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19 17:56:02

　　中評社北京9月19日電／據新華社報導，美國黑人傳奇歌手史蒂夫·旺德在74歲生日那天，收到一份特別禮物。

  2024年5月13日，在加納首都阿克拉的總統府，他接過總統阿庫福－阿多親手頒發的加納公民身份證書。

  “當我第一次來這裡時，就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仿佛我曾經來過。”談起自己在非洲的根，這位在美國出生成長的老人飽含深情。

  1619年，首批有記錄可查的非洲奴隸被販運到北美洲的英屬殖民地弗吉尼亞（現美國弗吉尼亞州）。400年後的2019年，加納政府啟動“回歸之年”計劃，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後裔踏上故土，找尋與祖先的聯繫。

  加納所處的大西洋海岸，曾是無數非洲奴隸離開家園前的停留之所。這片奴隸們的傷心地，後來成為非洲獨立運動和泛非主義的發源地。獨立運動領袖克瓦米·恩克魯瑪帶領加納成為首個擺脫殖民統治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掀起非洲大陸反殖民浪潮，並在泛非主義旗幟下共同創立非洲統一組織——現非洲聯盟的前身。

  今天，非洲各國團結自強，為了這片大陸的發展振興，在一體化道路上奮力前行。

“他們唱聖歌時一定會聽見奴隸的哭喊”

  海風獵獵，一座三角形石制堡壘依勢建在加納中部省海岸角市海邊。臨海的城墻上，一排黑色加農炮靜靜伫立，面向浪花奔湧的大西洋。

  “這座雄偉建築背後的故事令人心碎。”導游羅伯特·門薩在這座奴隸堡工作了18年。據他介紹，歐洲人在西非海岸線上修建了60多座類似的城堡，其中有40多座在加納，這些城堡當年被西方人用於開展奴隸貿易轉運。

  門薩說，歐洲人15世紀中葉來到幾內亞灣，他們用獲取的商品為地區取名，加納被冠以“黃金海岸”的名字，科特迪瓦是“象牙海岸”，現在的多哥、貝寧和尼日利亞部分地區則是“奴隸海岸”。

  在金錢財富驅使下，歐洲人在美洲大陸和西印度群島建立起殖民地，種植煙草、棉花、甘蔗等作物，並攫取當地的金銀礦藏。當地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殖民者的屠戮和折磨下銳減，而種植和采礦又需要大量勞動力，歐洲人於是把目光轉向非洲。

  在政府鼓勵下，歐洲商人開始進行大規模奴隸買賣，拉開了被馬克思稱為“販賣人類血肉”的“三角貿易”的序幕。

  奴隸販子們從歐洲出發，滿載著酒、織物和槍炮等商品前往西非。他們打著交易的旗號誘騙當地人踏上前往美洲的販奴船，經過六至十周橫跨大西洋的航行後，最終抵達美洲。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奴隸們被高價賣給種植園主和礦場主，奴隸販子們則帶著換來的農礦產品回到歐洲。“歐洲－非洲－美洲－歐洲”——這個三角形航程讓歐洲商人賺得盆滿鉢滿，其中利潤最豐厚的就是奴隸販賣。

  海岸角奴隸堡是諸多城堡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它最早由瑞典人修建，幾經輾轉後落入英國人手中。

  “這裡關押的奴隸不僅來自加納，還來自馬里、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等地。”門薩帶著記者走向關押奴隸的地牢。地牢內陰暗潮濕，石墻上僅有一個巴掌大小的窗子透進些許光線。這樣的地牢共有五間，每間都要擠進150至200名奴隸。他們戴著鐐銬蹲坐，通常被關上數周甚至數月，直到販奴船抵岸。

  “他們在這裡吃飯、睡覺、排洩。”門薩說。奴隸們在排洩物、嘔吐物、血液和各種污物中生存，疾病迅速傳播，“很多人死在這裡，他們的屍體連同一些尚未斷氣的奴隸一起被拋入海中”。

  地牢上方是一座小教堂，緊挨教堂入口處有一方天窗，方便西方殖民者監視。“他們唱聖歌時一定會聽見奴隸的哭喊，”門薩激動地說，“他們在這裡販賣人口，還在這裡祈禱！”

  販奴船到來後，活下來的奴隸們像牛馬一樣被趕出地牢，穿過這座城堡的“不歸之門”，踏上一段生死未蔔的險途。

  美國作家約翰·斯皮爾斯在《美洲奴隸貿易：起源、繁榮與終結》中寫道：為了裝下更多奴隸，奴隸販子們窮盡“聰明才智”，比如將男性奴隸兩人一組用腳鐐鎖住，讓他們平躺或側臥在低矮悶熱的貨艙內，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難以動彈。

  航程漫漫，風高浪急，勉強活命的食物、糟糕的衛生條件和隨之而來的疾病，導致奴隸在運輸途中的死亡率約為15%。在奴隸販子眼中，奴隸是“貨物”，當船上出現飲用水和食物短缺時，他們毫不猶豫地將奴隸扔入大海，返程後再以“為確保船只安全被迫丟棄貨物減重”為由從保險公司獲得賠償。

  加勒比共同體常駐聯合國代表米蘇麗·舍曼－彼得表示，從15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的400多年間，有1200萬至2000萬非洲人從世代生息的家園被擄走為奴。

“讓他們勞作到死後再買新的更划算”

  從加納海岸角奴隸堡出發，沿海岸線向東行約450公里，貝寧維達古城的沙灘上矗立著又一座被稱為“不歸之門”的宏偉拱門，紀念從此地被販賣至美洲的奴隸。

  維達古城是幾內亞灣“奴隸海岸”的一部分。“不歸之門”是這裡一條長達4公里的“奴隸之路”的終點，而起點是被稱為“查查廣場”的奴隸拍賣地。

  “一門加農炮可以換15個男奴隸或21個女奴隸。”20歲的貝寧導游埃斯佩羅·德索薩指著廣場旁的加農炮說。埃斯佩羅是奴隸貿易時期維達“總督”弗朗西斯科·費利克斯·德索薩的後裔。

  這位有著葡萄牙血統的維達“總督”是當時著名的奴隸販子，“查查”是他的別稱。在其統治下，面向巴西的奴隸貿易在這裡發展迅速。

  16世紀初，葡萄牙人率先登陸巴西。這裡土地廣闊、物產富饒，堪比天堂的環境令葡萄牙殖民者感覺仿佛發現了“伊甸園”。葡萄牙人將精力投入到甘蔗種植中，生產當時在歐洲被視為奢侈品的蔗糖。

  當殖民者試圖在巴西大規模開墾甘蔗園時，殘酷的勞役制度以及來自歐洲的各種細菌病毒導致原住民人口驟減。甘蔗種植帶來的巨額利潤催生了種植園主對非洲奴隸的“偏好”。在殖民者看來，非洲人對從歐洲傳入的疾病有一定抵抗力，而且遠離故土，缺乏社會聯繫，更容易被控制。

  德國歷史學家沃爾夫岡·賴因哈德在《征服世界：一部歐洲擴張的全球史》一書中寫道，巴西殖民地一家名為“塞爾希培”的甘蔗種植園的園工中，非洲人1574年僅占7%，1591年已占37%，這一比例到1638年達到100%。另據記載，到1630年，已有約17萬名非洲奴隸抵達巴西，甘蔗基本上成了“黑奴作物”。

  美國作家莉薩·琳賽在《海上囚徒：奴隸貿易四百年》一書中寫道：“這些甘蔗種植園只顧效率，慘無人道。在收割季節，奴隸們白天要在甘蔗地裡辛苦勞作，晚上還要到工廠勞動，孕婦直到分娩前還在砍甘蔗……種植園主認為，相比於提供有利繁衍的環境，讓他們勞作到死後再買新的更划算。”

  據統計，從16世紀至19世紀，葡萄牙向巴西運輸奴隸約550萬人，奴隸逐漸成為巴西社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今天的巴西依然可見奴隸貿易留下的印記。瓦隆古碼頭遺址矗立在里約熱內盧市中心，這一始建於18世紀末的碼頭是當時非洲黑奴登陸巴西的主要地點。1811年至1831年間，上百萬黑奴從這裡進入巴西。2017年，瓦隆古碼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里約熱內盧港口區附近有一片被稱為“小非洲”的非洲裔移民聚集區。每周一和周五，四五個樂手兼歌手在這裡圍坐著邊彈邊唱，舞者們跟著節奏跳起圓圈桑巴舞。

  如今已成為巴西文化符號的桑巴，最早流行於巴西東北部巴伊亞州，大量黑奴曾在該州勞役。巴西人普遍認為，“桑巴”一詞是從非洲安哥拉或剛果地區的部族語言基姆本杜語中“森巴”一詞演變而來，意為一種激昂的肚皮舞。

  有種說法是，當年葡萄牙殖民者從非洲向巴西販運黑奴時，每天都把黑奴趕上甲板，以敲打酒桶和鐵鍋伴奏，讓他們跳一通“森巴”活動筋骨。販奴者這麼做的目的是，讓黑奴到岸時顯得腿腳靈便，從而賣出個好價錢。

一艘販奴船半年內獲利4萬多美元

  1814年，一位歐洲訪客在游記中這樣描繪一座城市：數百座高聳入雲的工廠，巨大的煙囪噴吐著黑色煤煙。這是英國曼徹斯特。18世紀初，這裡還是一個不到一萬人口的小鎮，到了19世紀中葉，它已發展為英國重要的紡織業中心，擁有上百家棉紡織廠，產品遠銷大洋彼岸。

  “正是對‘三角貿易’的巨大依賴造就了曼徹斯特。”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首任總理、歷史學家埃裡克·威廉姆斯點明了奴隸制度和殖民統治對西方工業化的重要意義。他指出，大英帝國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廈，上層建築是美洲貿易和制海權，下面的基礎是非洲黑人的勞動”。

  離曼徹斯特不遠的利物浦曾是一個荒涼的漁村，後來受益於地理位置而成為重要的奴隸貿易港口，進而成為英國的工業重鎮。有據可查的英國第一艘販奴船就是1699年10月從利物浦出發，船上載有約220名非洲奴隸，目的地是加勒比地區。整個18世紀，來自利物浦的販奴船販運了約150萬非洲奴隸。

  不僅是利物浦，英國的倫敦和布里斯托，法國的南特和波爾多，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澤蘭等歐洲城市早年都因奴隸貿易而繁榮。這一罪惡的交易推動了歐洲殖民國家製造業、運輸業的發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

  據記載，在17世紀，每個黑人奴隸在非洲的離岸價格是25英鎊，運到美洲後可賣到150英鎊，而當時英國一名工匠將近4年的總收入也不過才100英鎊。許多奴隸販子以微薄的資本起家，每次出航都能獲得幾倍於成本的利潤，最高可達10倍，橫渡幾次大西洋後就搖身一變成為富商巨賈。

  一名販奴船船長曾在自傳中記錄，1827年一艘造價不到4000美元的販奴船在6個月內獲得超過4萬美元的淨利潤。

  奴隸貿易還促進了歐洲金融和保險業的發展，銀行和保險公司爭相推出衍生業務。靠奴隸貿易發家的西方商人成為銀行家，用這些帶血的資本投資新興的企業。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英國奴隸制遺產”項目研究顯示，如今英國的富人中，有一到兩成人的財產與奴隸制有很大關聯。巴克萊銀行、勞埃德銀行等英國老牌銀行都是靠奴隸制賺取“第一桶金”，它們的發家過程是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縮影。

  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下半葉是奴隸貿易最猖獗的時期。在暴利驅動下，奴隸貿易成為連接歐洲、非洲和美洲的主要貿易活動，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普魯士、丹麥、瑞典、美國等國都爭相參與其中。

  美洲白人種植園主從奴隸貿易中獲取暴利。美國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其著作《棉花帝國》中指出，美國早期資本積累正是來源於“在從原住民手中搶來的土地上迫使非洲奴隸種植的棉花”。19世紀中期，美國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都與蓄奴州產出的棉花有關。

  長達四個世紀的奴隸貿易為西方國家帶來巨額財富，成為其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也讓人認識到當時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的殘暴與血腥。

“奴役與反奴役，一切皆為利潤與帝國”

  1938年，還在牛津大學學習的威廉姆斯在《資本主義與奴隸制》一書中提出引發當時學界轟動的觀點：西方國家廢除奴隸制，並非是在道德層面的反省，而是出於經濟利益和戰略需求的考量。

  這一論斷在當時挑戰了西方史學界長期以來的主張。歐洲殖民史學家認為，西方人道主義精神在廢奴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當威廉姆斯把手稿交給當時英國的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時，後者斷然拒絕，稱其“有悖英國的傳統”。

  “奴役與反奴役，一切皆為利潤與帝國。”這位後來擔任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的學者在書中揭示，奴隸們創造出的財富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奴隸制又成為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的“阻礙”。

  “國家一旦實現工業化，對人工勞動的需求便大幅減少，機器可以全天候運轉，而奴隸的工作效率和時間都有其局限性。”加納歷史學者亞烏·阿諾基耶－弗林蓬解釋了奴隸需求降低的原因。

  阿諾基耶－弗林蓬指出，奴隸制的終結不是西方人一時的良心發現，而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包含生產模式變化、道德爭論和法律挑戰等。“此外，當奴隸貿易參與者或奴隸主被要求放棄奴隸制時，這些既得利益者都獲得了巨額賠償。”

  例如，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就曾被曝光，他家族祖上就是奴隸主，當年靠著1833年《廢除奴隸制法案》的規定獲得了一大筆賠償。然而，上千萬淪為奴隸的非洲人在他鄉受盡磨難後，卻分文未得。

  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西方新形成的資本家勢力逐漸壯大，他們需要更廉價的原料和更廣闊的市場。而壟斷原料供應的殖民地種植園依靠奴隸勞動維持生產，長期的強迫勞動和土地肥力下降導致生產效率逐年下滑，原料價格也隨之上漲。新興資本家為打擊種植園對原料的壟斷，意圖摧毀對方賴以生存的奴隸制。

  與此同時，非洲人民從未放棄反抗鬥爭。18世紀後半葉，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影響下，大規模奴隸起義此起彼伏，讓販奴這筆“生意”不再那麼一本萬利。1791年開始的海地革命吹響時代的號角。海地奴隸們對法國殖民者的反抗終在1804年獲得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廢除奴隸制的國家。

  英國議會在1807年通過了《廢除奴隸貿易法案》，其他歐洲國家也相繼頒布類似法令，但追求暴利的欲望讓奴隸貿易轉入“地下”。為了避免罰款，奴隸販子在海上遭到追蹤時會將奴隸捆綁起來，系上石塊扔進大海。直到19世紀末，全球奴隸貿易才基本銷聲匿跡。

  然而，非洲人民的厄運遠未結束。在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會議召開後，西方列強開始了對非洲大陸的全面入侵和瘋狂瓜分，加深了非洲的苦難，使其面臨長期貧窮與落後。

  “我們原本有自己的文字和交流方式。奴隸制導致大量非洲年輕人口損失，給非洲的文明傳承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破壞。殖民期間強行劃定的國界進一步削弱了非洲的團結。”阿諾基耶－弗林蓬說。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內森·納恩的研究顯示，在奴隸貿易時期奴隸輸出數量越多的非洲國家，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低，這些國家對周邊人群的信任程度也更低。

  “非洲仍存在奴隸販子犯罪的印記。”幾內亞首任總統艾哈邁德·塞古·杜爾說，非洲人民今天的貧困程度，與他們被剝削的漫長歷史有著明顯關聯。

“非洲必須團結”

  今天，恩克魯瑪的塑像屹立在加納首都阿克拉市中心的恩克魯瑪陵園。這位加納首任總統表情堅毅，左手握拳，右手指向遠方，邁開堅定的步伐。陵園內一面白色墻上印著恩克魯瑪的名言：“我是非洲人，不是因為我出生在非洲，而是因為非洲在我心中誕生。”

  加納於1957年3月6日宣告獨立，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個從西方殖民統治下獨立的國家。當時，恩克魯瑪在如今陵園的所在地宣布這一消息，鏗鏘有力地說：“我們的獨立除非與非洲大陸的徹底解放聯繫在一起，否則毫無意義。”

  這位“加納之父”是一位堅定的泛非主義者，他在《非洲必須團結》一書中呼籲非洲各國團結一致，實現非洲大陸真正的獨立和繁榮。

  泛非主義理念得到了那些流散在外的非洲奴隸後代的認同。1900年，首屆泛非會議在倫敦召開，來自美國、西印度群島和非洲等地的代表齊聚一堂，共同討論全世界黑人的境遇問題，呼籲賦予非洲和西印度群島殖民地自治權。

  1958年4月，在加納獨立一年後，第一屆非洲獨立國家會議在阿克拉舉行，非洲統一組織的構想逐漸成形。

  “加納爭取獨立的鬥爭不僅僅是為瞭解放一個國家，而是為了將整個非洲大陸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恢復非洲人民的團結。”　阿諾基耶－弗林蓬說，“各國都在努力克服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打造一個團結、繁榮的未來。”

  1963年，非洲統一組織正式成立。該組織成為泛非主義理想的現代化身和政治實體，積極推動非洲大陸去殖民化，參與調解國家間衝突。2002年，非洲聯盟正式取代非統組織，非洲自立自強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非盟在加強非洲各國團結、推動非洲大陸經濟一體化、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增強非洲整體國際影響力上發揮著積極作用。

  團結的非洲，不再是西方殖民者口中“黑暗的大陸”，而是覺醒的大陸、發展的大陸。

  從1804年海地《獨立宣言》發表到1888年巴西頒布廢除奴隸制的法案，黑人奴隸用了近一個世紀才擺脫了西方人強加給他們的命運。如今，面對英國等西方國家拒絕對奴隸貿易進行實質性賠償的境況，非洲各國正團結起來爭取公平、正義和權利。

  2023年11月，來自非盟和加勒比共同體的代表們在阿克拉舉行了一場充滿歷史沉重感的會議。會上，代表們一致同意建立一個全球賠償基金，推動歐洲國家對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期間被奴役的非洲人進行正式道歉及賠償。

  加納總統阿庫福－阿多在會議開幕式上說，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彌補奴隸貿易帶來的傷害和惡果。“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賠償問題）是世界必須面對、再也不能忽視的問題。”

  1998年8月1日，兩位非洲奴隸的遺骸從加納海岸角奴隸堡的“不歸之門”穿過，回到他們的故土。“不歸之門”從此成為“回歸之門”。

  “這代表著那些從非洲土地被迫離開的人們終於回到故土。無論他們來自加納、南非、贊比亞、坦桑尼亞、塞內加爾還是岡比亞，他們都回家了。”導游門薩手扶“回歸之門”說道。

  奴隸堡外的海灘曾是西方白人的專屬領地。獨立後，加納人把這裡發展成一片熙熙攘攘的漁民社區。港口的漁船上懸掛著各式彩旗，孩子們在海灘上奔跑打鬧，充滿生機和歡樂。

  “我們會努力前行，但不能忘記自己的歷史。”門薩接著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珍視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讓它們指引我們未來的方向，才不會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非洲人民從未忘卻歷史的傷痛，他們變得更加自信自強，大聲呼籲公平，爭取應得的權益，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全新的非洲。昔日的“黑暗大陸”，正在歷史的長河中重生，走向光明的未來。

【專訪】加納歷史學者亞烏·阿諾基耶－弗林蓬

  15世紀，葡萄牙人在加納發現大量黃金礦藏後，在沿海的埃爾米納地區修建城堡作為根據地。埃爾米納城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現存最古老的歐洲建築。

  歐洲人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開疆辟土，奴役原住民進行高強度的種植勞作。但由於惡劣的條件和疾病，原住民大批死亡，他們便將目光轉向了身體強壯、對疾病有更強抵抗力的非洲人。

  埃爾米納城堡和海岸角奴隸堡等西非沿海城堡成為奴隸貿易的重要中轉站。有觀點認為，這些城堡在建造之初就設有存放奴隸的地牢，這表明西方人對非洲人力資源的剝削是蓄意設計的。

  早在與西方人接觸之前，非洲大陸已經形成燦爛的文明和完善的治理架構，我們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語言文字和教育體系等。

  殖民和奴隸貿易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至今仍影響著非洲各國。奴隸貿易讓非洲大陸損失了大量年輕人口，讓我們的價值觀和知識無法繼續傳承，我們的文明體系也被徹底顛覆和取代。

  19世紀末的柏林會議進一步分裂了非洲。歐洲列強任意劃定邊界，罔顧種族和文化界限。眾多非洲國家由不同民族和部落拼合而成，而同一群體卻被分入多個國家，導致非洲各國內部充斥著衝突和不信任，造成延續至今的地區緊張和摩擦。

  加納前領導人恩克魯瑪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他關於非洲團結的思想至今仍有現實意義。這位加納首任總統堅信，加納的獨立與非洲大陸的解放密不可分，必須超越西方殖民者強加的國家劃分和邊境線，讓非洲大陸作為一個整體團結起來。

  團結的非洲，是我們對未來的堅定信念。非洲必須團結，非洲一定會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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