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訊／美國《僑報》5月24日載文《大學之門，出入有別》，摘要如下：
“大眾化時代的大學生不能再自詡為社會的精英，要懷著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和定位去參與就業選擇和競爭”，大陸教育部高官近日一席告誡，激起了大學生的不滿。
當前大陸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形勢日趨嚴峻，使民間對於教育管理當局懷有普遍的抱怨情緒，而這一困局的成因則是就業體制已然基本市場化，但高等教育卻仍沿用傳統的計畫體制——這導致大學入口放寬、但出口卻因不適應市場變化而事實上變窄。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官員力勸大學生放下身段理性擇業，可謂用心良苦。
但所謂“普通勞動者”和“社會精英”兩個概念，卻似乎提法不妥：一方面，職業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勞動者沒有普通或不普通之分；另一方面，在社會學意義上，精英與普通勞動者之間也非對立的非此即彼關係。
說到底，希望大學畢業生不要對就業薪資期望值過高，也是無視現實的：
十年寒窗苦，大學生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憧憬，本在情理之中。但殘酷的現實卻是：如今大學畢業生起薪1000元人民幣，甚至在今年初出現無奈的“零工資就業”……昔日的“天之驕子”如何不清醒？如此低的就業值還要再降，是熟視無睹麼？
所謂“以多種方式努力實現廣泛就業”，顯然是當下現實的解決方案。但以低薪“賤賣”學子，卻透露出知識的價值無從體現——照此趨勢，高等教育還要繼續“高等”麼？
自1999年以來，大陸高校擴招聲勢浩大，教育產業化的直接表現就是大學收費迅速增長，卻難以培養出社會需要的勞動者。教育當局對此失職何以不作檢討？
事實上，大陸還未奢侈到讓高學歷人才都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地步。與發達國家占人口30%的大學生相比，大陸僅5%大學生，社會需求還遠遠不夠。所謂大學生過剩的表像，真實原因在於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即當前的教育與現實脫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