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兩岸處於嚴重對抗狀態。進入九十年代後，面對台灣分裂勢力的發展，大陸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打擊台獨，爭取統一的行動。由於一些失誤和行動上的急於求成，被台獨政客惡意曲解，致使台灣民眾認為是沒有足夠的善意和尊重，造成了一定傷害與撕裂，成為新的“悲情”。
“台灣意識”的優越形態
“台灣意識”的第三種形態是它的優越形態。這是台灣當局和台灣學者在提及“台灣意識”時刻意回避但事實上又無所不在的形態，歷史上的“皇民心態”就包含有某種優越感，在台灣取得“台灣經濟奇蹟”與“台灣民主”之後，加之某種程度的文化優越感，台灣意識中的優越形態凸現了出來。
台灣被日本割佔後，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進行了一些殖民建設，由於經濟發展基礎較好，加之條件優越，到光復時，台灣的平均發展水平超過了大陸。在這個背景下，一些台灣民眾的“皇民意識”開始發酵。在這些人看來，中國代表的是落後，日本及其統治下的台灣是先進的。一些“皇民”自詡為效忠天皇的子民，瞧不起中國的“骯髒落後”。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出於反共的需要，並沒有對這種“皇民意識”進行認真清算，“皇民”優越感也就一直流傳了下來。號稱台灣文學代言人的葉石濤在其《台灣文學史綱》日譯本發行時說：“我真正的祖國是台灣，但我內心的故鄉是日本。”這種優越感刺激一些台灣人拼命詆毀大陸，詆毀“中國”，而對日本則吹捧有加。由此，就不難理解在象徵中國恥辱的《馬關條約》簽訂一百周年之際，呂秀蓮、邱垂貞等民進黨“立委”來到《馬關條約》簽署地日本春帆樓，“紀念改變台灣命運的歷史大事，並提醒世人，一百年前台灣已脫離中國。”
在取得“台灣經濟奇蹟”和成功“民主化”之後，台灣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相對於大陸取得一定優勢，而且，在傳統文化的傳承方面大陸要遜於台灣。只要稍加鼓動，台灣優越於大陸的“優越意識”很自然的便成為“台灣意識”的一個顯在內容。
李登輝曾經歸納出他眼中的“中國人”的特點：專制、封建、貧窮、落後、殘忍。他一度主張與大陸爭取漢人的正統地位，宣揚台灣人“比中國人還來得漢人”。民進黨執政以來，執政當局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局有意去掉“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要變成“台灣人身份”，試圖為構建新的“台灣民族”創造條件。
此外，在台灣當局竭力爭取美國保護和扶持，拉攏日本的背後，也能看到優越感的痕蹟。在台灣當局的一些人看來，接近美國不僅僅是利益和安全的保障，而且也是向“文明與進步”看齊，而與大陸統一則是與“落後和專制”為伍了。如此，去“中國化”，追求台灣“獨立”，則是“追求文明與進步”的名正言順之事了。由此，陳水扁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赴澎湖主持紀念荷蘭侵佔澎湖四百周年時，竟然贊頌荷蘭人當年入侵台灣是台灣與世界接軌的開始，“令台灣歷史寫下嶄新一頁”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慎防台獨勢力欲改造“台灣意識”為“台獨意識”
台灣民眾中存在的“台灣意識”的三種形態，為台灣當局和台獨勢力使“台灣意識”改造為“台獨意識”提供了條件。從台灣島“台獨意識”發展的軌蹟來看，台獨勢力有選擇的對“台灣意識”進行有利於“台獨”的塑造。原生形態的“台灣意識”是“台灣意識”的最基本組成部分，最久遠也最深厚。台灣之所以在與大陸經歷幾次分合，此次分離已經長達五十餘年之後，仍然能夠維繫“血濃於水”的情感，實則源於此。台獨勢力明白，要達到“台獨”目標，必須割斷這種與大陸及傳統的聯繫。要達到去除原生形態的“台灣意識”的目的，必須讓台灣民眾同台灣不同於大陸，有別於中國，而悲情意識和優越意識則是可以利用的兩個主要工具。近年來“台獨”活動的發展表明，台獨勢力從思想觀念入手，以台灣歷史上的“悲情”、現實面臨的“困境”和政治、經濟、文化上某種程度的優勢為手段，圍堵原生形態的“台灣意識”的話語空間，突出台灣和“中國”的分野，挑撥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感情，在台灣民眾中培養台灣和中國的兩個實體的概念。最終以台獨化的區域認同、文化認同、共同心理取代中國化的認同，達到其構建“台灣民族”的目的，最終走向“獨立”。
“台灣意識”向“台獨意識”的演化，為兩岸關係與中國和平統一投下了濃重的陰影。這種有意識的將“台灣意識”建構為“台獨意識”的舉動，正在割裂台灣與大陸的內在聯繫，使台灣與大陸之間漸行漸遠。讓人憂慮的是，“台獨意識”己透過歷史、文化領域逐漸進入台灣民眾的意識之中，特別是青少年的思想意識中，其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觀念已有從“中國”、“中華”轉向“台灣”的趨勢。如果聽任台灣當局的“台灣意識”建構舉動的發展，將對和平統一的努力造成極大損害。一旦其通過構“台灣意識”達到建構所謂“台灣民族”的目標得逞，中國和平統一的前景將變為不可能。因此，要實現和平統一，不僅需要從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進行努力，還需要與台獨勢力在台灣民眾中爭奪認同感、向心力，在台灣民眾中維持中國認同，此實為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一項長遠之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7月號，總第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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