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廓清“愛國者治港”的底綫忠誠標準之後，香港民主政治的競爭法則與競爭秩序就必然是圍繞“賢能”展開的。“忠誠反對派”中也會有“賢能”，也會獲得新制度的機會和激勵，從而成為香港管治體系的有效組成部分。建制派必須走出單純的“忠誠”優勢和依賴，在反中亂港者出局後的新生態中，一方面自我檢討和發展能力，刷新社會形象和民意認受性，另一方面需要面對國家更高的“賢能”要求及“忠誠反對派”進場的正當競爭壓力。新制度是一種更強的政治競爭與問責機制。因此，新制度也意味著建制派的政治新生，賢能者上，非賢能者下，促進正向政治競爭和管治體系優化。
2019修例風波，香港“極亂”，機場、地鐵、街道、商場、學校乃至於立法會、政府總部、警署等，處於一種本土恐怖主義的暴力威脅之下。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但其自治能力無法應對這一暴亂。2020年以來，香港國安法決定性推動香港“由亂返治”，治亂之要在“一國”。2021年，中央主導香港選舉制度改革，以“愛國者治港”為根本原則檢討和更新香港治理秩序。國家安全和民主，作為香港回歸以來之整體治理秩序的兩個支柱，最終都是在中央主導和制度塑造中涅槃重生，這深刻說明了一個道理，即“一國兩制”是一個在法理規範和治理秩序上的整體，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是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及國家利益的首要憲制因素。
在國家安全與民主兩個關鍵領域的中央改制，是“一國兩制”的內在轉型，是治理體系重心從“兩制”向“一國”的決定性轉移，可謂“一國兩制”內在演變的2.0版。無論是合法性，還是必要性，這一轉型都勢所必然，勢不可擋。新治理秩序對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提出了重要的考驗命題，需要各自適應。在這一新秩序下，建制派的“賢能化”和非建制派的“忠誠化”是兩個有所差異但同步發生的政治調適命題。在由中央介入并以法律形式解決了“愛國者”的底綫標準問題之後，香港治理秩序有望進入一種更具民主回應性、多元競爭性與政治問責性的全新階段，香港的繁榮穩定及香港在國家新戰略與體制中的獨特角色，有賴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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