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為僅次於台灣的我國第二大島，熱帶海島地理環境、漫長社會發展歷程和多民族、民系組成的多元社會，孕育、發展了獨特的歷史文化，在我國地域文化體系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
一、海南文化特質
1、海南文化的海島性
海南四周環水，風浪、海流險惡複雜的瓊州海峽極大地限制了與大陸的交往，而浩瀚的南海，更成為本島與東南亞諸國聯繫的巨大障礙，所以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海南文化祇能在一個封閉的海島環境裡孕育和發展，形成自己的文化風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多次談到19世紀歐洲好些國家某部分地區由於山脈阻隔和交通不便而處落後狀態。海南島狀況也是如此。“漢刺史，唐採訪（使）皆憚於涉險”。宋代海口有兩伏波廟，“過海必禱”。蘇東坡貶瓊，“艤舟將濟，股栗魂喪”。直到交通頗為發達的明代，渡海上島的人，“稍有識者，當少知避”。海洋仍被視為畏途。至島内部，山高林密，瘴癘襲人，為少數民族所居，漢人難以進入，多數地區來往稀少，處於分割、阻絕狀態。加上後代治理海南，採取壓榨掠奪或放任自流政策，使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無統屬，自為雄長”。這種内外險阻、分割、閉塞背景下形成的海南文化特質，首先是封閉、保守的。如刀耕火種這種原始游耕文化在五指山腹地保留至新中國成立以後，至今仍有殘餘。“秦以水德王，其數用六。今瓊人行使銅錢，猶用六數，以六文為一錢，六十文為一兩，六百文為一貫。又田禾以六把為半擔，十二把為一擔，亦用六數，皆秦舊俗也”。黎族至今傳統計算方法仍然如此。鷄卜、鑽木取火、文身、不落夫家、夜寮以及古越族一些自然、神靈崇拜等習俗，在大陸上已經消失或殘存，但在海南卻長期傳承，顯示海南文化少受外來文化因素衝擊，一旦形成或從島外傳入，祇要沒有強大因素影響，即能長期保存下來。另外，海島環境，包括文化在内的一些特徵，也是大陸所不具備，因而成為其文化海島性根源之一。英國進化論支持者華萊士（A.R.wallce,1823-1913年）曾指出，因為（海島）長期孤懸海外，海峽和海洋成為一些動物或植物遷移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些島嶼在漫長的地質時期孕育了特殊的、大陸所沒有物種。或者說，大陸不可能保留的物種在海島卻得到保留；另一些物種，在海島不能保留，卻在大陸找到逃逋藪。但是，海島與大陸生態學上的不同，嚴格來說是沒有第一性意義的，因為這種不同是派生的，是以被大海包圍作為原因而產生的。這對海南文化有特殊意義。由於海南與大陸分離較早，以及生物進化原因，海南不產老虎。漢人初履島上即見“亡馬與虎”。這深刻地影響當地農業文化景觀，無虎患，牛羊可以野牧，毋需設置牛欄，與虎有關神話、傳說等精神文化在島上絕跡，這與對岸雷州半島以虎多聞名形成鮮明對照。
當然，海南文化海島性是由其地理區位決定的，它作為一個歷史範疇，在古代制約了海南文化發展。但隨著海運的興起，海南作為南海交通中樞，不斷增加自己的開放性，削弱自己的封閉性，並最終使海洋成為文化發展一種優勢。例如，宋元以來大量閩潮移民到來，並成為海南居民主體，海南文化最終仍屬大陸福佬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海島性即日趨澹薄，這已隨著近現代交通發展而越來越明顯。
2、海南文化的熱帶性
海南全在熱帶範圍内，終年高温多雨，森林密佈，古代瘴癘彌漫，人類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和挑戰。從文化也是人類適應環境的方式來說，海南文化即為熱帶環境感應的產物，亦即海南文化的熱帶性，並在各個文化層面上表現出來。為適應和利用熱帶條件與資源，海南人馴化、栽培稻、蔗、棉、椰子、檳榔，以及橡膠、胡椒等作物，在農業土地利用上呈現一派熱作景觀。為減少台風造成危害和損失，在沿海營造防護林，聚落選址於背風坡，或隱蔽於林下。誌稱島上“公私宫室不得為高敞”，一般“民居矮小，以泥甃成，亦鮮灰墁，其木俱係格木，質堅不可分割，釘不可入……皆購自黎山”。另外，聚落四周多栽種高高的鳳凰樹、無花果或其他喬木，以遮陽，減少熱輻射，調節小氣候。而五指山區黎苗族，則住干欄，上居人，下養畜或放雜物。後來也有干欄演化為船形屋、金字屋等，也與當地環境相適應。從漢代起，海南土著居民即採用貫頭衣，褲則男子為短褲式，或稱遮陽（具）布、包卵布，女則裙，以驅熱取凉，方便勞作。又普遍食粥，及時補充因炎熱而散失的體内水分；另嗜食檳榔，以達到消谷、逐水、除痰、滅菌等目的，因海南古代瘴癘比大陸尤甚，此風俗與其濕熱環境相適應。
3、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海南民居來源十分複雜，甲於全國許多地區，不但有被視為土著的黎人，而且有宋代以來遷入的海内外回民、明代苗人、漢代以來漢人，以及現屬漢族、實為壯族一支的所謂“臨高人”等。黎族内部又分侾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和加茂黎五個分支，漢族則有福佬、客家、廣府三個族群（民系）。另外，海南還有華僑華人約200萬人。這些不同民族和族群都有自己文化特質和文化風格，包括黎族文化、苗族文化、伊斯蘭文化、福佬文化、乃至抗戰時遺留的日本文化等。呈現多元文化共存、色彩紛呈的局面。僅從方言來看，海南就有12種，其中使用人口在萬人以上的就有漢語、黎語、苗語、儋州話、臨高話等。新中國成立後，尤其1988年海南設省、建立經濟特區以來，進入海南的大陸居民大增，大陸地域文化隨之更多地在島上擴佈。除了大中城市文化精英所代表的地域文化以外，更多的是打工、承包荒山荒地，從事熱作經營和城郊農業的，以江西、廣西等省區居民為主，於是江西文化、巴蜀文化，八桂文化等也在島上佔有一席之地。
海南地域有限，生存空間淺窄，然而各民族、族群能在島上生生不息，文明從未斷層而長盛不衰，這不得不歸結於海南文化的兼容性。因為文化的多元性與兼容性往往是共存的。黎族文化作為海南底層文化出現時間最早，雖然原始落後，但能適應島上地理環境，有其合理性一面，所以後來傳入的先進漢文化或其他域外文化，祇能逐步改造、融合而不能完全取代它。歷史上所謂“生黎”演變為“熟黎”和他們逐步從沿海退居山區，最後形成自己的文化保留地，即是這樣一種過程和結果。同時在一個封閉海島上，歷史上民族間械鬥固然大量消耗了各自資源和力量，妨礙了社會文化進步，但黎族退入山區以後，那裡“土沃煙稠，與在外民鄕無異，……外人不能恒人，故諸僚得以負固為患”。即黎族文化能相對獨立地在山區獲得保存和振興，而漢文化也在五指山邊緣以外發展起來。這個環形文化鋒面接觸地帶，保護了各自文化的存在和發展，為海南多元文化共存奠定了基礎。又無論是本土文化還是外來文化，都需要相互採借，取長補短，才能在島上繁榮生長。例如黎族需要漢族農業技術、敎育文化、魚鹽和其他手工藝品，如誌稱“熟黎風俗頗依漢人，亦能延師敎讀，漸歸禮讓之風”。而漢族也要學習黎人適應熱帶環境的生存本領，如食用檳榔以驅除瘴氣等。元代流落崖州的黄道婆向黎人學得一手紡織技術，推動江浙一帶紡織業發展起來，至今仍被傳為漢黎文化結合的一樁佳話。又有唐代貶海南宰相李德裕子孫化為黎人傳說，雖然這大有可議之處，但不管怎樣，它也反映了漢黎文化的融洽。據1932年統計，瓊山縣有佛敎徒約3000人，道敎徒4597人。1939年海南敎區有天主敎徒近2000人，抗戰前有基督敎徒1000多人。這些不同宗敎徒人數相差並不懸殊，加上形形色色原始崇拜的存在，實為島上多種宗敎文化兼容的一個縮影。
4、海南文化的山地性
海南中南部五指山高聳，呈圈層狀地形格局，佔地廣大的少數民族主要分佈在山區。從文化最基本含義即土地利用或耕耘而言，山地開發利用無疑是島上最主要的文化景觀。早在漢代，土著居民即開墾山地，種植棉花、水旱稻和各種雜糧。也大面積砍伐森林，實行刀耕火種。唐李德裕貶崖州（在今瓊山一帶），留下“五月畲田收火米”詩句，當是刀耕火種最直接的文字說明。宋代以降這類記載漸多，蘇東坡在描述海南農事活動中，有“播厥熏木，腐餘是穡”之語，並說“海南以薯米為糧，幾米之十六”，儋州“土人頓頓食薯蕷”，應是大面積利用坡地見證。明代海南梯田面積大增，山地開發進入一個新階段。顧角按其灌溉狀況，分為“泉源田”、“近江田”和“遠江田”三種，它們熟制、產量不一，為山區稻作文化代表。晚明菸草、玉米等作物傳入，無論黎漢族都廣為種植，成為山區土地利用一個新方向。清代“惠潮人入黎者，多於坡地種煙，黎人頗用之”。直到民國以前，海南煙主要產於黎區，後來才漸次推廣全島，並與其他作物一起，成為山區主要農業文化景觀。
在山地利用基礎上形成精神文化也成為少數民族精神文化主體。黎族篤信神靈，自然崇拜對象有掌管作物豐歉的地鬼、職管狩獵的山鬼、統攝河裡活動的水鬼、具有驅邪趕鬼法力的石頭鬼，以及牛、蛇、猴、鼠、蟲、龍、魚、蚊、鷄、狗、羊等動物鬼。這些崇拜對象及其方式都離不開山區地理環境，其中作為黎族圗騰崇拜的有蛇、龍（魚）、狗、鳥、蛙、牛、猫等動物圗騰，以及木棉、芭蕉、番薯、葫蘆瓜等植物圗騰為題材展開，成為至為觸目的文化景觀。例如在黎族婦女染織的刺綉圗案中，即有龍、馬、蛇、牛、鹿、龜、猫、甘工鳥、斑鳩、水蟲、鼠、羊、黄猄、犬、熊、蟹、蜈蚣等，反映山區環境與這些動物圗騰有不可分割的文化關係。
5、海南文化的海洋性
海南週邊臨海環境，寬廣海域，眾多港灣和灘涂，成為人類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和空間的舞台，無論海洋農業文化還是海洋商業文化都在海南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
黎族一支侾黎，今居五指山四周，但據考他們祖先是從大陸渡海入瓊的，先居海濱，進入山區後仍保持竹架船形屋，在衣服上刺綉魚、蚧等原始圗騰圗案，從中折射出海洋文化的光輝。漢初海南歸入中央王朝版圗，島上建立珠崖、紫貝、玳瑁等郡縣即以海產命名，說明人們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漢人到來，尤其是宋元大批閩潮人入居，進一步擴大和加強海洋文化在島上傳播。元朝至元年間（1280—1294年）在瓊山豐義地區即今南渡江河口一帶，曾動員有田之民參加築堤，建成各種水利工程18處，成熟田千餘頃。這自然是圍墾灘涂、爭取耕地的成果。唐代瓊州、振州即有鹽場，宋元因之，明洪武二年（1369年）成立海北鹽課提舉司，下轄瓊雷14個鹽場，其中在島上的有文昌陳村樂會場、臨高三村馬裊場，儋州博頓蘭馨場，萬州新安場，瓊山大、小英感恩場，崖州臨川場等。海洋漁業向為海南重要產業。明王佐《瓊台外記》載，明代海南漁民已遠至南沙群島海域從事漁業生產，其稱“（萬）州長沙、石塘、環海之地，一遇鐵颶挾潮，漫GFEC3屋田，則利害於中民矣”。19世紀以來，更多的海南漁民利用季風下南沙捕海龜，撿海參，拾海螺，割牡蠣，在島上種植椰子樹，挖水井，築草棚、地窖，建廟宇等，皆為海南海洋文化發展的佐證。
海南位處我國海上絲綢之路要衝，海南也由此充分享有以它為載體的海洋文明。據《漢書·地理誌》載，漢初中國官員、譯者即從徐聞、合浦港始航，經北部灣至東南亞及印度洋沿岸諸國。三國以後，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海南東部海域成為直下東南亞的通道之一。宋代以後，循海入瓊的閩潮人數大增，為海南文化注入新的養分和活力，海南海洋商業文化自此進入一個嶄新發展階段。首先是海上貿易興盛一時，“瓊人以檳榔為命，……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又市舶門曰，非檳榔之利，不能為此一州也”。明代，海南“諸州縣亦皆以檳榔為業，出售於東西兩粤者十之三，於交趾、扶南者十之七”。檳榔之利實為海洋商業之利。明代全島興起不少港口，據萬曆《瓊州府誌》載，即有文昌鋪前港、清瀾港，會同（今瓊海）馮家港，儋州黄家港、田頭港、南灘港、大村港、大員港、小員港、干冲港、昌化（今昌江）烏泥港、沙川港、英潮港、南港、萬州（今萬寧）港門港、南港、小渡港、陵水水口港、桐棲港、崖州大疍港、畢潭港、望樓港、臨川港、感恩（今東方）北黎港、小南港、大南港等。假道這些港口舶賣的“瓊貨”，除檳榔以外，尚有香料、椰子、花藤、牛只等。清代廣州有著名的十三行，據《廣東新語·貨語》說是源於瓊貨買賣的地方，因清代海南設有13個州縣之故。二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域外文化流佈島上，並被融合為海南文化一部分。宋代以降，先後有回民從占城等地漂流至今三亞、儋州、瓊山、萬寧等地，他們被稱之為“番民”。宋趙汝適《諸蕃誌》海南條記萬安軍城東有舶主都綱廟，往來船舶必祭後才離去，後道光《瓊州府誌》和《萬州誌》均記萬安州東北三十五里蓮塘港門有昭應廟，上立番神，祭時忌用猪肉，當係阿拉伯回民所建。自此，伊斯蘭文化融入海南文化。
唐代，佛敎從海上傳入海南。唐天寳七年（748年）鑒眞和尚流落海南，曾應當地官員之請，主持重修振州大雲寺和崖州開元寺，可知佛敎在島上已相當流行。宋代萬寧東山嶺被開闢為海南第一禪林，此前鑒眞曾在嶺上潮音寺升帳講經。明清佛敎在島上蔚為風氣，據道光《瓊州府誌·建置》載，全島有寺院86座。儋縣一帶，“舊俗尚佛，相襲為佛會……大村大會，小村小會，各以相類相賽，不可勝數。……鄕無老壯，時以佛為事，每鄕立一廟或二、三廟，最為嚴整。子弟從幼俱知隨父兄從事於佛，雖有明秀之姿，亦格於習俗，而不知重學”。大抵至民初，這種尚佛風氣沒有多少改變。
天主敎從海上傳入海南僅稍晚於傳入肇慶。明崇禎三年（1630年）葡萄牙傳敎士彼尼在瓊山縣城陳氏宗祠設立天主堂，為天主敎傳入海南之始。此後，在定安、海口等地也有敎堂之設。清初，西方敎士紛紛進入島上活動，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海南敎徒上升到5000多人，達到歷史鼎盛時期。而基督敎勢力在鴉片戰爭以後迅速深入海南，光緖七年（1881年）在瓊山縣城吴氏宗祠建立第一個佈道所，不久傳播島内各地。抗戰前，島上敎徒僅有1000多人，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已發展到8000多人。西方宗敎在鴉片戰爭前在大陸發展有限，而在海南卻相對較快，當與它的海島地位和海上交通方便有關。
鴉片戰爭以後，瓊州（海口）開埠，大批華工移居海外謀生。據有關統計，1902—1907年，遷往新加坡和暹羅（泰國）兩地平均每年達2.7萬人。民國以後出洋蔚為風氣。民國十年（1921年）為1.8萬人，十六年（1927年）為4.8萬人。1934年作過調查，在我國僑居南洋的620萬華僑中，海南籍的約有35萬人，佔5.7%，在廣東僅次於廣府系、潮州系和客家系華僑，海南由此成為我國著名的僑鄕之一。華僑文化作為海南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也同時形成。近代海南不斷從海外引入橡膠、咖啡、可可、油棕、海島棉、木薯等新作物品種，並推廣到大陸，這是海南愛國華僑的一項重要貢獻，也是華僑文化參與海南文化結出的豐碩之果。
沿海的海南人耕海為生，閩潮人到來，更將海神崇拜風俗帶來島上，故海南媽祖（天妃、天后）廟甚多。嘉靖《瓊州府誌》曰：“今渡海往來者，官必告廟行禮，而民必祭卜方行”。誌載天后廟在崖州有6座，儋縣有4座，其他州縣難以歷數，因海南四周多港灣之故。每逢媽祖誕日（一般為農歷三月二十三日）島上多有游神、演戲等活動，定安縣這天“各會首設慶醮，或請神像出遊，謂之‘保境’”。反映媽祖作為勇敢、正義、無畏的化身，有涉波履險、熱愛公益、濟世救民的美德，正是海南人勇於開拓、冒險、進取的海南文化精神的表現。
六、海南文化的開疆性
海南自漢初歸入中央王朝疆域版圗以後，雖然歷史上也有過由島上土著民族自理狀態，例如從東漢到蕭梁約580多年，海南基本無行政建制，但中央王朝大部分時間沒有放棄對海南的開發經營。伴隨這一過程而發生的在海南邊疆傳播的漢文化，被稱為“開疆文化”。它有利於改變邊疆地區的落後狀態，促進社會經濟進步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一種先進的文化形態，也是海南文化特質之一。
如果視黎族為海南土著居民，則佔全島人口絕大部分的漢族是各個歷史時期從大陸移居島上。這一過程，一方面是大陸文化在島上傳播和空間佔用過程，另一方面也是黎族不斷漢化的過程，其結果是使漢文化成為海南文化的主體。海南社會經濟進步與大陸文化在島上傳播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海南歷史也是漢黎各族人民開拓邊疆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南文化是一種開疆文化。
在古代有關海南文獻中，往往把它稱為“夷”、“蠻”、“蕃”等，置之於“化外”、“外徼”之列，因而成為朝廷處置政敵和罪犯的場所。這個被稱之為“流寓人物”的群體，有的是曾身居高位、文韜武略的著名朝臣，有的則是在黨爭中敗北的政治家，有些人本來就是飽學之士，但因各種原因捲入政治漩渦而流放海南。據諸史統計，歷代流寓海南人物中，六部尚書以上有50多人，宰相以上有21人，包括唐代李德裕、韋執誼，宋代胡銓、趙鼎、李光、李綱、丁謂、盧多遜，以及蘇東坡等文化名人。他們的到來，像群星隕落夜空一樣，照亮了文化荒凉的海南大地。他們在當地興敎辦學，改革陋習，推廣漢文化，功不可沒。例如海南歷史上第一位舉人姜唐佐就是蘇東坡的的學生。他還在儋州推廣漢語，後來形成一種夾有四川口音的儋州方言，稱“軍話”或“東坡話”。後人評說“宋蘇文忠公之謫儋耳，講學明道，敎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海口“五公祠”、儋縣“載酒堂”（即東坡書院）、崖州水南村“盛德堂”等，都是開疆文化在海南傳播的歷史見證，至今仍為遊人仰止。
新中國成立以後，海南掀起過多次以發展橡膠事業為主的開發高潮，為此建立了上百個農林場，有來自全國除台灣省以外29個省區約100萬移民在島上安家落戶。這支勞動大軍所帶來的不同地域文化，對海南文化發展有重要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也是開疆文化在現代的表現和傳播形式。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批知青下放海南，同樣是一種性質相同的文化轉移。1988年海南建省，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全國成千上萬有志之士前來，出現過“十萬人才過海峽”高潮，實際上也是現代開疆文化進軍海南的結果。
7、海南文化的滯後性
偏遠的地理區位，惡劣的自然環境，使海南歷史上長期處於落後狀態，許多誌書中都說：“當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為仕宦畏途”。李德裕貶崖州，有“天涯在何處，生渡鬼門關”之嘆。鑒眞和尚在寧遠河口被漢商告知“此間人物吃人”。甚至像蘇東坡那樣心懷曠達的人，其筆下有海南“瘴癘交攻”，“魃魅逢迎”，“九死南荒”等語，甚至表示“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大有談虎色變之慨。從宋代開始形成沿海漢族，中心山區“生黎”，介於兩者之間“熟黎”三個層次的文化分佈地帶，保持到近代，顯示佔地廣大的山區文化非常落後，即使沿海漢族擁有先進文化，也未能在整體上改變海南文化滯後局面。以廣東歷代察科舉人才籍貫分佈比較，宋代全省有察舉、鄕貢、進士共993人，海南僅為55人，佔5.5%，遜於粤北、粤中、西江和粤東地區；明代全省同類人才共7929人，海南為677人，佔8.5%，居全省第三位，是海南文化興盛時期，被譽為“海外衣冠盛事”，“鼎臣繼出，名滿神州”，以海瑞、丘濬為代表的著名人物的產生就是漢文化傳入海南的結晶。但到清代，在全省6192個同類人才中，海南僅為149人，佔2.4%，居全省各地區之末。其他如清代海南學校、地方誌數量和文獻作者地籍分佈比例，海南都排在後幾位之列，從側面反映海南文化滯後狀況。至五指山腹地，在新中國成立初還保留原始公社合畝制殘餘、結繩記事、瘟疫流行，更顯示其文化原始、落後。
8、海南文化的務實性
面對嚴酷大自然和波濤汹湧的大海，海南人無論是漢族還是黎、苗族，首先是求生存、圗發展，從而造就了面對、正視現實，謀取當前利益，頑強地與一切困難、災害作鬥爭的性格。誌稱海南人“樵牧漁獵，家自耕植，田無傭佃，安土重遷，不事遠販”。在社會交往中，以坦誠、忠實、耿直相待，缺少商業社會那種欺詐、圓滑風氣。許多文獻說黎人“慎許可，重契約，猶有太古淳樸之遺風”，“與貿易，不欺，亦不受人欺；與人信則如至親，借貸不吝”。清代有詩讚島上風氣“土風猶是傳鄒魯，民俗依然似越甌”。而海南多“颶風之虞”，“春常苦旱，涉夏方雨”等自然災害，又使古代生產力低下之百姓深感生活艱難困苦，一切都從實際出發，求得與環境和諧和起碼生活保障，故務實成為海南文化一個顯著特徵。
二、海南文化地域類型
海南文化既有深厚的土著文化基因，但更多的是深受大陸文化影響，特别是閩潮和雷州半島文化，即福佬文化的影響，相互間頗多共同文化特質。例如黎族舊稱俚族，有一部分是從雷州半島遷來的，瓊雷方誌都稱當地人呼山嶺為“黎”，故“黎人”即山裡的人。而無論海南還是雷州半島的漢人主要來自福建和潮汕，這已有大量歷史文獻、族譜、家乘、風俗、地名等為證。雷州話和海南話同閩南語系統，是它的一個分支，兩者猶如兄弟關係。在風俗文化方面，瓊雷也有許多共性，例如都崇拜海神媽祖，崇拜雷神，另也崇拜狗、蛇等圗騰。
在物質文化方面，瓊雷同屬熱帶地區，土地利用方式、作物栽培及其組合與景觀具有很多共同性。例如橡膠、椰子、檳榔、胡椒等熱帶作物，以及稻、薯雜糧等都有大面積分佈，惟結實程度有所差異。在海洋資源和空間利用上，兩地皆以耕海和海上貿易為主要謀生手段，海洋農業和商業文化將它們溝通起來。
在外來文化影響方面，瓊雷歷史上都是流寓人物居地，海口五公祠和雷州西湖十賢祠，都是開疆文化留下憑證。
由於以上文化上的共性，在廣東文化區劃上，兩地同屬“瓊雷漢黎苗文化區”，其中又分“瓊雷漢文化亞區”和“五指山黎苗文化亞區”。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種分區，認為雷州半島和海南島應各自成一個文化區，這自有其道理，但不屬本文討論範圍。
三、海南文化歷史地位
海南文化產生於我國第二大島，作為一種海島文化，它在我國區域文化體系中所佔有的特殊地位是無可替代的。特别是海南文化的熱帶性，比台灣更加典型，故更具有不同尋常的地域文化意義。
海南扼南海交通要衝，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它在吸收域外文化和傳播中華文化方面處於十分顯要的地位。歷史上如此，在21世紀海洋時代，在全球經濟和空間一體化潮流中，民族和地區間文化差異既不可能消失，反而會顯得突出。在這種形勢下，海南文化傳播的區位優勢將日益表現出來。
海南文化有其滯後的一面，因而能保留許多在大陸消失的文化現象，包括黎族一些生產方式、生產工具、風俗、歌謠、神話、傳說等，特别是黎族“無文字文化”仍有許多未解之謎，是一片有待開發的文化處女地，這對研究人類文化發生、發展的歷史，文明進步規律等都有重要意義。海南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一塊保留地，在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和文化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價值必將得到進一步發掘和整理。
海南文化也是我國旅遊文化一塊處女地。除了熱帶山川和海洋風貌以外，海南歷史人文景觀蘊含豐富旅遊價值，包括黎苗回等少數民族風情、海洋文化資源等，都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幷且它們的價值是無可取代的。在人類追求返璞歸眞、時興生態旅遊和海洋旅遊時代，海南文化將產生無窮魅力，提供寬廣的天地。
（作者：司徒尚紀 原載周偉民主編《瓊粤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
