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亞洲轉型國家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不同程度存在收入差別過大問題。2008年筆者第6次去越南考察時感到矛盾比較尖銳。中國也深受此問題困擾。從實際情況看，雖然GDP總量和人均GDP增長速度很快，但是與人直接有關的“兩個比重”，即“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和“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則是下降趨勢。城鄉居民、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基尼係數擴大的趨勢尚未遏止。一部分利益受損者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還有一部分雖然既有受益也有受損，但對利益損失的“憂傷”超過對改革收益的“欣喜”，加之那些在財富分配上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使現實生活中的利益矛盾比較突出。
在此情況下，亞洲轉型國家需推進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的改革，通過相應政策的制定和落實，緩解社會財富向某些方面不合理“傾斜”問題，以切實改善收益的分配。同時，針對各自國家人民群眾對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迅速上升與供給不足的矛盾，加強公共服務，盡最大可能保障國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這都是尋求市場化改革與社會公平“雙線均衡”的實際步驟。
三是注重維持變革社會中的秩序，保持社會穩定。
我在玻利維亞聖克魯斯親身經歷的動亂，促使我思考，中國、越南等亞洲轉型國家如何避免類似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所遭遇的轉軌型“內鬥”和劇烈的社會震盪？由衷感到，轉型國家在改革中，一定要有基本的社會秩序、基本的社會規範，必須保持國家的統一性和社會的穩定性。沒有基本的秩序和規範，改革無從談起，不僅經濟市場化這個“雞蛋”會被打破，而且社會公正這個“雞蛋”也會被打破。這就應了中國偉人鄧小平的一句名言：“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
在所有穩定中，最關鍵的是政治穩定。玻利維亞發生的不穩定事件，有個新情況：它不是傳統的由貧苦大眾向代表大地主大資本家的政府遊行抗議，而是由中產階層向代表農民的中央政府遊行抗議，這種情況在2008年的亞洲特別是泰國也同樣出現。關鍵是政治更迭過於頻繁，同時利益關係沒有擺平。這一新的實踐表明，轉軌期間，如果政治更迭過於頻繁，而且利益關係沒有擺平，社會的震盪就不可避免。
中國、越南、老撾等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相繼改革以來，雖然在某段時間內也曾發生過不安定的問題，但總的來說，政治上是穩定的，在推進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整體變遷的同時，並沒有出現國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盪。能做到這一點，主要源於政治路線保持穩定、領導核心保持穩定以及基本政策保持穩定。在新的改革階段，幾個國家的決策層需要繼續穩健地推進改革的進程，使之在方向上不發生偏離和波折。不久前中國提出“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三不”箴言，值得兄弟國家借鑒。
四是，注意防止“權貴”和“民粹”兩種傾向，特別是“權貴”傾向。
拉美提出在市場化和社會公正“兩個雞蛋上跳舞”是很有見地的。但真要跳好，根據觀察，在改革操作中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止兩種現象：一方面，要推進經濟市場化，但要防止“權貴”；一方面，要尋求並實現社會公正，但要防止“民粹”。無論是“權貴”還是“民粹”，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都是不利的。
拉美實踐表明，這兩者現象是互為依存、惡性互動的：上面越“權貴”，社會越“民粹”；社會越“民粹”，上面越“權貴”，甚至可能會集權。從一定意義上說，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實行的集權（“刺刀下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對此前社會上“民粹”情緒的反彈和壓制。正因為社會黨人巴切萊特總統對“權貴”問題有切膚之痛，所以智利才採取嚴厲的舉措，懲治出現的腐敗問題，並取得一定成效。
中國、越南、老撾等亞洲轉型國家在推進經濟市場化改革中，也應注意防止“權貴”問題。這集中表現在如何擺脫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束縛，以及嚴厲懲治腐敗。同時，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也不要“吊人之胃口”、把群眾引入“民粹”的誤區。但二者相比較，主要是防止“權貴”問題。當改革進入新階段之後，能否避免兩種傾向，是一個關乎改革全局的重大問題，值得重視。
註釋
1)聖克魯斯市是玻利維亞東部省份聖克魯斯省的首府。該省在全國面積最大，盛產石油天然氣，主要為歐洲移民後裔。
2)卡洛斯·梅薩山：《執行自由市場的優劣》，“企業組織國際網路第22屆年會”報告（2008年9月12日）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