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2024選舉看台灣青年世代群體畫像 作者：黃裕峯（台灣），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摘要】2024年台灣選舉產生新的政治格局，台灣民衆黨成為討論焦點。本文梳理出柯文哲與民衆黨的主要支持者群體是青年世代，并從他們的成長環境、媒介接觸、兵役經歷、教育改革、人口結構、婚姻狀況、醫療保障到文化記憶共八個維度進行梳理。研究揭示，台灣青年世代成長於社會急劇轉型期，受多重因素塑造，形成複雜多變的群體特性。政治上，他們立場的不穩定可能加劇分裂，對社會凝聚力構成挑戰；在兩岸關係層面，受媒體輿論影響，他們展現出矛盾的心理狀態；心理上，雖享有醫療等福利，但面臨人口老齡化、醫保赤字等問題，感到迷茫和焦慮。他們的行為邏輯反映出對現狀的不滿與探尋出路的想法。描繪台灣青年世代的群體畫像，可為理解台灣社會的當下與未來提供參考。
2024年台灣的兩項選舉引發了廣泛關注。此次選舉共有三張選票，涵蓋了“總統”、“立委”以及政黨三個層面，展現了台灣人民對不同政治理念的投票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民衆黨在此次選舉中嶄露頭角，其候選人柯文哲與吳欣盈共同斬獲了369萬張選票，同時在政黨票方面也有顯著增長，從2020年的158.8萬票（占比11.22%）躍升至304萬票（占比22.07%），并獲得8個民意代表席位。這一跨越式的進步，使民衆黨一舉成功跨越了政治發展門檻，更讓人好奇：民衆黨的票源究竟從何而來？匯聚票源的群體其輪廓為何？
一、柯文哲與民衆黨策略布局
民衆黨（TPP）由柯文哲等人發起組建，於2019年8月23日成立，是台灣獲准登記的第350個政黨。對比過去台灣在“立法院”組成黨團政黨的政策綱領，如：親民黨、新黨、“時代力量”、“台聯黨”，民衆黨所提出的理念、政策或在關鍵問題上的立場似乎不明顯。
進一步挖掘民衆黨入黨申請條件的兩個特殊之處——“年齡滿16歲”和“允許雙重黨籍”，實際上體現了該黨在台灣特殊政治環境中的策略考量與應對措施。首先，“年齡滿16歲”這一條件，顯然是為了吸引更年輕的群體。在台灣，16歲被視為少年向青年過渡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的年輕人正處於思想活躍、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民衆黨通過降低入黨年齡門檻，以培養年輕人對政黨的品牌意識，企圖將這些潛在選民和可動員的中堅力量納入黨內，成為未來政治活動的基本盤。
“允許雙重黨籍”這一制度設計，則顯示了民衆黨在政治布局上的策略。在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中，藍綠陣營長期對立，民衆黨作為新興的政治“第三勢力”，需要在這種制度結構造成的政治格局中尋找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空間。允許雙重黨籍，意味著黨員個人可以同時加入不同的政黨，有更多的參政議政機會。不喜歡國民黨與討厭民進黨是民衆黨的主要訴求之一，2024選舉，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政黨票共占29.26%，民衆黨獲得22.07%之外，尚有7.19%被分散在13個不同政黨，如：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換句話說，假設微型政黨的票源在關鍵時候能集中到同一個政治“第三勢力”，則不分區民意代表選舉結果將變成國民黨12席、民進黨12席與民衆黨10席的格局，“關鍵少數”變得更關鍵，微型政黨也能通過民衆黨團內部不同政黨身份來達成所代表群體的政治協商角色，提供了更多機會來確保自己所代表或關心的特定利益在政治決策中得到考慮和保護。對於民衆黨而言，再多2席，無疑增加了在政治合作與聯盟方面的話語權。通過這種制度，民衆黨可以橫向與縱向整合不同政黨的資源和力量，形成更廣泛的統一戰綫，破局藍綠兩極競爭形成的主基調，在夾縫中崛起。
實際上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政治“第三勢力”其實一直存在，衹是分散。2008年是台灣地區立法機構代表制度改革的關鍵年，任期從3年延長為4年，席次從225席減至113席，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這個制度施行後，得票率對各政黨參與後續的選舉門檻造成決定性的影響。2008年的選舉結果，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得票率是11.86%，2012年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得票率則增加到20.84%，2016年開始，非國民黨與非民進黨的“第三勢力”繼續增加到29.03%，2020年32.66%，2024年29.25%，保持三成左右至今。數值說明了2024選舉能形成“三腳督”的基礎何在，也預示著未來台灣政治走向的其他可能性。
至此，柯文哲與民衆黨的策略已經相當清楚，一個是布局基本盤下沉到青少年群體，另一個是團結政治“第三勢力”。從理論上講，雙重黨籍制度能够鼓勵黨員在不同政黨間交流思想、分享資源，進而促成政治合作或聯盟。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缺乏統一戰綫的理論指導可能會成為整合不同政黨和力量的一大難題，無法發揮潛在的政治效能。不過，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中，微型政黨往往因為力量薄弱而難以進入政治決策中心，當前民衆黨是唯一能提供發揮影響力的政治平台。所以，民衆黨出現內鬥、出走、退黨等內部紛爭的新聞不足為奇。此外，2024選舉中討論最熱烈的“藍白合作”議題，從這個角度分析，長期影響也不大。按照台灣選舉部門的公開數據資料，2024投票的關鍵群體是1975-1984年出生，現年40-49歲的388.5萬選民，占比19.88%；次要關鍵群體是1965-1974年出生，現年50-59歲的353.1萬選民，占比18.06%，兩者合計占全部投票人數的37.94%。這些群體都是藍綠格局的世代，都不屬於柯文哲與民衆黨的策略目標。藍白不合，民衆黨衹要繼續保持策略模糊，并主打世代差異，隨著世代推移，國民黨逐漸被新世代邊緣化。如果再回歸到當初藍綠合謀設計出的“單一選區兩票”選舉制度，新的綠白格局形成，則國民黨將陷入困局。
二、柯文哲與民衆黨的支持者
台灣用藍綠與深淺來劃分政治光譜，這樣的分類方式基本適用於主要政黨，而柯文哲與民衆黨應該屬於哪一個坐標位置？學術研究要求遵循一定的規範與標準，為了要確保能對應唯一實體或概念，避免出現重複，達到互斥，通常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劃分方式。從這個要求來看，國民黨或民進黨支持者的特徵劃分都相對清楚，一般使用三種維度進行編碼：統“獨”、省籍、政黨。但是，用這樣的編碼方式無法解釋民衆黨的支持者特徵。
柯文哲的言論和行為存在爭議和批評，在兩岸關係上態度反復，主張要“五個互相”“務實”“兩岸一家親”，但又出現過激言論。他本人不衹一次表示係出墨綠，但民進黨把柯文哲貼上“背骨”標簽，藍營說他是“綠白合作”“缺乏誠信”。藍綠都有人指柯文哲是政治“變色龍”。
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型強調傳播過程中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有助於理解柯文哲提出的觀點和影響。在傳播模型裡，可以將柯文哲與民衆黨視為傳播者（Who），通過公開活動、社交媒體、新聞等多種傳播渠道（Which Channel/Where），放大相關內容并傳遞出信息（Said What），這些內容會引發接受者（To Whom）根據自己的興趣、價值觀和經驗，選擇性地接收和解讀，形成正面或負面的認知。當傳播活動對接受者產生了顯著的效果（With What Effects），接受者會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和忠誠，轉化成行為，更進一步成為支持者。無論是否當選，柯文哲與民衆黨的價值觀已經對支持者產生影響，帶來島內另一種改變。如果傳播效果是獲得304-369萬張選票，有必要反推這些票從誰的手中投出來？
在無法得知個體投票行為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公開發布的選舉民意調查進行比對。菱傳媒的民調數據顯示柯文哲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20-29歲（55.98%）與30-39歲（54.08%），屬於青年世代，這個年齡在心理學屬於成年早期（early adulthood），生命階段任務主要有戀愛、結婚、養兒育女、建立新家庭、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和尋求職業、工作經驗、掌握技能等。可以說是當前台灣社會中最具活力、影響力的群體之一。推算這個群體的出生區間在1985至2004年間。以此推算他們成長年代的社會背景，正好是遭遇教育制度、兵役制度、選舉制度、輿論環境、傳播科技、生活文化等重大變革的第一批人，他們經歷了一條有別於自己父母走過的成長道路。因此，柯文哲與民衆黨的競選策略不操作藍綠對立，而是按世代區分，提出“客廳革命”“這一次聽孩子的話”。如此就能理解台青在這次選舉中支持柯文哲的行為邏輯，行為邏輯的背後是台青的個體困境與集體記憶。
三、台灣青年的集體記憶
這個年齡段的群體所共同經歷的事件、文化及社會現象，深刻地塑造了世代的集體記憶，從他們的成長環境、媒介接觸、兵役經歷、教育改革、人口結構、婚姻狀況、醫療保障到文化記憶共八個維度進行梳理：
1.成長環境。1992年海峽兩岸在香港會談達成共識時，這個群體中年齡最大者約7歲，處於小學低年級的教育階段，最小者則還沒出生，“九二共識”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政治記憶。相同的時空下，他們的父母輩見證了大陸和台灣在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的巨大變化，也親身經歷了兩岸關係從緊張到和解再到發展的全過程，對於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有著更為深刻的印記。
來自草根的陳水扁在2000年上台執政，這個群體的第一批人已經進入青少年階段，身心發展迅猛，思維逐漸成熟，對政治開始有了初步認識和理解。隨後，陳水扁貪腐導致“百萬紅衫軍倒扁”。精英馬英九帶領反對黨獲得了多數選民的支持上台，之後又發生士兵洪仲丘案導致“白衫軍”上街頭。可以說，這個群體在政治環境的多變和鐘擺式的波動中成長起來，這使得他們與那些在國民黨穩定執政時期成長的世代形成了顯著的區別。他們目睹了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物最終都經歷了相似的興衰起伏，也見證了政黨體制內外的複雜博弈與權力交替。這樣的成長背景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使他們在看待政治問題時能够擺脫藍綠陣營的歷史包袱，從而形成了一種與父母輩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解。這種政治觀念，讓他們在面對複雜的政治議題時可以抱持著開放、多元和務實的態度。
2.媒介生態。自1987年島內宣布解除“戒嚴”後，媒體百花齊放，報業、有綫電視、衛星電視結合選舉，迎來一波政治參與，台灣的媒介生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2000年以後，香港壹傳媒以所謂“破壞式創新”策略進軍台灣市場，受英國小報腥膻色影響，用充滿爭議性和娛樂化的內容吸引讀者。在報道中“批藍罵綠”，“八卦”“狗仔”“爆料”等，這些方式卻翻轉了台灣媒體版圖，成為連續多年大學生最常閱讀的報紙，并對台灣社會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電視則以TVBS“2100全民開講”為代表，“Call In”“名嘴”以直播打破了原來“李（登輝）頭條、連（戰）二條、宋（楚瑜）三條”的潛規則與黃金時段重新洗牌。此外，這一代人還見證了台灣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在台灣電子業的基礎上，島內從1985年開始發展校園網絡，經歷了電話撥接上網到ADSL與有綫電視的有綫入網，再到無綫上網，直至如今智能手機的移動互聯網。可以說，他們幾乎是與網絡同步成長起來的一代，具有鮮明的“網絡原住民”特徵。這種網絡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更為多元的信息接收渠道，也拓寬了人際交往的空間。正是得益於網絡的普及和便利，即便在缺少電視台資源的情況下，柯文哲與民衆黨依然能够通過網絡平台進行政治傳播，與支持者進行互動和交流。所以有研究總結出：報紙、“老三台”保住了國民黨，地下電台、第四台、民視造就了民進黨，互聯網時代則成就了柯文哲與“時代力量”。①
3.兵役經歷。台灣的兵役制度經歷了多次改革。2000年1月起，兵役期限由原本的2年，按入伍的梯次順序逐年遞減。到了2008年，兵役期限被縮短為1年。2013年起，1994年出生的男性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就算完成義務。加上2000年8月替代役制度（Substitute Military Service）的引入，對這一代的台灣男性來說，他們能更好地銜接學校教育與職場工作，免除了人生2年的空窗期。但相對於其他世代的男性而言，這個群體對軍事訓練和戰爭缺少概念，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中，軍隊服役并不是一個普遍的經歷，或者服役時間較短，沒有深入地體驗到軍事訓練和戰爭的概念。
4.教育改革。台灣大學招生制度變革導致了不同世代的學生面臨不同教育制度，出現低分入學的高錄取率現象。1994年，台灣大學聯合招生核定人數為5.6萬人，錄取率為44.35%。這一時期，台灣的大學招生主要依賴於統一的聯合招生考試。2002年，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廢除了傳統的大學聯考，由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開始實施《大學入學多元制度》。首年招生核定人數增加到10萬人，其中，通過指定科目聯招考試的錄取率為80.41%，甄選入學的錄取率為65.63%。②隨後的改革中，台灣的大學入學制度演變為保送、推甄、申請、繁星及考試分發等“考招分離”方式。錄取由“一試定終身”的聯招分數（1972-1992），過渡到以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兩階段分數（1993-2003），到大學科系自訂指定考試科目（2004-）的入學制度，2022年再演變為配合“108課綱”的分科測驗，形成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指考）、大學入學分科測驗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的三種入學方案。
《誰是台大學生？》系列論文指出，島內最高學府台灣大學2001-2014年的生源地分布以台北市與新北市占53.57%，台北市大安區生源被錄取台大機率相對於台灣其他縣市高出6.2倍。此外，台大學生家庭平均收入高於台灣地區家庭平均收入15%，收入呈現金字塔頭部靠攏且“M”字化的趨勢，基尼曲綫變陡。此外，台大學生的地域和家庭背景對他們的入學機會也有顯著影響。表面上人人都有大學可讀，但實際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家庭經濟背景差異等，都影響進入頂尖大學的機會，寒門難以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加劇了台灣社會階層固化。
5.人口結構。20-39歲世代是成長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路上。根據台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統計資料，③台灣地區生育年齡婦女生育率自1998年成為拐點，首度跌破1.5，隨後一路下滑。2000年生肖龍年新生兒30.7萬後，再度下滑至2023年生肖兔年13.5萬人。1993-2018年是台灣高齡化社會的關鍵25年，2018年起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4年台灣地區的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1:4。這個群體到2065年時要面對每1.2-1.1人負擔老年人口的撫養比，意味著衹有一個人在工作撫養他們。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指出，2024年與2000年相比，“長者變多，兒童變少”，扶幼社會轉變成扶老社會，從人口學上的改變，青壯年族群的選舉行為會有所差異。台灣的少子化和高齡化問題將對整個社會，特別是目前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影響不僅限於經濟和社會層面，還可能涉及政治和文化領域。很明顯，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所制定的應對政策和措施，都無法讓年輕一代確保自己在所處的社會能可持續發展。
6.婚姻狀況。按主要群體出生前一年來推算他們的父母年齡，1984年台灣地區結婚年齡平均數男性為28.8歲，女性為25.3歲。2003年台灣地區結婚平均年齡男性33.8歲，女性28.4歲。④所以，他們的父親大約在1955-1970年出生，母親在1959-1976年出生。他們的父母出生成長在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兩岸關係年代。當前，台灣地區最新規定男女年滿18歲可以結婚，這個群體截至2024年投票前，已經全覆蓋在婚齡之內。不過，2022年數據顯示，台灣地區的結婚平均年齡延後到男性34.7歲，女性32.5歲。男性與父親平均婚齡差距5.9年，女性與母親平均婚齡差距7.2年，兩代人對婚姻看法可能存在差異，尤其是女性。女性約略衹有3成結婚，7成處於未婚狀態。根據台灣《今周刊》調查，43.8%不想結婚的主要理由是“不生孩子，不需要結婚”。⑤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了1991-2021年“有偶人口離婚發生率”從6%上升到13%，維持10%上下浮動，到2022年離婚數4.78萬對中婚齡未滿五年占34.75%、離婚率創新高、新生兒數13.8萬、生育率0.87呼應了這個數據。媒體用“超單身世代”形容這個現象，學者則指出離婚率背後是面對婚姻忍受力比較低。
7.醫療保障。1995年3月1日，台灣當局實施全覆蓋的“公營單一社會保險制”，至今台灣人民的納保涵蓋率達到99.6%。也就是說，這個群體基本從出生開始就不需要擔心醫療。歷年健保滿意度從1995年的39%滿意與47%不滿意發展到2021年91.6%滿意與7.3%不滿意，加上多個評比結果顯示台灣醫療水平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⑥顯示了這個群體生長在一個逐漸完善的醫療保險體系，且對醫療水平的認可度與信任度增強。雖然保險制度在最初規劃時預期到了經濟會持續增長（當時的經濟成長率是6%），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也趨於緩慢，這給保險制度的持續運行帶來了壓力。特別是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13.2%的老年人口用掉了37.3%的健保醫療費用），使得保險制度的財務狀況經常出現赤字。這種狀況可能導致“青年世代被剝奪感”，因為他們需要為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承擔更多的費用。健保對年輕世代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生活上享受到全面和優質的醫療服務，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另一方面，需要在更加嚴峻的社會環境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
8.文化記憶。文化與社會緊密相連，共同記憶和社會價值觀塑造了當代的集體文化記憶。上世紀90年代初，流行音樂已躍升為島內大衆傳播的核心形態，台灣流行文化邁入了工業的新階段。在這一時期，商業利益最大化成為了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導致流行文化的受衆群體愈發年輕化，同時偶像崇拜現象也逐漸引發社會關注。香港歌手進入台灣流行音樂排行榜，1990年至1999年間，年度排行前十名的歌曲中，平均每年有四分之一（38%）來自香港的演唱者，流行音樂排行榜上的歌手地域分布大致呈現出香港、東南亞與大陸、美籍華人以及台灣本地的順序，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盛況。同時，以張惠妹為代表的高山族歌手也在商業機制的推動下，成為了音樂市場的標準化商品。此外，日本趨勢劇（Trendy Drama）改名“偶像劇”通過衛視在台灣落地熱播，延伸出台灣拍攝偶像劇在海峽兩岸形成文化洄流的現象，如《流星花園》。電影《悲情城市》獲國際大獎、《海角七號》創台灣地區票房記錄等，都是這個世代所經歷的重要文化事件，這些事件塑造了這個群體的台灣文化記憶，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和社會發展的歷程。
四、台灣青年世代的群體畫像
從政治傾向來看，這一代人呈現出“不鮮明”“善變”“曖昧”的顯著特徵。他們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的政治話語中，雖然看似短暫地傾向支持某個政黨，但很快又會轉移至另一政黨，這種快速的轉變不僅體現了他們政治傾向和認同的不穩定性，也揭示了其內心對政治立場的排序和權衡。頻繁改變政治立場時，是對制度的信任減弱，政治傾向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和碎片化，使得共識難以形成，對社會的凝聚力產生負面影響，影響和諧與穩定。
從社會現象的角度觀察，台灣年輕人展現出一種普遍而複雜的“矛盾”態度。這種態度不僅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心態與生活方式，更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顯得尤為突出。他們一方面熱衷於排隊品嘗大陸的酸菜魚等美食，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大陸食品安全的擔憂，這種矛盾心理或許正是源於台灣媒體長期營造的“同向性偏盲”輿論環境。⑦這種環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獲取多元信息的能力，導致他們在面對兩岸關係時表現出一種複雜且微妙的平衡感。
台青經歷了與父母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變化，健全的醫療保險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和生活壓力，來自傳統價值觀的社會壓力也相對較低，如：傳宗接代、金榜題名或意識形態等，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嚴格的束縛和期望。這種環境為台青提供了自由度和選擇空間，得以寬鬆的態度去追求個性化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如：視面包師吳寶春為偶像。然而，他們也明白自己未來將面臨的嚴峻挑戰。人口老齡化、少子化趨勢日益加劇，醫療保險赤字問題的凸顯，低薪資與高房價的矛盾愈發尖銳，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難以忽視，經濟成長遭遇瓶頸，這些現實問題已經壓在了台青的身上，他們對前途感到迷茫和彷徨，擔心自己無法實現理想的生活狀態，甚至將焦慮的情緒轉移到對上一代的不滿。這種心態轉變，不僅揭示了台灣年輕人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也反映了他們內心的掙扎與對未來的深切期盼。實際上，台青的每一次選擇都是在試圖為自己和這個時代尋找出路，都是在用實際行動表達對未來的期許和關切。
本文是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FJ2024T009）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①黃裕峯,台灣輿論場的政黨角力[J],台灣研究,2016(05):53-61.DOI:10.13818/j.cnki.twyj.2016.05.007.
②李大偉等,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之評估研究.[D]台“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2年4月。
③李淑瓊,少子化問題對策研析[EB/OL],[2013-03-24].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207223.
④來源：台灣行政主管部門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gender.ey.gov.tw.
⑤今周刊編輯團隊,催生政策20年失靈真相[J],今周刊,2023年3月30日。
⑥ NUMBEO全球醫療照護指數；RankingRoyals最佳醫療照護城市。
⑦黃裕峯,黃柳潔,趙熳,等.台灣媒體政治偏向研究——以兩岸關係議題為例[J],台灣研究,2021(06):53-60.DOI:10.13818/j.cnki.twyj.2021.06.00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5月號，總第317期，P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