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王眾一在今年兩會上發言（受訪者提供）
全國政協委員王眾一參加今年全國兩會（受訪者提供）
日本熊本地震時，大熊貓給受傷的熊本熊送去竹筍的漫畫，象徵中日友好，引發廣泛共鳴（受訪者提供）
《血與心》的動畫截圖（受訪者提供）
習近平主席2019年給參加“熊貓杯”征文大賽的日本青年的回信（受訪者提供）
中評社香港3月25日電（記者 郭至君）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王眾一日前接受了中評社記者的專訪，就當前國際傳播、中日民間交流等議題發表了其獨到看法。王眾一曾負責中國外文局亞太傳播中心的編務工作長達25年，在對日本傳播領域也辛勤耕耘了幾十年，他對中評社記者表示，在做國際傳播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推己及人，用有溫度、有厚度的故事去感動對方。在中日民間方面他也談到了青年交流和文化交流，認為這兩方面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可以有所作為。以下為專訪全文：
中評社記者：當前是自媒體的時代，社交媒體上的信息既碎片化又娛樂化，使人們容易接受單一、同質化的內容，甚至不自覺地被大數據推送所影響。在這種環境下，您認為我們如何能夠有效地利用現有的傳播手段，更好地講述和傳播中華文化的故事呢？
王眾一：我多年來一直從事國際傳播工作，初次涉足這個領域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紙媒仍是相對規範的主流媒體。我當時在《人民中國》紙質版期刊工作，這段經歷讓我得到了很好的訓練，無論是寫作還是採訪，都注重以文字形式精確呈現思維，邏輯嚴謹，具有深度，確保事情能夠被闡述清晰。因此，那時我們處理複雜句子的能力比較強，這是傳統媒體的特點。它不僅能讓人瞭解事實過程，還有連貫的邏輯性，將道理與敘述的事情細致複雜地融合在一起。閱讀那些經典的報導文章是一種非常愉快的事情。至今，報紙和期刊仍保持著這樣的特色。
但現在，人們接受信息的形式逐漸發生了變化。雖然選擇似乎變得更加主動，但信息進入頭腦的過程卻變得越來越被動。舉例來說，以前讀報時，我可以挑選喜歡的文章深入閱讀，甚至被某些報導深深打動，這是20世紀紙媒時代的特點。但如今，隨著網絡的興起和新媒體的湧現，大量信息充斥在網絡空間中，令人目不暇接。這導致了一個問題，即公眾越來越傾向於直接、簡單、碎片化地獲取信息，人們容易進入一種“上癮”的狀態。這讓我思考一個問題，先不討論如何講述中國故事，僅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我感到了一些變化，如果說傳統媒體像喬木，那麼網絡就像灌木，新媒體則是草，短視頻就像雨後草坪上忽然長出的五彩斑斕的蘑菇。
流量就像雙刃劍。首先，我們不得不承認流量對信息傳播的強大影響力，但同時，信息的傳播來得快去得也快，這種特點特別類似於洪水，也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當一個話題引起廣泛討論時，正反兩方的激烈辯論有時會造成社會認識的撕裂，從而促進民粹主義的泛濫。但是，我並不否定新媒體的趨勢，因為新的技術一定要帶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變化。問題在於，我們怎樣才能使新媒體逐漸成為一種優質的媒體，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良莠不分，雜草叢生。新媒體的監管難度相較於傳統媒體來說是更加複雜的，傳統媒體擁有行業自律和職業操守等機制，而新媒體通常以個人形式出現，發布信息時可能不承擔相應責任，這就容易導致極端言論、不實信息的出現，或是充斥著膚淺和低俗的內容。
在國內的對外傳播方面也是如此，我們有時可以看到自媒體或新媒體的形態進行的傳播活動是不負責任甚至散播虛假信息的，這是需要加以管控的。但是，我在思考如何能夠利用新媒體的形態，鼓勵更多的高質量、優質的國際傳播，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來進行。首先，我相信新媒體的崛起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這有點像19世紀末電影的興起。當時，很多人看不起電影，認為它不過是一種雜耍，只能拍攝簡單的場景，與馬戲表演相似，這與我們現在看待新媒體的態度有些相似。然而，誰又能預料到，電影會逐漸融入文學元素，並在20世紀成為與文學、小說、歌劇齊名的新藝術形態。現在它是大眾文化中極為重要的表現形式，但是它有一個發展過程。我認為，現在的新媒體也應當經歷這樣一個發展過程。畢竟，新媒體的創立時間不過十年左右，而在此之前，互聯網才發展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是新世紀以後才開始的事情。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和各種技術的不斷完善成熟，加之社會對於更高質量傳播的需求，那些長時間依賴於流量泛濫的自媒體傳播方式，最終會面臨自我消耗，到達一個無法繼續維持的地步。中國國內需要加強對新媒體的規範、管控和引導。其次，從全球範圍來看，也應當圍繞新媒體制定一些全人類共同遵守的規則。目前，虛假信息的問題不僅在國外非常嚴重，而且成為了全球性的問題，這是全人類面臨的一種新情況。新媒體既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也孕育了前所未知的危機和各種困擾，我們應該找到解決這些困境的方法，就像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需要在新的領域里找到一個平衡點並逐漸走向成熟一樣，我相信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最終會在某個時刻達到一種新的動態平衡。
中評社記者：您一直從事國際傳播領域的工作，您有哪些具體的做法或建議能在當前情勢下幫助中國營造更加有利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
王眾一：這是關於一個國際傳播的問題。我們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因此，從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出發，我們探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之路。這條路是前無古人的，也充滿了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特點，要讓國際社會，讓全人類瞭解並正面認識到我們的發展，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正面的，而且是對全人類發展具有建設性的，我們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這些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我們應在這個框架下進行工作。
我們需要注意幾個點。國際傳播有它自己的獨特規律，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宗教等背景，如果我們千篇一律地使用同一種敘事，效果肯定會打折扣。所以，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根據不同國家的情況來做好我們的國際傳播，而不是一刀切，這需要我們有清醒的認識。我們現在用英語作為通用語言進行宣傳，但這主要只影響到社會的上層，普通人可能接觸不到。所以，我們的國際傳播需要培養更多必要的語言人才，可以更無障礙、更親切地和當地普通民眾進行交流。我們還需要認識到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在講述中國故事時，我們要根據不同國家的情況進行區別對待，實行因國施策，一國一策，不能一概而論。我們認為好的東西，要讓別人也認為好，這樣才能達到傳播的效果。我們不能以己度人，而應該推己及人，在尋找共同點時，比如對和平、發展、繁榮和友好的追求，我們應該基於這些共同價值去交流和傳播。
再有，我覺得當下要做好國際傳播，要加強智庫交流，不僅要請進來，還要走出去，面對面的交流。它是一種公共外交的形態，可以向對方的公眾或者智庫做好解疑釋惑的工作，另外，如果兩國之間有現實的問題和矛盾，則可以通過這種溝通方式最大程度地化解誤會，增進互信。在精英階層，我們彼此要通過溝通對話，最大限度的恢復互信，在民眾層面，也應該最大限度的恢復好感，這就叫民心相通，做這種心靈溝通、心心相印的事情就要做得更加有溫度一些才好。
舉個例子，當年日本熊本發生地震的時候，中日關係很不好，但我就突發靈感，馬上聯繫了一個我們合作的日本漫畫家，問他能不能畫一個熊貓給受傷的熊本熊送去竹笋的漫畫，支持一下災區的民眾，他立即答應，於是《人民中國》就在第二天一早推出了這個漫畫，成了一個現象級的事件，獲得很多好評，日本的電視台還跑到外文局來採訪我當時的策劃靈感，這就提示我，要做真正能夠推己及人的內容，那麼對方也是會感動的，會有一個良性的反應互動的。
我們原來的國際傳播過於狹義，就是把中國聲音傳出去。但是，因為國際傳播是跨文化傳播，如果沒有文化要素作為一個包裝，單純的就把我們的觀點說給人家或者推給人家，人家覺得你是強加給我。但是要是有了一種文化的包裝，他就會從一種有溫度的角度和有色彩的角度去理解我們。這次我在兩會上的發言也提到一個觀點，就是把國際傳播從傳統比較相對狹隘的那種新聞傳播和觀點傳播朝著廣義的文化傳播方向去過渡，前面叫傳遞中國聲音，後面叫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是全方位的，它可以包括更加廣泛的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文化在當代怎麼被中國人轉化成我們今天的一種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這樣去講說服力會更強。我退休前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一個當年戰爭期間在中國的一個日本少年怎麼一步步成長為一個解放軍戰士的非常傳奇的故事，做成了漫畫書——《血與心》。後來 B站看好這個題材，把它改編成了一個網絡動畫，現在這個網絡動畫在國內已經有1200萬人瀏覽，YouTube上也已經有十幾萬人在看了，這應該說是一個突破性的嘗試，以文化人的方式，用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價值觀帶出來的故事，更有厚度，有溫度，有血有肉。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新冠疫情以後，國與國之間的智庫交流能如何進行更有效的雙向交流對話？
王眾一：這個問題我也在思考，因為我們也在辦一個中日之間長達二十年的綜合論壇——北京-東京論壇，這是中日之間現在唯一的一個綜合性的1.5軌的公共外交平台，每年中日雙方專家都會在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安全、貿易、媒體等多方面進行深入交流。智庫交流的目的是為瞭解疑釋惑，重建互信，前提是要互相坦誠，互相清楚彼此的底線在哪裡，從而避免危機。另一方面還是要傳遞善意，理解對方，恢復互信。另外，總書記講要敢於鬥爭，還要善於鬥爭，我們在國際交往、智庫交往當中也要有這樣的意識。當然孤掌難鳴，大家得相向而行，這需要雙方都有對話的誠意，怎麼去有效地協調好，的確需要主辦方的智慧，是一個挺講究藝術的場面。
中評社記者：您一直在國際傳播領域做對日本受眾的傳播工作，現在兩個國家的民間交流怎麼能夠為中日關係增加一點正能量呢？
王眾一：現在中日兩國的關係發展到了一個所謂“競合”關係，這是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前提，但怎麼求同存異或者求同化異，還有很大的空間可做。前一段時間，中日關係的困難非常多，中國老百姓對日本有很強的抵觸情緒，日本老百姓對中國也有很不理解的地方，兩國關係一度進入較為僵滯的狀態。但我們看到，兩國的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主席有很寬闊的胸懷，去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5周年，習主席在舊金山和岸田首相見面，兩國重新確認了和平友好條約的初心，同時又賦予它新的時代內涵。實際上，中日之間的接觸在逐步恢復，民間交流依舊能起到緩解矛盾、化解危機、增進理解的作用。
中日之間的紐帶非常多，有很多文化的毛細血管是相連的，有基礎的。今年是1984年3000日本青年訪華40周年，我們完全可以借助這個契機，把青年交流先一步做起來，而且是創新地做，比如舉辦青年論壇、邀請日本青年到中國品嘗中國的家宴，讓他們瞭解現在中國人的生活，瞭解中國現在的發展，瞭解中國人對和平的渴望，慢慢地就能夠增進交流、消除疑慮。在民調當中，沒有歷史負擔的日本青年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高達40%，遠高於日本社會平均不到10%的好感度。這說明，做好下一代的工作很可能就是改善中日民間關係的一個突破口。
現在很多日本公眾存在由於中國發展超過日本而產生的心理失衡，更容易受到某些不利於兩國友好的言論的影響，從而加固這種情緒。所以我覺得中日關係從社會民眾層面來說，一個很大的轉換是日本人要克服此消彼長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失衡，一旦克服了這種失衡，很可能後續的中日交往就比較正常化了。
青年交流是民間交流的一面，比如說我們做的“熊貓杯”——日本青年感知中國的作文征集大賽，我們在2015年中日關係最困難的時候開始做，今年已經是第十年。我們每年請10-20位獲獎者到中國，帶他們到各地做深度訪問，進行座談，回日本之後他們明顯感覺對中國的認識更深、更全面了。我們就好比是在用滴灌的方式做日本青年的工作，久久為功、集腋成裘。現在也有好幾百位參加過這種體驗的日本青年走到工作崗位上，活躍在中日交流的現場，慢慢地成了發揚中日友好的繼承人，這也正是總書記所期待的。“熊貓杯”獲獎者中有一個青年在2019年春天時給總書記寫了一封信，在信里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喜愛，總書記很快就給他回了信，並鼓勵他投身到中日友好的事業當中來，這件事也給我們這些辦青年活動的人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讓我們覺得青年交流確實大有可為。
還有一面就是文化交流，需要用有溫度的文化交流去感動大家。去年11月，日本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訪問中國，大家在交流中都非常動情，他們回憶當年跟中國文化交流的故事，我們也講《人民中國》這麼多年以來注重文化外宣的傳播特點。我們談得非常投機，最後形成的共識是，中日關係越是困難，就越是需要有溫度的人文交流，拉近兩國人民的心靈距離，促進民心相通。我們彼此都受到了鼓舞，接下來還要做更多的事情。
這一次在兩會上我們提交了一個聯名提案，就是要加大扶持力度，推動人文交流。提案的全稱是《關於務實增進人文交流，為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營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其中的主要觀點就是，疫情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恢復線下的、面對面的交流；另外，對於“走進來”的人，我們也應該盡量給予方便，以便更快地恢復人文交流，並且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氣氛。
中評社記者：您剛才說到，中日關係中有一個日本心態轉變的因素，那麼這個心態轉變是否還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王眾一：肯定是這樣的，但這只是因素之一。日本民眾的心態轉變並不是單純的“你比我好”，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差異，比如價值觀的差異、發展理念的差異等等。我們需要向日本民眾解釋清楚，中國為什麼能夠有今天這樣的成功，打消他們的疑慮。日本和西方的輿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直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之間搖擺，當“中國崩潰論”落空的時候，他們就認為中國具有威脅，當中國的政策調整時期經濟增速放緩，他們就認為中國要崩潰了，諸如此類。
因此，我們在和日本媒體交流的時候一直強調，媒體應該更全面地認識中國，不能發帶節奏的報導，有些人後來出現了轉變，開始能夠比較客觀地認識中國人。這些故事都說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全方位地、有耐心地、久久為功地去做工作，而且要講究“智勇雙全”。
（後援實習記者：吳雨菲、穆思勤、李澤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