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運動不僅是香港泛民主派之“民主回歸論”的極限發揮，更是香港法治權威性由盛轉衰的分水嶺。這種盛衰變奏，不是指香港法治喪失基本的規制能力，而是指香港的“違法性禁忌”被打破，公義理由可以支持違法，運動無罪，造反有理，法治進入了一個與“泛政治”氛圍相糾纏的複雜時段。戴耀廷將“公民抗命”引入香港，自身及其擁躉或以“盜火者”自居，但對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而言，尤其是對於香港法治而言，則有著長遠的結構性損害。
一、前言
“占中”並不如煙。占中運動不僅是香港泛民主派之“民主回歸論”的極限發揮，更是香港法治權威性由盛轉衰的分水嶺。這種盛衰變奏，不是指香港法治喪失基本的規制能力，而是指香港的“違法性禁忌”被打破，公義理由可以支持違法，運動無罪，造反有理，法治進入了一個與“泛政治”氛圍相糾纏的複雜時段。這一切都與戴耀廷有關。在戴耀廷之前，香港的政治精神與公共文化中並沒有所謂的“公民抗命”，香港法治在“一國兩制”與普通法的平衡體系下運轉良好，香港人的繁榮穩定與自由權利得到充足保障，其國際排名和聲譽穩居前列。戴耀廷將“公民抗命”引入香港，自身及其擁躉或以“盜火者”自居，但對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而言，尤其是對於香港法治而言，則有著長遠的結構性損害。戴耀廷並非曇花一現，在後占中時代不斷以“選舉工程師”身份，通過“雷動計畫”、“風雲計畫”等掌控香港反對派的選舉協調尤其是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競逐。在2018年4月初的台灣“五獨論壇”上，戴耀廷更是以中國崩潰、香港建國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思路，並將香港民主化與反國家專制重新連接，刺破“一國兩制”的內在共識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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