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宋偉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中評社 馬一鳴攝）
深度專訪對談（中評社 馬一鳴攝）
中評社北京10月22日電（記者 郭至君 助理記者 馬一鳴）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宋偉日前在北京接受了中評社記者的深度專訪，就美國國會反華情緒、美國總統大選、美台關係和中美戰略競爭等議題進行了深度剖析。宋偉表示，中美雙方不要讓意識形態的爭論成為兩國關係中的焦點問題，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一定要求同存異，並彼此明確自己的底線。以下是專訪全文：
美國國會反華激進 美國國內對華排斥情緒日益增長
中評社記者：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看到美國國會通過了25個涉華法案，而且是很密集地在一周之內就通過了。您認為國會高漲的反華情緒會給當前的中美關係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宋偉：總的來講，美國國會在反華問題上會更加激進一些，作為總統他可能要考慮兩國關係的大局，但是對很多議員來講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所以他沒有像總統一樣要顧全大局的壓力，他們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確實表現得更加激進。國會對於這種激進的情緒，主要在兩個方面對中美關係造成比較大的衝擊：
第一，它會惡化中美關係的氛圍，就算國會提出的法案沒有通過，也會對兩國關係施加負面的影響，如果說總統否決，但是議案得到的支持票數很多的話，總統本人也會面臨比較大的國內政治的壓力，所以從總的氛圍來講，長期以來美國國會對華的不友好情緒，確實很大程度上惡化了兩國關係的氛圍，這是從氛圍的角度來講。
另外一個方面，美國的統一性在於法律，總統雖然代表聯邦政府，是聯邦政府的首腦，也是國家元首，但是總統管不了州，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是分權的，在聯邦層次的話也是三權分立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真正重要的、對國家構成統一性的地方是在於法律，一旦國會通過某些法律，那所有的人都必須遵守，是具有強制性的，這是總統的行政權力所不及的。所以美國國會通過的這些具體法案，在美國政治體系中的效力是最高的，想要改變這些法律，難度很大，即使總統換人，也很難廢除一項法律，這就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而且，在涉華問題上，國會兩黨經常比賽誰更強硬，誰能給中國造成更大的傷害，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像在其他議題上兩黨是分類的、是對抗的。國會在涉中國議題上的運作往往是一致的，意味著這方面給總統施加壓力的可能性是遠遠超過其他議題的。所以我覺得對於美國國會給中美關係造成的問題，我們還是要深入去瞭解，尤其是那些法律性的東西，這是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的。
中評社記者：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迅速通過25項涉華，而且有反華傾向，遏制打壓中國的這些法案，其實也是比較罕見的一個操作，您覺得美國國會這樣的動向意味著什麼？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對中國的發展感到焦慮或者說是恐懼？
宋偉：美國之所以採取如此強硬的、不友好的措施，就我個人的理解來講，它是出於兩個方面的最主要的考慮。
一個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對於中國快速增長的實力的擔憂。當然相對實力的評價不同的人會有各種不同的標準，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認定一點就是，在當前的國際關係中，中美兩國的綜合實力是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雖然中國可能還不能跟美國平起平坐，但至少有一種“兩極化”的傾向，所以在美國看來中國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戰略威脅。再加上俄烏衝突，西方普遍認為俄羅斯正在衰落，在這種情況之下對中國實力增長的擔憂，肯定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動機。
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個方面，除了這種擔憂或者焦慮之外，由於在很多具體國際事務，尤其在國際秩序中的爭端或者說衝突，美國國內不管是在精英階層還是在民眾階層，不喜歡中國、或者說討厭中國的情緒確實也在上升。去年美國民意調查顯示，喜歡中國的人衹有15%，所以除了擔憂或者焦慮以外，其實更直接的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現在對於中美之間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衝突和爭端感到不滿，所以要打壓中國。這些問題很多，有一些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像涉藏問題、涉疆問題，有一些是涉及到中國立場、政策的國際問題，比如中國在俄烏衝突、巴以衝突中的立場問題，美國感到很不滿，在這些問題上把中國視為異己，所以要加以打壓。
這兩種情緒，一種可能是您說的焦慮或者擔心，另外一種情緒可能就是美國國內日益增長的對中國的排斥情緒，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選情似對民主黨更有力 賀錦麗更加趨於溫和
中評社記者：現在離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日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之前拜登退選然後賀錦麗接棒，跟特朗普展開最後的對決。您覺得他們兩個人的競爭力如何？或者說誰可能更具有競爭力一些？
宋偉：先不說民意調查的發展變化，一開始，在拜登沒有退選的時候，我覺得拜登勝選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為什麼會這樣判斷？過去幾年拜登在對內對外政策中的工作，確實團結了美國的大多數盟友以及國內的大多數民眾。拜登在國際上放棄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比較堅定支持盟友，強調價值觀的重要性，這跟特朗普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美國的盟友對美國的好感程度在特朗普的時候一下子下降了超過30%，但拜登上台後馬上恢復到了60%。可以看出來，拜登相對中間、溫和派的立場，團結了大多數的美國民眾，使美國政治極化的趨勢、國內的矛盾有所緩和。
對特朗普來講，最根本的麻煩其實不是他的國內政策，而是在於特朗普的對外政策。國內政策他只能選一邊，但是他的對外政策的觀點會威脅到特朗普的基本人設。為什麼？主要的問題就是特朗普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例如說他暗示過可能迫使烏克蘭接受領土被占的現狀，與俄羅斯達成一個和平協定，這在絕大多數美國人眼里超出了他們的價值觀底線。當然，特朗普本身來講個人品德也劣跡斑斑，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現在有很多的共和黨人也在拋棄特朗普。他們拋棄特朗普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價值觀，而特朗普在烏克蘭危機中的立場挑戰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底線，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美國國內經濟繼續恢復發展，失業率低，國內矛盾相對緩和，這些對於拜登來講都是比較有利的條件。
從選情變化的角度來看，拜登的退選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選情。第一，拜登之所以退選，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第一次辯論表現不好，大家覺得他反應非常遲鈍，對他治理國家的能力感到擔心。在這種情況之下拜登主動退選為賀錦麗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增強了美國民眾對於民主黨的信心，覺得拜登在這種情況下願意激流勇退，因為如果換做是特朗普，主動退選的情況基本不可能發生。第二，拜登執政時期賀錦麗只是副總統，如果拜登政府有什麼問題，主要也是拜登的問題，並不一定是賀錦麗的問題。第三，在特朗普和賀錦麗的辯論中，特朗普表現又比較糟糕，並沒有重點抓住賀錦麗在過去4年中政策上的無所作為，比如說賀錦麗負責南部非法移民的表現不佳。相反特朗普停留在一種情緒化的攻擊上，所以第二次總統辯論對於特朗普來講確實是很不利的。
相反，我們看到賀錦麗正在調整她的姿態，表現的更加中間派、更加溫和，比如說只要符合一定的審查條件就不是完全禁止持槍。在很多問題上，賀錦麗現在逐步向中間派靠攏，這可能是最近她越來越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最近傳出特朗普可能第二次遭到暗殺，賀錦麗還專門打電話慰問他，這都很大程度上表現出賀錦麗正在以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姿態展現她的能力和包容性。
從最新的一些民調來看，賀錦麗在不斷領先，而且領先的幅度有所擴大，當然這些民調也不要太過相信，它有多大的代表性和覆蓋面都是存疑的，但是如果不同的民調都指向同一個趨勢，那麼這種趨勢就可能是比較可信的。從目前來看，絕大多數民調都顯示賀錦麗的領先優勢正在擴大。從選民結構來看，本來民主黨的基本盤就比共和黨要大，因為共和黨主要是白人，基督教徒，相對保守，但相對而言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選情對民主黨是更有利的。
綜合所有這些因素來看，目前我個人感覺賀錦麗勝選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當然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搭檔萬斯確實相對活躍，接受的採訪也多，但是接受的採訪越多，失誤也就越多。尤其他的搭檔萬斯很多時候總拋出一些讓人震驚的具體政策細節，然後特朗普又出來否認、或者說還沒有考慮好這個問題。另外，美國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的否定的聲音也在不斷上升，但我認為特朗普不可能像拜登一樣主動退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基本的預測是賀錦麗當選的可能性會更大。
中評社記者：因為賀錦麗目前在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方面著墨不多，您怎麼看待她這方面的態度或者說立場，是不是我們常說的，她和拜登政府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
宋偉：目前來看，她還沒有出台關於對華的一些所謂具體的政策細節。我覺得從她目前表態來看，還是基本延續拜登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就是所謂的跟中國展開“激烈的競爭”，但是防止這種競爭演變成為軍事衝突，這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思路，用拜登的話來說就是“要給中美關係要設立一個護欄，兩輛車子可以不斷競賽，但是要有一個護欄，不要相撞。”
目前來看，賀錦麗應該會延續拜登政府時期對中國的基本戰略。第一，對華是一種強硬的戰略姿態，而且通過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團結美國的盟友以及中國周邊的國家，給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第二個方面，美國也會想辦法去管控，就是說中美關係中盡可能不要出現一些直接的軍事衝突。第三就是賀錦麗應該還會繼續突出價值觀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因為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致命弱點，在目前的國際政治氛圍之下，價值觀的作用越來越上升，通過突出她堅持所謂的美國價值觀、支持美國的盟友、支持民主這些方面的立場，可以為她爭取到更多的選票，所以可想見賀錦麗的對華政策將會是更加強硬和意識形態性的，但這個強硬不會突破拜登時期設定的底線，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目前來看大體上可以是這麼去預期的。
中評社記者：我們看到賀錦麗的副手沃爾茲其實也懂一些中文，他也曾經在中國教過書，有些人也說賀錦麗選擇他當副手也是可能有對華稍微溫和一點的考慮，您怎麼看？
宋偉：沃爾茲我關注的不是很多，他應該是很保守的人，我覺得，對政治家的政策來講，不能過度去關注他的個人經歷，就算他在中國教授英語時過得很愉快，但是畢竟過去好幾十年了，整個國際環境和他所接觸的信息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方面不用賦予太多的重要性，不管是誰上台都改變不了中美關係這種高度緊張的關係，以及美國打壓中國這種大的發展趨勢。
中評社記者：那麼我們做一個假設，假如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的話，您覺得2.0版的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可能對中國存在的潛在的負面影響有哪些？
宋偉：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話，我覺得對中國或者對中美關係來講可能在兩個方面有直接的負面的影響。第一個就是經貿關係上，雖然特朗普政府現在沒有公布正式的政策文件，但是他承認他們已經討論過，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60%的關稅，這個可能我們覺得比較瘋狂，因為會中斷雙方的正常貿易關係。美國還有大量的東西要從中國進口，每年進口超過5,000億美元，如果徵收60%關稅，對美國國內的消費者、美國的貿易商、生產商都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對中國來講也會產生比較大的負面影響，因為美國還是一個非常大的終端市場。
第二個我比較擔心的一個問題，特朗普在上屆離任之前，他和他的同僚一直在力推的一個做法就是要“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開”對待，如果他再度上台的話，這方面會不會有更大力度的重啟？這個可能跟拜登政府時期會不太一樣，但對兩國關係的相破壞性是相當大的。
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話，對中國來說從整體的角度講戰略壓力會小一些，這主要是涉及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就是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會重新惡化，二個就是特朗普可能不會那麼突出價值觀的問題，中國面臨的意識形態壓力可能減少。從這兩個方面來看，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會使美國在世界上重新孤立，對中國的圍堵壓力會減小。
兩岸關係不容樂觀 美國繼續“戰略模糊”
中評社記者：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我們現在也看到賴清德就是一個頑固的台獨分子，美國也是又通過了新一輪對台軍售，兩岸關係的前景非常嚴峻，不容樂觀。對此您怎麼分析？
宋偉：兩岸關係確實不容樂觀。一個就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美方不斷加強對台灣的支持力度，甚至在有些方面不斷突破原來的底線，以前是不賣進攻性武器的，現在賣，也明確了在台灣所謂的駐守軍事人員，美國的《台灣旅行法》也解除了美國高官訪問台灣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的支持確實很大程度上給“台獨”勢力撐腰打氣，從而也導致島內的“台獨”勢力有所抬頭。
但是第二個方面，美國因素雖然確實很麻煩，但至少在中短期內，有美國因素的存在其實對台灣當局的選擇來講還是會形成一個比較大的制約。儘管美國可能也支持台灣拓展更多的國際空間，使得他們蠢蠢欲動，但是只要美國不明確點頭支持“台獨”，那麼台灣當局就不可能正式“台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因素一方面是一個消極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積極因素。只要中美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些基本共識，那麼台灣問題就不會形成特別大的麻煩。我覺得達成基本共識應該是不困難的。
中方可以反復去跟美國方面表明，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如果台灣宣布獨立，跨越中國的紅線，中方一定會使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這是可以向美方明確說明的，而且我覺得美方應該很好理解中國的原則。只要美方也願意繼續明確堅持“不支持台灣獨立”，那麼在中短期內來講，台灣問題就不是特別大的問題。如果台灣問題造成一場戰爭，美國必然會捲入，和中國發生一場大規模的衝突，這會破壞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根本利益。美國目前的根本利益還是維持現狀，所以只要雙方都接受這樣一條明確的政策紅線，就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中方還可以向美國方面去反復說明“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但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這一點常識，我覺得這句話美國人應該能夠聽得懂，也能夠接受，即涉及到台灣的問題，對中國大陸來講都非常敏感。如果有一天在美國的支持之下，“台獨”勢力冒險，那也不符合美國的核心利益。我們要反復講清楚這一點。我們的競爭可以在別的領域進行，但是不要在台灣問題上玩火。另外，對大陸來說，也要考慮到台灣島內的民眾情緒和態度，一當面，我們不能操之過急，因為“親美和中”是台灣民眾的主流，大多數的民眾並不希望迅速獨立以至於招來滅頂之災。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重心還是怎樣去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扭轉他們對大陸的看法，這可能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
中評社記者：您是否會擔心賴清德可能也許不受美國的管控，從而造成更大風險？
宋偉：目前來看賴清德這種親美的傾向還是非常強的，他的內心可能確實有比較強的“台獨”傾向，但是因為他是個政客，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他不太可能完全不顧及美方的意見。因為不管怎麼樣，大陸和台灣的實力對比在這擺著，就算有美國的支持，大陸的整體實力肯定遠強於台灣。在這個情況之下，不公開宣布獨立，適當約束自己的行為，對他來講應該是一個相對理性的選擇。
正如剛才我提到的，台灣問題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如果是台灣挑釁導致的大陸的攻擊，美國國內會有美國一定要出兵參戰這麼強烈的情緒嗎？因為長期以來美國民眾都不支持美國直接捲入戰爭，在俄烏衝突上我們其實已經看得很清楚，大部分美國人或者至少相當一部分美國人肯定還是比較保守的。其實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民意也差不多，是否支持美國直接參戰，還是一個未知數。如果是台灣方面主動挑釁，美國國內這種反對直接參戰的情緒和壓力就會更大。賴清德或者“台獨”勢力鋌而走險這種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但是他們應該也不想面臨滅頂之災。
中評社記者：所以其實美國國內也有“棄台論”，台灣社會也有“疑美論”，您對此怎麼看？
宋偉：確實有，雖然不多，因為我們知道在美國國內有《與台灣關係法》，還有所謂的對台灣的“六項保證”，所以它是以法律形式確認了美國對台灣的這種義務，從這個角度來講，“棄台論”的聲音並不多，但是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一點，例如台灣方面主動挑釁，然後戰爭爆發，美方是不是一定要去要參戰？美國是否要幫助台灣獲得獨立？“棄台論”的回答是否定的。這種論點的根源就是很多人認為台灣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沒有必要為台灣付出那麼多，但這種聲音在美國目前不可能成為主流，它主要是涉及兩個方面的原因。除了我剛才講的法律規定的義務以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價值觀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一直以來，美國把台灣作為一個所謂的民主典範，它不僅是美國一個重要的盟友，更重要的它是一個所謂“亞洲民主”的典範。如果美國放棄台灣，美國國內肯定會質疑當局是否違背了美國的價值觀。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現實主義的考慮，可能會產生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如果美國把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當作交易的籌碼，這對美國和其他盟友的關係可能會產生巨大的衝擊，它會涉及到美國戰略信譽的問題。無論如何，對於美國來講，他要表明他對台灣是有承諾的，他不會放棄台灣，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來講，他又必須讓自己的政策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不能明確承諾是不是會出兵參戰。所以美方經常講對台灣有“堅定的承諾”，但是不會明確這個承諾到底具體到什麼程度，總體上還是會保持一種模糊狀態。這種模糊性肯定會讓台灣不放心，會覺得承諾不徹底，沒有保障，所以台灣內部也會有所謂的“疑美論”。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其實這給了三方一些回旋的餘地和空間，目前來看，使事態維持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也是一件好事。
中美位置競爭取決雙方發展速度 兩國應求同存異
中評社記者：我拜讀過您的文章，您說目前中美之間出現了位置競爭，這種位置競爭導致雙方的戰略競爭，我覺得這個觀點特別有意思，所以想請您具體再談一談，現在中美之間的位置競爭似乎是沒法避免的，我們應該怎麼應對？
宋偉：位置競爭很大程度上是客觀的。從目前來看，實力位置的競爭是中美戰略競爭的根源，它取決於中美雙方發展的速度。目前來看，在應對這個實力位置的競爭時，從中方的角度來講，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注意在肯定自己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客觀講自己的不足，講中美之間還存在著比較大的實力差距。雖然美國人不一定完全接受，但是這種客觀、謹慎的態度，一定程度上能減輕這種實力競爭的激烈程度或者一些不必要的擔心。按照現實主義理論來講，很多時候我們把敵人的實力想得更強一些，而把自己反而想得相對弱一些，真正發生衝突的時候會更有把握，因為國家間存在信息的不對稱性，彼此不知道對方的真正實力。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相對謹慎謙虛一些是比較好的。
同時，實力和安全不是完全對應的，不是說實力越強就越安全，在一個國家變得越來越強的過程之中，可能會造就越來越多的敵人。我們當然要增強自己的實力，但也不能過分誇大，引起一些國家不必要的擔心和恐懼。還有，國內的一些極端民族主義、極端排外主義情緒會給國家政策施加更大的壓力，導致政策回旋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實力位置的競爭雖然說是一個客觀的、不能避免的趨勢，但是在短期內怎麼樣去減少它的烈度，怎麼樣去盡量緩和這種競爭關係，還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二個方面的競爭就是所謂的領導權的競爭。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希望獲得越來越多的發言權、決策權，因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做的貢獻越來越多，所以我們要推動國際秩序更加平衡。這是沒問題的，而且也會得到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對領導權的競爭方面，中方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是否要突出爭奪國際領導權的話語——凸顯“領導”這兩個字，這可能是需要注意的。我建議，更好的表述是“倡導者”，因為在國際事務中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力，應該成為很多全球治理領域中更重要的倡導者。為了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我們要明確是希望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發言權，不是要成為所謂的世界領導者。近幾年，中國官方也反復地說中國不是要取代美國，我們需要讓美國方面對此有更準確的認識。
第三個方面就是規則位置的競爭。規則位置的競爭是一個很敏感的領域，也是現在美國對中國進行打壓的一個核心原因，因為美國覺得中國想要另起爐灶、構建一套新的規則。美國經常指責中國破壞規則，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實際上在這個方面，我覺得中美雙方應該坐下來去仔細討論在不同領域的規則構建問題，求同存異。我們各自到底想要建立什麼樣的規則？哪些規則對我們都是有利的？哪些規則是需要改革的？這個方面不要把中美完全放在一個對立面，其實中美兩個國家都是大國，他們在國際規則方面應該天然的有一些共同性，比如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問題、自由貿易問題、航行自由問題等。其實很多時候中美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相互交流時不要只是泛泛地談一些原則性的東西，而應該一項一項地對具體規則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這才能讓彼此互相瞭解，繼而達成更多的共識，求同存異，減少規則上的競爭。
中評社記者：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舊金山峰會後，中美兩國在目前止跌企穩的大背景下，您對兩國關係穩定前行有什麼樣的意見或者是建議？
宋偉：第一，中美雙方不要讓意識形態的爭論成為兩國關係中的焦點問題，因為意識形態的東西是爭論不清楚的，它涉及信仰層面，也涉及彼此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雙方可以去冷處理，而應該聚焦於這種國家間關係的具體事實、具體問題、具體爭端，例如實實在在的貿易問題、南海問題或者台灣問題。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可以大大改善雙方的雙邊關係氛圍。假設美國執意拿這個問題指責中國，中國就進行一個事實核查，列舉事實和數據，但不要讓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變成相互的攻擊並進而加劇雙方的敵對情緒。
第二，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一定要求同存異，重點是求同，去尋找共同利益，去發現共同規則，提出一些共同方案。在很多問題上我們都可以想辦法聚焦於雙方的共同利益，共同話語，這樣會開展一些實實在在的合作，例如聯合反恐、禁毒，不要老談衝突爭端，更重要的是要聚焦於雙方可以具體合作的領域。
第三，中美雙方應該彼此明確自己的底線，甚至可以公開說出來，這很多時候取決於領導人的魄力，也取決於雙方的互動情況。短期內雙方可以釋放出一些明顯的信號使局勢降溫，比如說，我們都不把核武器對准對方，雖然說它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實際意義，但其實它就是一個很明確的想改善關係的信號，這是很重要的。還有就是讓雙方明確明白對方的底線，這一點也很重要。
（此專訪為中評社2024年中美建交45周年深度系列專訪之一，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
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宋偉（中評社 馬一鳴攝）
中評社國際部主任郭至君在人民大學明理樓專訪宋偉教授（中評社 馬一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