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夢孜：“和諧世界”是中國軟國力建設的重要環節
“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哲學概念。肯定是中國外交相對理想的一個目標，也是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這麽一個重要過程之中，或者這麽一個階段，中國軟國力建設的重要環節。
中國外交戰略的全新表述
中國不斷地塑造地緣經濟格局，以擴展經濟持續騰飛的外部依託，但是同時也要爭取一些地緣政治、地緣文化層面的東西。所以，“和諧世界”應該是中國外交戰略的一個全新的表述。它既不同於"和平共處"，也不完全等同於"和平與發展"，亦不同於"小康社會"。
中國古代不乏"和"的思想，講求"和為貴"，而且對和平的嚮往一直是中國人基本的理想與期望。即使我們有了和平，但是和平也並不等於安全呀？和平也並不意味著安全，和平也並不保證安全。九一一的發生、還有非傳統安全的挑戰都可說明這一點。
而發生這種不安全的狀況，當然不是意味著和諧。
意識形態衝突降低
人類面臨非傳統安全挑戰
“和諧世界”這個思想的提出，既不同於冷戰時期，也不同於冷戰結束以後甚至九一一以後。冷戰時期是一種恐怖平衡，世界發生大戰的危險時刻都存在；而冷戰之後，美國從爭霸的角色變成了稱霸的角色，世界不得安寧，美國還是一個重要因素。九一一的發生，表明恐怖主義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在安全上，傳統的大國挑戰可能退居其次了。總之，人類追求和諧社會的目標遠沒有實現。
所以我想，“和諧世界”產生的背景，既不同於冷戰時期，也不同於冷戰後時期。那麼是一個甚麽概念呢？一個是全球化與一體化的迅猛發展，造成相互依賴的加深，人類面臨著以往很難想象的非傳統安全的挑戰。印度洋的海嘯、禽流感的流行等使人類生存受到大面積挑戰。據說，禽流感從雞到人的流感病毒傳播已經發生了，人到人的傳播也將是肯定的，避免不了的。據説，一旦禽流感發展到人與人間的傳播，美國可能會死幾千萬人。病毒還在不斷變異，結果是很難想像的。
這是第一個大的背景，國家之間的關係處在一個新的階段，面對的挑戰是共同的。
中國崛起是提出“和諧世界”的重要因素
第二，還是有中國崛起的因素。零四年中國已經超過了義大利，零五年可超過法國、英國。中國經濟在二零零五年表現得更加突出，纍積效應明顯。
中國的和平崛起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的舉手投足，對世界的影響已經很大，不少人對"中國威脅論"還是"感同身受"。我們現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也是體現一種民本思想。我個人認爲，這種民本思想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還要進步，只是我們現在還不敢這麽講。
因爲無論西方怎麽民主化，西方人也都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目前西方國家的表現，種族衝突、人權侵犯、犯罪率居高不下、失業問題等很普遍，因而未必就是"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嚴格來講，可能比民主社會還要完善一些。當然這是一個理想過程，在中國，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不等於已經建立了。
世界目前遠未和諧
我們面臨的世界，遠不是一個“和諧世界”，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現存國際體系的相關方面有一些缺失。其效率，其公正性，對落後國家的一些傾向等等，都有缺失。此次在香港召開的WTO部長會議，出現了很多抗議者。這説明，儘管推進全球化是一種潮流，但是全球化過程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被邊緣化、甚至被淘汰了，利益受到威脅。
還有，在國際權力圈方面，還是有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甚至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中國儘管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但在很多方面還是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比如我們是一個鋁製品進口大國，但有關鋁製品的定價權，我們還說不上話，因爲我們中國對鋁製品沒有定價權、影響權，每年的損失上百億美元。[賈慶國插話：中國對石油也沒有定價權，雖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進口大國。現在上海也僅僅是剛建期貨市場，還沒有定價權。]
當目前這個世界處在遠不是和諧的狀態下，我們應該有這個自信、有這個義務來反映我們自己的一些理想，而且這個理想也是符合人類的基本需求傾向的。
“和諧世界”已超越以往"大同思想"的境界
倡議“和諧世界”，表明中國外交這麽一種主動的、積極的姿態更加突出了。
中國曾經有過世界大同的思想，也曾經為這種理想去奮鬥、去對抗，這種情緒曾經非常嚴重；哪怕新中國成立之後，都有這種思想，造成了深刻的教訓和國際上的後遺症。
我們過去所講的那種“大同思想”，包括"三個世界"思想，雖然現在還有，而且也不完全是錯誤的，但現在我們更多地講文明的多樣性問題，講利益的相互交融問題，講“和而不同”的問題。中國並不是要一統天下，現在講“和諧世界”，可以說已經超越了以前講"大同思想"的境界。這在外交方面，乃是一種觀念上的重要變化。
[康紹邦插話：你剛才說的那一點很重要，就是當年是在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和平共處"。而現在的“和諧世界”，是需要交流，需要共同參與國際社會規則的制訂。應該說，“和諧世界”相對於"和平共處"，達到了更高的層次。]
從國際體系“遊離者”變成“利益相關者”
第三，中國在對待國際體系的態度方面有變化。我們過去是一個對抗者，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你搞資本主義，我搞社會主義；對於國際體系，改革以後我們想接軌，但是當時中國還是國際體系的遊離者、邊緣者。我們對有些東西的適應需要時間，也需要審視自身的環境。
現在連西方都承認，中國變了。中國從國際體系的一個遊離者、邊緣者，到與國際體系接軌，成爲了國際體系中的核心成員。
從開始願意與國際體系接軌，經過二十年，中國成爲國際體系中間的準成員、“利害相關者”。
“威脅論”可能被“機會論”取代
第四，“中國威脅論”可能被“中國機會論”取代。當然，“中國威脅論”可能還會時起時伏，但是確實有相當多的國家感受到了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機會。我們並沒有強調中國崛起就是機會，雖然曾經這麽想過。因爲對某些國家來説，中國崛起可能就不是機會，就是説，中國崛起，對世界是機會，但並不能說對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是機會。
還有就是我們從崛起的大國，變成負責任的大國。這個結論對我們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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