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學者探討美國“轉向亞洲失落的十年” CFR視頻
布萊克斯維爾（右）和方丹（左）談他們的新書主題：美國轉向亞洲失落十年 CFR視頻
中評社華盛頓6月18日電（記者 余東暉）在美國將中國定為“頭號競爭對手”，地緣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之際，有美國戰略學者後悔美國失去十年的機會，沒能更早地制衡中國崛起。他們承認，現在美國以時不我待之感，接連出臺制華措施，讓中國人感到美國具挑釁性，亦讓區域國家不安。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FR）高級研究員布萊克斯維爾（Robert Blackwill）和“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首席執行官方丹（Richard Fontaine）最新合作出版新書《失落的十年:美國轉向亞洲與中國崛起》。
2011年到2021年被作者稱為美國轉向亞洲“失落的十年”。他們在書中將“美國轉向亞洲失去十年”描述為“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政府犯下的三大戰略錯誤之一，另外兩個錯誤指的是，1965年約翰遜決定升級越戰和2003年小布什決定入侵伊拉克。
在CFR17日舉行的新書研討會上，布萊克斯維爾指出，2011年秋天，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宣布“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這是美國大戰略歷史上第一次不是以歐洲為優先，而是以亞洲為優先。然而這種“轉向”在此後十年並沒有發生。與此同時，中國的軍事、經濟、外交力量在這十年間驚人崛起。到2010年代末，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比希拉里宣布“轉向”時弱得多。
實際上，奧巴馬政府當時所以提出“轉向亞洲”策略，正是因為已經對中國快速崛起感到不安，想從讓美國筋疲力盡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抽身，專注對付中國。
方丹承認，“轉向亞洲”有兩個總體目標：一是利用亞洲的活力，通過貿易協定，與亞太國家進行更緊密的經濟合作。二是通過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外交和經濟存在，將美中關係置於更加穩定的基礎之上。總體上就是“確保中國不能或不願顛覆國際秩序和地區秩序”。
曾任美國重量級參議員麥凱恩外交政策顧問的方丹表示，當時美國仍然保持對華接觸政策。當時美方的想法是，亞洲更平衡的關係將使美中關係更有成效。在軍事上，美國決策者認為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正在逐漸結束，可以把更多軍事資源轉向亞洲，從而在軍事上制衡中國不斷增長的軍力。
然而，“轉向”（pivot）一詞一提出，便在全球引起恐慌，引發各地區不同反響。中東人認為美國人要撤走了，歐洲人認為美國不想履行防衛條約，亞洲人擔心美國會逼他們在美中之間選邊。奧巴馬政府很快摒棄“轉向”一詞，改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布萊克斯維爾透露，時任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曾宣稱，自己被送到“再教育”機構呆了一個月，就再也不說“轉向”。“轉向”變得如此燙手，以至這個詞被認為衹有少數意識形態濃厚的神職人員才會使用。
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的布萊克斯維爾認為，當時的“轉向”說法所以不受歡迎，首先是因為美國政府決策層計劃不周，沒有與相關國家，包括美國自己的外交官進行事先的溝通和磋商，也沒有在美國不同政府機構間進行討論。仿佛他們一覺醒來，五千多字的“轉向亞洲”政策已經擺在那裡。
在寫作過程中，兩位作者採訪多位當年的決策人士，問“轉向亞洲”到底是什麼？沒有人能說清楚，給的答案各不相同。他們認為，當時“轉向亞洲”是在美國尚未形成共識的情況下倉促出台的。
方丹認為，雖然美國戰略界當時正在逐漸形成共識：亞洲將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區域，應當投入更多資源，平衡中國的崛起，但當時面臨的現實是：第一，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並沒有如希拉里說的“逐漸結束”，而是持續多年，甚至還與ISIS作戰。與此同時，五角大樓趕上縮支，擬縮減軍費開支5千億美元。美國想把60%艦只部署到亞太，但美國海軍規模在萎縮。
第二，奧巴馬政府打造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在2016年進入大選後，不受總統選舉政治的歡迎，難以獲得國會批准，連希拉里都不贊成，特朗普政府甚至退出了TPP。第三，在外交上，決策層不同的高官有不同的優先，比如希拉里說要轉向亞洲，但克里仍更注重中東。世界上新的事件不斷，“緊急的事情擠掉了重要的事情”。
曾任小布什時期副國安顧問的布萊克斯維爾表示，當“轉向亞洲”提出時，美國戰略界思維雖已開始發生演變，但主流共識仍是佐立克的“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隨後美國對華戰略共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覺得完全不能與中國合作。雖然他認為這是“正確的言論共識”，但抱怨美國仍沒有做足夠的事情來“再平衡亞洲”。
兩位作者顯然認為，“失落的十年”狀況在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後開始扭轉。布萊克斯維爾稱，拜登政府團隊在坎貝爾的領導下，“在亞洲問題上做出了重大嘗試，並成功地通過‘澳克斯’和重振‘四方’，恢復了美國在亞洲的外交活力”。
方丹稱，美國政治領導人更加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的挑戰，這將使更多以前難以辦成的事情現在在政治上成為可能，比如軍費開支的障礙，甚至在經濟和貿易政策上。他宣稱，“轉向亞洲”的想法是正確的，因為它設定了一個明確的優先事項，這源於美國未來長期面對的“頭號戰略挑戰”，但美國並沒有放棄在其他地區，特別是在歐洲和中東的承諾和重要利益。
儘管如此，他們承認要完全實現“轉向亞洲”仍有不利因素。布萊克斯維爾稱，正是因為那十年落後太多，現在美國加緊追趕，接連推出一個又一個的項目。這讓中國人覺得美國具有挑釁性，也讓區域國家感到不適。
分神分心的因素依然存在，世界各地“按下葫蘆浮起瓢”使得充當“世界警察”，想在世界各地都當領導的美國難以真正專注於亞太地區。布萊克斯維爾說，烏克蘭戰爭、加沙戰爭接踵而至，讓拜登很難在每個早上總是聲明“這些事件正在發生，但我們的頭號優先是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