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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早報》分析：中國人口政策的走向和面對的挑戰。 |
中評社香港5月30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29日載文《中國人口政策走向和面對的挑戰》，摘要如下：
不久前，中國前財政部長項懷誠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演講時，一名聽眾發問，提出中國推行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子女的政策，是否侵犯了人的基本權利。項懷誠當時婉轉地說，中國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已經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他籲請聽眾注意，更改名稱後面的政策含義是深遠的。
如果我們向後回顧，不難發現，中國的人口政策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在這個課題上最重要的落墨，是中國政府在推敲生育政策的時候，更多地考慮到以人為本的原則。
中國從19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迄今有近30年歷史，而在此之前，中國著名經濟學者馬寅初曾經極力呼籲關注人口問題。兩個世紀以前，英國學者馬爾薩斯也看到，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增長是一種沒有節制的自然增長，它將導致糧食短缺、生存條件惡化和人民貧困。可惜的是，在1950年代，兩馬的理論都遭到抨擊。
從正面來看，計劃生育使急劇上升的人口生育比例降了下來，與此同時也有利於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從1982年到2004年，中國少兒撫養比，從56.3%下降到30.3%，而中國的人口總撫養比，每下降一個百分點，據說經濟增長速度將提高0.115個百分點。
但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子女的不利範疇也是存在的。首先是中國以更快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有可能落入“未富先老”的。按照國際標準，如果年達60歲老年人的比例超過10%，就算進入老齡化社會，則中國從1999年起就已經落入這個範疇。
當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獨生子女長大就業並開始生育，也就是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期間，中國家庭模式就變成：四名老人（夫妻雙方的父母）、兩名成年人（夫妻）、一個小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收入變化不大，則成年人所需撫養的人數增加，生活品質相對下降。
其次是性別比失調。中國人多多少少還存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加上在技術上，現代醫學檢驗巳經能夠在嬰兒出生前便斷定其性別，如果大多數人刻意選擇要男不要女，結果就是造成社會的性別比嚴重失去平衡。
第三個弊端是老齡化造成社會負擔沉重，特別是在福利社會當中，或者是像中國這個社會保障機制還處於發育中的社會，對老齡化所付出的巨大財政支出，將沉重地拖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步伐。
有鑒於此，中國開始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在2003年，政策改變的跡象已經相當明顯，該年3月，中國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改名為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同時，國家計劃委員會也更名為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
次年，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全球老齡化問題主任理查傑克遜等人的一篇報告，向中國發出警訊。這份報告指出，到2040年，中國將有3億9700萬老年人，比目前德、法、意、日、英五國的人口總和還要多，其增長速度令人驚訝。另外，從現在起的35年後，中國的老年人口將是年輕人口的兩倍。
同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性別比失調的問題，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負責人也更加客觀地解釋中國的生育政策，強調中國實行的實際上是城市一孩、農村二孩、少數民族地區三孩的生育政策。中國也決心在2010年之前，將性別比降到正常的水準。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仍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口適度增長既涉及中國，也牽扯到世界，因為有限的資源所能供養的人口也是有限的。但是，同30年前比較，中國社會和經濟結構已經全然不同。如今中國有多達1億2000萬至1億4000萬的流動人口，這幾乎占了中國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在計畫控制弱化的同時，強制性的懲罰因與人本主義的原則不符而會出現矛盾。
在貧困和落後地區，且不說人們傳宗接代的想法根深蒂固，由於社會保障機制不能涵蓋這些地方，多生就成了老來保障的唯一和重要的選擇。雖然這種選擇的後果是家庭未富先老，但至少老來獲得保障是人們的重要寄託和心理安慰。在一個強調人本的社會裏，應該對這種行為模式給予理解。
在中國，城市的生育模式幾乎遵循所有發達國家走過的模式，也就是在財富增加的同時，生育率反而下降。如果將來中國的沿海和發達城市的生育越來越不成為問題，那麼現在貧困的西部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生育問題，就是一個應該提早重視的課題。
中國的困局是，從生育控制的角度來看，最需要社會保障的貧困地區（主要是農村），社會保障恰恰也最薄弱。如果在30年後中國進入高度的老齡化社會，那麼從現在起，就要為那些貧困和落後地區，在生育和社會保障方面提前做好制度準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