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廣中華文化，已是兩岸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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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統合學會的成立，乃是有鑑於兩岸經過了長久的隔絕，雖然這一年來快速地邁向和解，但因為此一和解多數仍只是在經濟等的物質層面，而在認同等等政治、社會、文化、心理層面，兩岸其實仍在分的格局與趨勢之中，是以我們覺得此一“和”的局面並不必然導致兩岸“合”的結果，甚至從趨勢上來看，它更有導向“和平分裂”的可能，換言之，兩岸若沒有更多的作為來改變此一趨勢，則目前的和解仍然可能釀成未來的危機。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來推動一些可以促進“合”的工作。
兩岸統合的推動，消極上固然是意在防止兩岸從目前的和解局面逆退回去，但更積極的面向，則是著眼於由於兩岸長久的隔絕，彼此的陌生感不太可能只憑藉目前的交流方式，也就是握握手，聊聊天，作作生意等等，就可以化解，它有賴於某些更制度性的方式，才真有可能讓彼此完全在不同背景中成長的社會，逐漸融合在一起。因此，我們想要推動所謂的統合，乃不同於平常中文所謂的整合，我們所說的統合，乃特指是通過某種制度上的安排，以藉制度性的推動力，來創造彼此合作互動的新模式之謂。
這樣的概念，當然是參考了某些歐洲統合的經驗。我們認為歐盟的形成背景雖然和兩岸問題非常不同，但它所創造的成員互動模式卻極可寶貴，正是通過他們所發明的共同體模式，而讓許多根本是世仇的成員，可以在某種新創的體制中逐漸化解敵意，並促成了雙方的發展。我們覺得，唯有通過類似的方式，才能真正“內化”地讓兩岸“趨同化異，共創雙贏”。而本文正是想根據這樣的方向，來提出一個我認為政治敏感性沒那麼高，但又切合兩岸現勢與未來融合之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以目前的條件就可能做到的構想。
張亞中教授曾在論〈兩岸統合的路徑〉一文中（《中國評論》，2009年4月號），提出追求兩岸統合的七個夢想，其中第一個就是“文化統合”。本文即從“文化統合”著手，由“文化共同體”的層面切入，來談談兩岸共組“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的可能性。
構想背景
（一）緣起
從1949年以後，兩岸的中國人在社會層面上便展開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現代化實驗，但不管是採取著資本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某種意義上，其實都是帶著一些反傳統文化之因數的。但是隨著大陸文革的展開，台灣很快地選擇了“尊孔”作為政治符號，以對抗大陸的批孔揚秦，於是台灣幾乎同時展開了所謂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當然，這種純然基於政治需要的文化運動，其思想深度通常都是膚淺的，因此它並沒真正產生對中華文化具創造性的貢獻。但是由於這個運動所賦予的合法性，使得在台灣始終與官方儒學處於某種對抗之局下的民間儒學，倒是蓬勃發展，這讓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中華文化在台灣始終存在著盎然生機。而在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過程中，許多研究也都認為這股盎然的生機正是導致台灣能成為四小龍之首的主要力量之一。
而另一方面，大陸文革時期固無論矣，即使文革結束後的很長時間內，傳統文化依然是帶著資產階級毒素的禁忌。這也就是說，中華傳統文化在大陸是被自覺地揚棄了大約五十年。我們試想，五十年，這半個世紀之遙，該是有幾代人呢？換句話說，經過了這麼長久的時間，某種程度上，傳統文化已經被淘洗得差不多了。而文化發展的規律常是如此，亦即在這種淘洗下，除了某些碩果僅存的遺老之外，留下來的常只會是一些這個文化裡的糟粕，或者只是一些慣性的、非自覺的文化形式而已。
但是誰知道，世事總是如此弔詭，兩岸隔絕五十年後，中華文化在兩岸的命運居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掉轉。先是，台灣在蔣氏父子之後，李登輝開始將國民黨政權本土化。而為了推動本土化，李登輝逐漸在文化上開始去中國化。這樣的動作開始時是不明顯的，但越到李登輝權力鞏固後就越清晰了。可是李登輝當時畢竟還頂著中國國民黨主席的帽子，所以做得還不算過分。無論如何，他還曾頒“總統文化獎”給新儒家的舵手－－我的老師牟宗三先生，他自己也還喜歡學易經。可是到了扁政府時代，這一去中國化的工作便舖天蓋地地展開了（關於這點，請參閱《中國評論》，2009年8月號的拙文〈國族建構與台灣前途未定論〉）。扁政府主要通過教育手段，逐漸把中華文化從台灣下一代的腦海中給抽掉，這手段雖不像文革那麼激烈，但還真是有幾分神似。
可是相反的，大陸卻從20世紀末，開始逐步展開了由下而上的一些文化反省。黃光國老師的大作〈建構儒家文化共同體，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詳見《中國評論》，2009年9月號）一文中，便曾詳述了這個過程。黃老師歸納了此一反省的一個重要內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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