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可韵：傳播AI時代的幸福理念。
阮可韵：研究AI革命的“幸福學”。
中評社香港11月3日電（作者 紀碩鳴）2025年10月29日，這一天必將被載入科技與金融史。芯片巨頭英偉達（Nvidia）股價突破5萬美元大關，總市值一度超過全球部分中型經濟體的GDP，意味著人工智能（AI）時代的全面到來。市場將這一刻視為“科技革命的分水嶺”，正如兩百多年前的蒸汽機點燃了工業革命，AI正以驚人的速度重塑人類社會的結構、金融市場的邏輯與個體生活的秩序。
如同1769年瓦特改良蒸氣機，揭開工業革命的序幕；如同1947年貝爾實驗室發明晶體管，開啟電子時代；如同1990年代互聯網普及，讓信息時代奔流而至。如今，AI時代的“蒸氣機”，已然點火。蒸氣機讓人類第一次駕馭了能量；AI芯片則讓人類第一次駕馭了智能。
美國總統關注AI下人類福祉
面對這股AI狂熱及金融盛宴，今年的1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人工智能（AI）行政命令中，將“human flourishing（人類茁壯／人類繁榮）”與“經濟競爭力”“國家安全”並列為AI發展的首要目標之一，為全球科技治理釋出明確信號：AI的方向盤，必須對准人的整體福祉。
AI風險管控專家阮可韵博士在倫敦接受訪問時也提出警示：這在美國政策史上相當罕見。過去美國AI政策強調的往往是技術競爭和國防安全，而這份文件首次將“人類福祉”置於首位，這其實是對社會焦慮的一種回應：人類不能只當技術的用戶或受害者，而應該是技術發展的主人。
阮可韵博士認為，科技革命若無倫理與風險防控的框架，可能會成為人類文明的災難性危機。她呼籲：AI革命需要“幸福學”的平衡，她正致力於讓AI“回歸人性”的研究。
阮可韵博士（Dr. Keyun Ruan）是一位享譽國際的計算機科學家與經濟學家，她服務GOOGLE倫敦，以在雲端鑒識（Cloud Forensics）與風險經濟學（RiskEconomics）等領域的開創性工作而知名。從計算機科學出發，她深諳數字化對經濟活動的重塑；轉入經濟學後，她將風險視角帶入科技治理，提出“科技若不創造幸福，即是社會風險”的判准。她的專著《數位資產估價與網路風險衡量：網路經濟學原理》；《網路犯罪與雲端取證：調查過程中的應用》在業內頗受歡迎。
五年前，她在英國創立“幸福基金會”（Happiness Foundation），嘗試搭起科技、幸福學與經濟學之間的橋梁，將人類福祉置於人工智能時代的決策中樞。
阮可韵關注到，AI的狂潮開啟了算力競賽到人類命運的抉擇。英偉達掌握的高性能GPU，是AI運算的基石；而資本市場的瘋狂追捧，體現出投資者對這場“智能革命”的集體信仰。自ChatGPT問世後，生成式AI迅速滲透各行各業，從醫療診斷、金融投資到藝術創作，AI正在重塑“生產力”與“創造力”。
但是，阮可韵認為，不能只是看到“AI如何強大”，而看不到“AI如何反噬人類”。這正是任何科技革命中最深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正如每一次技術革命一樣，當光芒照亮未來，也在背後投下陰影。數據濫用、算法偏見、AI倫理、勞動市場被取代等問題，正成為全球科技政策的新焦點。
“我們發現，AI不僅改變工作方式，更在重塑人的情感結構與幸福感。”阮可韵博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機器開始理解人類，甚至取代人類時，我們應該問自己：我們還幸福嗎？”
這位出身於計算機科學領域的博士，近年活躍於國際論壇與倫理研究領域。達沃斯連續數年將“AI與幸福”納入討論，關注技術進步下人類福祉的衡量與治理；梵蒂岡則從倫理視角出發，促成科技界與人文社群的橫向對話。阮可韵博士近年多次受邀於這兩個平台發表演講，分享“幸福科技經濟學”的研究與實踐，並與來自牛津、哈佛等機構的學者持續交流。她指出，這些跨場域的碰撞，有助於把分散的研究與倡議收斂為一套可被企業采納、被監管理解、被投資使用、也能被公眾感知的共同語言。
受聘哈佛推動AI風險防治
2025年5月，哈佛大學邀請阮可韵博士擔任其AI風險防治研究項目總監，負責領導跨學科團隊，研究人工智能對社會結構、心理健康及倫理治理的長期影響。這個項目，哈佛團隊已經有長達十年之久的研究。
“我們希望不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真正讓研究成果進入政策和企業決策流程。”阮可韵博士強調。
研究的結果將以產品形式呈現。在她看來，AI風險防治將成為下一個萬億級市場——從數據安全、算法審核、心理輔導到AI倫理顧問服務，都將形成新型產業鏈。
她指出：“如今全世界都在投資AI的生產力，但很少人投資AI的‘防護力’。未來十年，誰能讓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可控，誰才是真正的贏家。”
阮可韵博士認為，這不僅是科技治理的問題，更是文化選擇的問題。“人類社會需要一次新的覺醒。”她說，“如果蒸汽機解放了人類的肌肉，計算機解放了人類的腦力，那麼AI革命將挑戰人類的靈魂。我們必須確保，AI的未來是為人服務，而不是讓人服從。”
AI給人類發展帶來六大負能
各類研究表明，如同工業革命帶來機器束縛人類、環境污染等各種問題一樣，以AI為標誌的科技革命，同樣給人類自身發展帶來負能。大概包括六大問題：
1，勞動的“異化”與“無用階層”問題。AI並非僅奪走“體力勞動”，而是開始取代腦力工作——客服、設計師、程序員、記者、律師助理、教師、甚至藝術創作者。麥肯錫預測，2030年前全球約有3億人的工作可能被AI重構或淘汰。必將造成社會分化、心理失衡、以及政治後果。
2，人際疏離與情感“數字替代”。AI取代的不只是工作，還取代陪伴。智能手機、虛擬助手、聊天機器人逐漸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次要。日本已有“AI女友”“虛擬伴侶”應用，甚至有人舉行與AI結婚的“儀式”。美國心理學界報告指出，青少年因沉迷於社交媒體和智能互動，孤獨感與焦慮症比例急升。人類社會正由“社會性動物”逐步變成“個體化的用戶網絡”。
3，心理健康與數字依附症人被手機與算法“綁架”。AI透過推送、推薦、情緒演算，不斷塑造人的行為與思想。美國研究顯示，智能手機用戶平均每天觸摸手機超過2600次，且青少年抑鬱率與屏幕時間呈正比。中國與韓國已出現多起青少年因沉迷AI聊天或虛擬角色而自殺的事件。“數字成癮症”成為21世紀的全民心理病；AI不再是工具，而是精神麻醉劑。
4，真實感與認知崩壞。AI生成的文字、圖片、聲音、影片幾乎無法與真實區分。真實與虛構的界線被摧毀。AI生成的“假記者”“假科學報告”影響輿論與學術；生成式AI藝術作品奪獎，引發創作者身份混亂。“真假不分”的時代來臨，人類認知基礎動搖。
5，倫理與道德空洞化。AI沒有倫理，只學習模式與結果。當決策交給AI，價值判斷可能被數據取代。例如：你將面對自動駕駛在“撞人與自保”間如何決策？醫療AI在生死取舍中如何定義“最優”？司法AI根據統計概率判罪，可能放大偏見。結果是人類道德被算法統計稀釋；“效率至上”成為新信仰；人類逐步放棄判斷權與責任。
6，自我消解與文明自吞的風險。當AI具備生成知識、創造內容、決定策略的能力時，人類可能逐漸失去“主體性”。企業決策交由AI運算模型，管理者僅作簽署；學生用AI寫作、思考，失去獨立思辨力；軍事AI若出錯，可能導致人類無法預測的戰爭或災難。最極端的情況：人類創造出比自己更強卻不可控的智能體（如AI軍事、自動決策系統），造成自我滅頂。
阮可韵博士回望工業革命初期，人類在享受生產力躍升的同時，也在長時段內承受了環境污染的累積代價，直至治理體系成熟、標準完善才逐步收斂。她指出，AI時代的污染更多發生在心理與社會層面，具有隱匿性、遞進性與群體性三大特徵：它不易被察覺，會在反復使用中逐步加深，並在群體行為中彼此放大。“一旦滾雪球到臨界點，治理成本將呈指數級上升”。
資本的熱潮與人類的冷思考
英偉達股價創下歷史紀錄後，全球投資者紛紛湧入AI相關產業，AI芯片、雲端服務、機器人與自動駕駛領域的投資規模創下新高。
但同時，一些倫理學者與風險投資家開始提醒市場——AI發展的外部成本正被嚴重低估。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AI負能，人類需要防範風險及治理需要面對的另一個龐大的市場。
阮可韵博士語帶堅定的說，AI並非洪水猛獸，但我們不能讓它成為新的上帝。”
從特朗普把“human flourishing”寫進AI政策開始，“把幸福寫進算法”正逐步走出學術象牙塔，成為公共治理與產業升級的共同議題；到哈佛延攬阮可韵博士掌舵已有十年的項目，表明這場關於人類命運與風險治理的長跑已然起步。這不是對技術的恐懼，而是對方向的校准；不是要放慢創新，而是要讓創新與善同頻。
若將工業革命初期的環境污染視為人類付出的學費，那麼AI時代的功課，應該在代價尚未不可承受時就提早完成。用阮可韵的話說：“技術的速度我們無法也不應放慢，但我們可以握住方向盤，讓它奔向我們共同願景的未來，而不是誰也不願抵達的終點。”
阮可韵博士期望她的研究成果能讓，AI的未來不是讓人更忙，而是讓人更自由；不是取代人，而是讓人重新找到存在的價值。”
當資本市場沸騰的時刻，倫敦這位女學者的話，或許是這個時代最需要的冷靜回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