳統的技術、產品和市場，這是一種“先立後破”的過程。
在持續的創新過程中，先立後破大量湧現，並正在成為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拉動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形成新質生產力需要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發展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是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的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空天海洋產業等。2022年，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13%，其中規模以上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速快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數字化和綠色化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兩個重要趨勢，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了重要賽道。其中，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加速突破應用，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速重塑產業形態和商業模式，正在成為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隨著新質生產力的快速崛起，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在不少領域實現了彎道超車。比如在去年，中國首次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其中新能源車不僅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而且實現了技術方面的領跑。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國也是獨具特色，具備了與最發達國家公平競爭的實力。
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衝擊，中國提出了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裡，大國競爭與博弈將更趨激烈，國際外循環或將受限受阻，“脫鈎斷鏈”風險有增無減，外部環境倒逼中國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出台一系列穩外資外貿的政策措施，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斷開拓新市場，中國依然保持了全球最大最重要貿易國之一的地位。通過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內循環在穩增長促民生方面的“壓艙石”地位更為穩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是“先立後破”方法論的具體運用。
3、要防止重“破”不重“立”
文章強調，在運用“先立後破”方法論的時候，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要掌握“先立後破”方法論的邏輯順序。“先立後破”表明政策上不能急於求成，是一種通過培植增量逐漸化解存量的思路。“先立後破”要求先把新的體系建立起來，支持新體系的發展，減少對於舊體系的支持，引導舊體系中的資源逐漸向新體系注入。重要的是“後破”，不要還未“立”就“先破”。典型的如環保政策，在實施“雙碳戰略”的過程中，在不少地方就出現了長期政策短期化的傾向。一些地方搞環保“一刀切”，結果導致了部分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對經濟和民生都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再比如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中長期目標，要充分認識其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多機會和條件，讓更多人能夠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同時，也需要通過改革，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增強社會公正性和可持續性。
其次，要重視“先立”的科學性和可行性。實踐證明，每一項新的體制機制或政策的設立，必定是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產生的，是為了矯正或替代舊的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或政策的行為。因此，新的體制機制或政策需要事前進行科學評估，廣泛徵求社會和專家的意見，論證其可行性。除了要關注制定、落實的政策配套，還要注意隨時對新的體制機制或政策的科學評估，以便在出現偏差的時候進行調整和糾正。要杜絕“拍腦袋決策”等現象，防止出現決策隨意性。
再次，要增加對創新性“先立”的容忍度。無論是制度創新還是技術創新，都要允許大膽試驗，也要允許失敗，如果不願意承認失敗，可能導致無法形成真正的創造性破壞，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也就很難轉化為生產力，甚至會出現許多新生事物被束之高閣，生產率得不到真正提高的現象。衹有增加對創新性“先立”的容忍度，創新活動才會大量湧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才能越聚越多。
最後，要防止重“破”不重“立”。在運用“先立後破”新方法論的時候，要防止重“破”不重“立”的做法，更要杜絕只“破”不“立”的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