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概念與偷換概念
「一國兩制」之下，中央與特區關係可以說到現在還在探索之中。一方面，雖云《基本法》已經就此定了框架，但是至今李柱銘之流依然堅持香港擁有「剩餘權力」，除了國防、外交之外，中央一概不管。事實上，「剩餘權力」是聯邦和邦聯等制度的概念，源於各本來是獨立的邦國，把部份權力上繳給聯邦或邦聯政府，沒有明確上繳的剩餘部份，在美國便歸州政府，並非聯邦政府所有。李柱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剩餘權力」，當時便被駁倒。因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在英國歸還主權給中國政府之後，中央再通過《基本法》，把一大部份權力下放給特區政府。在《基本法》沒有明確下放的權力，全部為中央所有。但是反對派從來都不注重《基本法》，隨意用某些人的「法律權威」地位，順著某些群眾故意胡說八道，而傳媒又廣為傳播，謊話說了多遍，便好像成了真理，一波接著一波地不斷沖擊「一國兩制」的底線。
類似的夢囈最新版本是「香港是飛地」和香港享有「次國家(subnational) 地位」。「飛地」(enclave) 是於外國屬土內之土地，一般的理解是跟殖民地差不多，如回歸前澳門在英語報導時一般稱之為葡萄牙飛地，中文則極少用這名詞。港澳回歸多年，竟然還是「飛地」，豈不奇哉怪也！再說，今天香港如果是「飛地」，究竟是那一國的「飛地」？反對派拋出一個偏辟名詞，主流傳媒中沒有反駁的聲音，慢慢又可蒙混過關了。至於「次國家地位」，則更具創造性，不知出自何經何典，不但《基本法》所無，連正規的英文字都不是。不過因為源於大學教授和行政會議成員，當然有其「權威性」了。於此可見，反對派是不會放棄，千方百計的要把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名義之下，改變為獨立政治實體的。他們與台灣的獨派，本質上毫無分別，行動上互為犄角，都是為了要從母體分離。
「釋法」與「干預」
在另一方面，中央對「一國兩制」具體如何實施，也作了十分曲折的探索。一開始，因為「一國兩制」於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提出時，許多港人信心不足，怕共產黨干預，中央決策層很多也認為「一國兩制」的體現，就是對特別行政區不干預。針對這種看法，鄧小平大不謂然，於一九八四年就指出「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現在看起來，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會有秩序地度過十三年，十三年之後，會有秩序地度過五十年。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爲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體分析。」
回歸之初，人心未定，中央的指導思想是盡可能不管，「少管就是管好」。九七年八月底，特首董建華在深圳首次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會面。廖暉表示：「國務院港澳辦將幫助溝通特區政府同中央政府、中央各部門和各地方的關係，做好守門員、聯絡員和服務員，為特區政府，為香港公眾服務。」這番話很形象的反映中央的政策，開始時更守得像鐵門一樣，甚至連遊客也不准來港，弄到旅遊業叫苦連天。
回歸至今，反對派認為中央對香港進行干預的事例，是人大多次釋法。他們甚至在各種不同場合，不停要求人大承諾以後不再釋法。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進行過兩次釋法和一次決定(一般通稱為三次釋法)，分別為九九年六月就居港權事件，規定港人內地婚生子女出生時，父或母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才享有居港權；第二次釋法，出現在二○○四年四月。基本法附件規定，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及備案。當時，「二○○七年以後」是否包括二○○七年，「如需修改」是否一定修改，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爭論。結果，人大裁決，前者定義包含二○○七，後者應理解為「可改可不改」，○七○八可擴大選委會和增加議席，但不實行普選。○五年四月第三次釋法，補選特首任期明確為「剩餘任期」。
這三次釋法，都是對香港政治和社會發展十分必要和有利的合法行動，而且都是應香港要求而作出的，實際上難以理解為干預。事實上，世上有明文憲法的國家和地區，即使是英語普通法系國家如美國，都有釋法機制，而且大都由立法機關擁有最後解釋權。反對派在此大造文章，並非無知，也不是無理取鬧，而是有系統的打擊中央權力，目標是如以上所述，要達到獨立政治實體的地位。中央對於釋法，一方面是堅持依法行事，同時對無理的反對，堅持對話和寸步不讓。問題是香港主流傳媒的話語權長期為反對派所壟斷，再加上他們的一些只懂英國式普通法的「法律權威」有意的扭曲，中央合法、合情、合理的釋法行為，在香港反而成了理不直、氣不壯的「干預」。
這種正氣不彰的不正常狀態如不糾正，是非黑白便會長期顛倒，香港的社會氣氛不可能正常，這反而是中央應該積極進行干預的地方。到今天，問題已經十分明顯和嚴重，要考慮的並非要不要干預，或者應該與否，而是如何依法干預。許多人一聽到「干預」，便聯想到行政干預。這是《基本法》所不容許的，而縱使在內地，輿論講求導向，行政干預日少，也日趨失效。在香港，輿論導向並非事事微調，因為中央除了自己在港兩份銷量不高的報紙之外，根本不可能進行微調，而且這樣做是主流社會所不接受的事。要扭轉香港社會病態的風氣，並非簡單的輿論導向，而是正面向香港廣大市民作統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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