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理論視角分析了處理中日關係應採用何種機制，指出處理方式既要符合中國的總體長遠利益，也要有益於泛東亞區域合作，還要有助於培養東亞認同意識。這才是中日長久和平友好之道。
國際政治學的分析
處理中日關係，不能就事論事，或限於考慮眼前的得失，而應當將之放在一個更大的宏觀平台上來衡量。也就是說，處理方式既要符合中國的總體長遠利益，也要有益於泛東亞（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區域合作，還要有助於培養東亞同意識。
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看，筆者以為，處理中日關係不能只用現實主義的視野，而應超越現實主義，即，綜合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三種視野來平衡地處理包括日本「入常」在內的中日關係的方方面面。
一、現實主義注重權力與安全，比較看重在一時一事上的相獲益（relative gains）。從現實主義的視野出發看問題，很容易推出：日本「入常」是中國在對付日本上少數可打的牌之一，應該充分利用，而以日本現在的德行，中國應該動用否決權防止日本加入。對此，筆者的分析是：
（一）根據聯合國憲章，很難推出現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這一問題上具有否決權，尤其是在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之後。中國目前的表達也僅僅是在聯大會議上投反對票和「不希望看到聯合國因此陷於重大分裂」。至於「中美聯手阻止四國入常」，其內容和程度並不明確，但肯定不是「不惜代價一定要阻止」，而很可能是「花一定力氣力延緩這一過程」。「增常」是大勢，中美在「贊成具體實施方案」上的條件不同，這一聯手所能發揮的作用肯定存在，但可能也有限。
（二）眼下，非盟否決了四國聯盟的讓步方案，雙方在一個月內達成新妥協方案的可能性不大。但安理會擴大要實現，四國集團與非盟達成妥協很可能仍是必過的一環。其以後的共同提案獲得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可能性較大。中國「花一定力氣」的效果是否足以防止非盟與四國集團達成新的妥協方案？
（三）日本「入常」對美國利大於弊，美國也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入常」。日本在必要時可能會脫離四國聯盟──近百年來的國際關係史標明，更換盟友是日本的拿手好戲。
（四）單靠「團結謀共識」聯盟不易阻止決議的通過，而中國如果出面「挑頭」，將有違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總體戰略。日本「入常」問題不屬於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中國不必在這一問題上與日本攤牌。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是合作共贏，比較注重經濟利益。在全球區域化日益明顯的今天，泛東亞（包括東南亞與東北亞）目前的相對「弱整合」（weak integration）狀態愈益不合時宜。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日全面合作是泛東亞區域一體化的關鍵，如何克服現有的那些障礙走向全面合作是中日兩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一九七二年建交以來，官方在處理兩國關係時大致上都遵守了這樣一條準則：對有爭議的問題持克制態度，不使之走得太遠；盡力發展雙方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並使經濟利益盡量不受政治關係波動的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日本常常是雙方政治關係波動的原因：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釣魚島、東海等等。且不說日本對二戰的反省達到德國的程度，如果沒有上述這些日本方面引發的兩國矛盾，中日關係乃至泛東亞合作遠不止是現在的水平。但日本九十年代以來的基本面是：政黨政治總體上走向保守，社民黨、共產黨等在野力量轉弱，兩黨政治初步成型，而民主黨與自民黨的政治理念日益接近，右派勢力增強：民眾中對華有好感者下降：年輕一代議員「歷史意識」在淡化，多數主張擺脫歷史「包袱」，使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獲得與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政治地位：認定緊跟美國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在亞洲「領先」了百年之後，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不適應，尤其是自身經濟又經歷了十年停滯；想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又發現力不從心，「回歸」亞洲的程度和步伐也需看美國的眼色；對二戰的記憶，受害者意識強於加害者意識。
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日本。中國的應對之道大致有這幾種：全面對抗、與之井水不犯河水、利用日本發展自己、與之全面合作共同發展。「全面對抗」只適用於戰爭時期；「井水不犯河水」對於和平時期的兩大鄰國根本做不到；「全面合作共同發展」是理想狀態，現在還未達到；「利用日本發展自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內容，其效果有目共睹。就經濟角度而言，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需要大於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原因主要是：發現中國家提供的產品、條件等比較容易被替代。中國還需要更多地利用日本來發展自己。當然，日本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也日益上升，中國已是日本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其中一半是日資公司的產品）。這就決定了中日兩國互有需要，兩國不大可能在日本入常問題上徹底攤牌，關鍵提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條件。
三、建構主義不否定物質力量的存在，但更注重共有意識（shared idea）的作用。它探究利益是如何產生和被確定的，認為國家利益不是固定不變的，溝通和善意的表示有助於消除誤解、達成共識、進而形成共同體感（weness）。它主張通過溝通與妥協來擴大共同利益、培養共識、塑造集體身份，因此，與現實主義的「靜態」歷史觀不同，建構主義相信人類的進步、認為「世界國家」的實現是可能的。
東亞一體化程度較低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區域內國家的共同體感比較弱，缺乏足夠的信任度；某些國家與區域外國家的共同體感更強、物質聯繫也更密切。
常被提到的一個現象是：中日兩國民眾對對方的好感現在比一九八○年代降低了，而且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這確實說明兩國民眾的共同感變弱了，不利於兩國乃至東亞區域合作。但地理、文化、宗教、經濟、膚色等因素將長遠地影響著兩國共同體感的形塑，這是長期的基本面，將蓋過前述一九九○年代以來的短期基本面。與好感度下降成鮮明對比的是，兩國大部分民眾承認對方的重要性、兩國應當發展友好關係。也就是說，兩國發展共同體感的基礎確然。
所以，可以考慮中日間建立副總理級定期會晤機制。中國在與俄羅斯建立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後，最近又與美國建立了高級的官員的定期會晤機制。其實，像中日這樣「政冷經熱」的大國間更需要建立高級別的定期會晤機制，以期縮小兩國政治關係波動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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