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響代”構成與特點
戰後嬰孩代的兒女，年齡在十五至三十歲之間，國際上一般稱為「回響代」。回響代的構成，其中一部份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移民來港的大陸人前後共過百萬。他們主要是香港底下階層男士回鄉結婚，申請來港團聚的妻小。這些新移民從基層掙扎，慢慢與香港主流社會融合，被其同化，但像所有第一代移民一樣，這些人對中國的認識和感情，跟香港土生土長的主流社會大不一樣。回響代的標記事件是九七香港回歸，發生在他們七至廿二歲之間。他們自小家裡就受到回歸後經濟長期不景的打擊，一些的父母更淪為失業率高逾百分之二十的待業中年；而他們中學一畢業，便要面對人浮於事的困難、薪金的低微、政府和公營部門同工而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超長時間工作的痛苦。他們很早就知道，今天的香港，再也不是唯我獨尊，整個中國都要依賴的下金蛋的鵝，而今天的中國，也再不是專制、橫蠻、貧窮、落後。對回響代來說，香港是個被高經營成本剝奪了生存和發展機會，失去了方向感，找不到出路，依靠中央照顧苟延殘喘的沒落城市。他們生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努力掙扎，也看不見前途。
這戰後的第三代，再沒有太多的自大，反而有著強烈的自卑感，缺乏奮鬥意志，完全喪失建功立業的野心。他們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但是由於城市規劃，區域分割，許多人十多廿年都待在一個小社區裡，連香港其他地方都很少去，大部份不想離開香港往北發展。這一代在一段時期好像是破落代的延續，可喜的是這情況正在改變中，他們陸續開始持開放的態度，投入全國化的潮流之中，準備馳騁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最近有數字顯示，香港男性結婚，有三分之一的配偶是內地人。
但是這樣一來，香港仍然擺不脫移民社會的宿命，市民無根，資源不斷往外流。戰後第一代溜走了之後，部份拿了外國護照回流找機會；第二代溜不掉，卻有一大截不安心做中國人；第三代不得不走，現在正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北上。隨著第一代老去，退出主要舞台，第三代走全國化的道路而離巢，第二代破落代逐步成為香港社會主流，他們的特癥日趨明顯和突出。
在香港的政治社會變遷中“破落代”都是輸家
隨著香港政權在九七的移交，政制逐步民主化，經濟轉型到處碰壁，香港內部資源和權力分配也在調整中，而這一切轉變，破落代至今都是輸家。如果將香港人口分為五個十五歲的組合，並假定每一個組合人數相若的話，破落代就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加上拿外國護照，不以中國為其命運共同體的一百萬人，和其他各種原因反共和反建制的，減去重疊部份，基本上就解釋了在任何時間作民意調查，都有大概四分一以上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的人數，這些市民並且也是當前反對派的群眾基礎。
他們大都沒有意志和能力去搞對抗，連遊行示威都規規矩矩的；但各自不約至同的在自己的周邊築起防衛措施，作抵制、破壞。他們大部份沒有什麼意識要打倒誰，推翻誰，只是出於害怕，要維護自己的權益，我活得不過癮，你們也休想佔我便宜。所有建制和既得利益，都成了他們針對的目標，包括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大財閥等等。現在社會上民粹意識泛濫，事無大小都要透明、要諮詢、要問責、都要求政治正確，按程序走。結果不但反對派怕字當頭、做官的也如是、教師也如是、任何人要做事都如是，整個社會都怕字當頭，從自我保護出發，互相拖彼此的後腿，內耗嚴重，無所作為。啟德機場和天馬艦舊址、西九龍填海區在回歸八年，都一直在曬太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香港的病根是破落代患了病而不自覺
香港有病，根源是破落代患了病而不自覺。有些人告訴我們，這個病的出現，是因為香港市民享有的自由沒有保障，需要以民主作保障，實行普選，其病自癒。也有人說，香港經濟不好，自然百病叢生，集中力量搞好經濟，便會藥到病除。普選萬能論固然荒謬，但起碼它知道這是心病，還須以心藥醫。另一方面，要是經濟萬能論管用的話，中央領導們就毋須花氣力去構建和諧社會了。不過如果破落代能普遍覺得個人有希望，努力實現目標，自然就少抬槓；只是當前香港這個病態社會，要回復市民的活力和朝氣，又談何容易？我們如相信經濟萬能，馬上便陷入「經濟不好，所以有病；有病，所以經濟不好」這個惡性循環之中，不知從何著手。
曾蔭權主張「強政勵治」，「勵治」是政府份內之事，但是以目前的環境，要做到議而能決、決而能行、行而能果，已經困難重重，光是立法會這一關便並非次次能過。之後能否「強政」，「強政」之後，破落代會否病態消除，還有待實踐證明。如果未能「勵治」，便追求「強政」，或者爭取兩者同時實現，更加不可能。
但是如果香港其他越來越多市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自發地拋開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無根的恐懼和敵意，摒棄無謂的紛爭，以強大的民意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去幹其應該幹的事情，以實際的成效把一大部份破落代爭取過來，回復心理健康，並且把無藥可救的反對派孤立和邊緣化；以目前香港的情況和民意的走向看來，這反而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向。
「反對派」這名稱的出現是一個好開始，而面對反對派，一定要劃清底線，我們可以爭取溝通對話，但決不能再無止境的討好遷就。只有強大的民意支持的「勵治」，才能有莫能之禦的「強勢」，橫掃各種不必要的內耗和障礙，重新活化香港經濟，讓大家都看到出路和奔頭；同時在一個朝氣勃勃的公民社會，在平和理性的氣氛中，與中央一起攜手民主化，以達致更良好的管治。中央和特區政府需要創造條件，讓香港市民能積極作建設性的參與，香港自然能轉危為安，步入穩定、和諧、發展的坦途，與全國同胞一起掌握到二零二零年的機遇期，為偉大的民族復興事業繼續作貢獻。如果繼續諱疾忌醫，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可能永遠蒙塵，更有可能在各方面成為全國甩不掉的包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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